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
一、开放是推动发展的核心动力
开放是经济增长的基石，其本质在于通过劳动分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农业社会的自给自足导致GDP水平长期停滞，而工业革命催生的劳动分工理论则直接推动了全球化进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分工理论指出，专业化生产能显著提升效率；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进一步阐明，开放条件下各国可通过发挥自身禀赋实现共赢。从生物进化视角看，封闭环境（如原始部落近亲通婚）会导致遗传多样性下降，而开放交流则促进智力与文明的持续进步。因此，开放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文明演进的内在要求。
二、英美现代化进程中的单边开放逻辑
发达国家的发展史揭示了一个共性特征：单边开放是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英国作为首个工业化国家，通过"有条件单边开放"策略构建了全球贸易网络；美国虽在教科书中强调对等开放，但实践中始终以单边开放为主导。这种开放模式的三大支柱包括：
1. 人才系统开放性：美国通过移民政策构建全球人才高地，硅谷2/3的独角兽企业由移民创立，冷战期间对苏联人才的争夺更凸显其战略意义；
2. 企业系统开放性：美国企业体系对全球资本与技术保持持续吸引力，发展中国家优秀企业家群体持续向美集聚；
3. 金融系统开放性：通过开放金融市场吸引全球资本与技术，形成"资本-技术-人才"的正向循环。
三、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单边开放经验
中国现代化进程同样遵循单边开放逻辑：
- 初始开放阶段：1980年代通过"引进外资"实现资本积累，本质是单边开放；
- 制度接轨阶段：1990年代加入WTO时主动修订1万余项法规，体现制度型开放；
- 现代开放形态：上海进博会等举措通过单边开放构建合作平台，避免对等谈判的政治化风险。
当前国际格局下，中国需摒弃对等开放幻想，坚持单边开放战略。这不仅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应对全球技术竞争与地缘压力的必然选择。
四、我们追求更高层次的开放，亟需更大胆魄的单边开放举措。
当下，我们正置身于一个世纪难遇的历史转折点，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现代化的浪潮与国际全球化的洪流汇聚一堂，同向而行，彼此增益、交相辉映，铸就了我们奇迹般的发展速度——四十年间，我们跨越了西方百年的征程。而今，西方世界民族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暗流涌动，面对如此局势，我们该何去何从？答案是坚定不移地推进单边开放，即便美西方紧闭大门，我们也要主动叩响他们的心扉。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之路漫长且坎坷，欧盟会议的认可或许遥遥无期，五年、十年乃至十五年皆有可能。然而，时不我待，我们必须先行一步。近期，中国政府对英、法、德、马来西亚等多国实施免签政策，便是单边开放的一缕曙光，我们期盼更多领域能沐浴这开放的春风。
美国热衷于编织同盟之网，而中国则以单边开放为剑，直指其同盟体系的软肋。无论是“脱欧”还是“脱西”，皆是意识形态的博弈，而我们则以市场为舵，资本为帆，遵循科学的逻辑，扬帆远航。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资本的流向便是机遇的所在，我们无需畏惧，勇往直前。近日，美国科学家联名反对中美科技脱钩，事实上，中国科学家与工程师对美国的发展亦贡献卓著。尤其是在大湾区，横琴、前海、南沙等地，正涌动着创新的浪潮。
倘若我们拒绝单边开放，必将面临诸多困境。当下的话语体系虽看似开放，但微观层面仍存诸多壁垒，亟需拆除。有人鼓吹替代战略，视“卡脖子”为机遇，企业界亦不乏欢腾之声。然而，此等狭隘思维不可取，拉美数十年的替代战略已证明其失败，唯有出口导向型经济方能成就辉煌，如日本及亚洲“四小龙”所展现的那样。
面对美国的“卡脖子”，我们虽已启动举国体制，但这是一种新型举国体制，绝非昔日苏联式的闭门造车。我们要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以更加广阔的胸襟，迎接世界的挑战与机遇。单边开放，不仅是对外的姿态，更是内心的自信与强大。，不仅是对外的姿态，更是内心的自信与强大。
尚有一条至关紧要之事，自党的二十大以来，我们矢志不渝地倡导的，乃是一种制度性的开放——那是一种规则之网、标准之尺、管理之舵的全面敞开。目标已然在前，犹如璀璨星辰，引领着我们前行；然而，通往这制度开放的坦途又该如何铺就？
我思忖着，这制度开放，非但是引领中国驶向高质量发展蓝海的风帆，更是铸就中国梦、将中国锻造成屹立世界之巅强国的独木桥，且是唯一的通途。它宛如一条蜿蜒的河流，滋养着国家的每一寸土地，让发展的种子在规则的沃土中生根发芽，绽放出绚烂的花朵。
在这条道路上，规则是那坚实的基石，奠定着开放的基础；标准是那精准的标尺，丈量着进步的步伐；管理则是那稳健的舵手，引领着航行的方向。唯有这三者并驾齐驱，方能携手共赴那光辉的未来，让中国梦的蓝图在世界的舞台上熠熠生辉。
源于：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
本文选自《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季刊）2023年第4期
内容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在2023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平行研讨会——“中国更高水平开放与经济全球化的未来”上发表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