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光文学系列讲座第二十六讲

顾月华（整理与总结）

2021年9月30日星期四晚上，由顾月华策划、由北美中文作家协会、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皇后区图书馆新移民服务部联合举办，由陈曦、纽约桃花、南希、应帆和顾月华为主的工作团队，在云会隆重推出：极光系列的第二十六道极光。本次这次讲座由方丽娜担任主讲人，江岚是主持人，另外两位嘉宾是安静和李浩。

作为极光文学系列的策划者与创办人顾月华，向大家致谢，並且隆重介绍方丽娜是欧洲华文作家第一位登上极光讲坛的主讲人，她非但有资格代表欧洲的优秀作家，在2010年春天作为鲁迅文学院吸收的第一个海外学子，参加了鲁院第十三届作家高级研讨班的学习。她在2016年作为9位海外特邀嘉宾作家之一参加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会议。在2019年7月25号，CCTVA央视国际频道华人世界栏目播出：华人作家方丽娜的故事。因此我们极光文学感到非常荣幸，希望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场讲座，能让方丽娜的文学作品在海外得到更好的交流和传播。

今天的主持人是江岚博士，她曾经策划并编著“新世纪海外女作家丛书”十二册，等多种图书，今天在场的很多女作家都在此列，包括我和方丽娜，陈瑞琳等，她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才女，尤其在古典文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

江岚：古典文学博士。任教于美国，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汉语教学与教师培养、中国古典文学域外英译与传播、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北美中文作家协会”理事会理事、副会长兼外联部主任，加拿大女作家协会顾问，纽约女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短篇小说集《故事中的女人》（北京，2009）；长篇小说《合欢牡丹》。

她首先介绍了方丽娜：她祖籍河南商丘，现居奥地利维也纳，欧洲华文笔会会长。毕业于商丘师院英语系，奥地利多瑙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作家高研班学员。作品发表和转载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北京文学》《十月》《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著有小说集《夜蝴蝶》《蝴蝶飞过的村庄》，散文集《蓝色乡愁》《远方有诗意》等。代表作“蝴蝶三部曲”。

方丽娜的演讲，题目是：以悲剧力量，托起人性之重

主要谈五个方面：

她为什么由散文转向小说创作？ 

她的小说创作始于2010年，虽然之前写了不少散文如《云中漫步》《我行万里嫂担忧》《阿尔卑斯圆梦时》等， 在《走在两伊边界》中，留下了一些佳句：“几天来，我们的车子碾过伊朗北部的荒原大漠，碾过八千年历史的苏萨古城，碾过卡伦河畔的石油重镇阿瓦兹，而这一刻，时空的坐标，正指向这条令人闻风丧胆的两伊边界。月亮的清辉，烘托出沙漠的沉寂，土黄色的古堡，在犬牙交错的山谷间，飘忽而诡异，如同《天方夜谭》里的魅影。”

2010年方丽娜有幸走进鲁迅文学院，与全国各地50多位专业作家共同度过了四个多月的时光，学习、领悟，而后大量阅读、沉淀和思考中，重新确立了她的创作方向。她说散文是溪流，是湖泊，而小说是海洋，是天空，寥廓无垠，深不可测，并且可以让她插上翅膀，带着读者任意翱翔。

她初期创作主题，以跨国婚恋和文化冲撞为题材。所有的对抗，归根结底都是文化的对抗。跨国婚姻中的男女，从各自的文化背景中抽离出来，融入到另一种陌生的习俗与日常，朝夕相处，摩擦冲撞，必定火花四溅。多少跨国婚姻在日复一日的细水长流中，破绽百出，轰然倒塌，纷纷扰扰的恩怨道尽了中西伦理的文化冲突。

现阶段创作主题：由跨国婚恋和文化冲撞，过渡到呈现和挖掘海内外底层女性的生存困境、情感困惑，以及不同国度、不同境遇之下人性的走向与裂变。这个世界向来是繁华与阴暗同在，温暖与凄凉并存，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这一段时期的小说主要发表于下列纯文学杂志，并收入2016和2019年出版的小说集《蝴蝶飞过的村庄》和《夜蝴蝶》。

她的主要小说有《麦克的女生》《陌生的情人》《花粉》《蝴蝶飞过的村庄》

《归国清单》《不戴戒指的女人》《姐姐的婚事》《情困布鲁塞尔》《斯特拉斯堡之恋》《夜蝴蝶》《魔笛》《蝴蝶坊》《男人的咖啡》。

关于“蝴蝶三部曲”与小人物身上的悲剧色彩

方丽娜在20年前看到过一件杀人案件，形成它写了中篇小说《夜蝴蝶》（刊于《人民文学》2018.3）它是以发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河南西部矿山的一起少女凶杀案为素材创作的。矿区沟壑纵横，苍凉闭塞而贫瘠。那个时候她一名大学生，多次翻山越岭到豫西的山沟里去看望姐姐一家。当地一个18岁的少女以残忍手段杀了她的同伴，而她自己后来被枪毙，那无可挑剔的容貌被打得面目全非，作者方丽娜看到了她倒在枪口下的惨状，那种撕裂感一直如影随形，小说《夜蝴蝶》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促成的。她用了近四万字的篇幅，不仅仅呈现和揭示了故事是如何发生的，同时也告诉读者它为什么会发生?

《夜蝴蝶》中女主人公陆雪，在被押送刑场时的一段：一阵骚动过后，陆雪似乎意识到最后时刻的来临，她抬起头，放眼四望。光线暗淡的远方起了一阵风，波涛似地汹涌而来，呼啸着卷起尘土，在人潮之上形成一个漩涡。陆雪的目光，落在一位顶着碎花头巾的村妇身上，因为常年劳作，村妇的脸膛成了红褐色，在阳光下明晃晃的。假如有来生，陆雪情愿成为这样一个女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俗世烟火中听鸡鸣狗吠，与黄昏中的男人演绎相遇、相爱与相守的平凡人生。

《夜蝴蝶》的发表引起了众多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评论家樊洛平老师在《方丽娜小说中的情感色彩》中写道：在这个人性与精神集体塌方、混乱愚昧的无序世界里，有着洁白无暇名字的陆雪，却以她如同夜色中狂舞的蝴蝶，以暴力以恶制造了生命的黑风景，毁灭了他人，也葬送了自己。美与丑、善与恶之间的巨大翻转，最终以生命的悲剧而告终。

评论家王红旗老师在《用“乡愁”记忆追寻人类精神生态流变——从方丽娜的小说谈起》中写道：《夜蝴蝶》如同一口深井，挖掘出封闭与开放、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在个体生命深处与生存世界意识流里惊心动魄的博弈。这不只是个体人的精神困境，也不只是函镇的精神困境，而是全人类的精神困境。（刊发于《名作欣赏》）

评论家安静有关小说的创作手法和特色所述：《夜蝴蝶》带有“泛哥特式”小说的诡异色彩，传说、惊悚、梦境、情杀、破败……将哥特式的西方背景移到了中国“函镇”。

她的另一篇中篇小说《蝴蝶坊》（刊于《作品》2021世界文学栏目），是由十多年前发生在维也纳的一桩华人凶杀案引发的。两个东北妓女，在维也纳繁华街头，合伙经营一家按摩店，其中的一个杀了另一个。写作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方丽娜：一是她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二是为何流落海外的这个群体的女性几乎都来自东北？一方面悲叹于秋月们的命运，另一方面追寻其悲剧产生的必然。

方丽娜感慨这群落脚于维也纳“蝴蝶坊”中的风尘女子，“像一群凋零的蝴蝶，为了生存、居留和身份苦苦挣扎于红尘之中，用身体和尊严换取生存的优越与孩子的前途，背后的人性沉沦及其无法逆转的命运，令人震撼，发人深思。因此经过了多年的观察、探访与思索后，她发现她们的人生轨迹、辛酸经历和背水一战的命运中，实际上折射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的历史渊源和社会问题。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大潮中，东北国企下岗的众多女工，为求生存而远走他乡，从东北到莫斯科到巴黎再到维也纳，甚至到纽约的法拉盛，不得已而沦落风尘。”

《蝴蝶坊》主人公秋月，回家乡探亲之后再次出走的一幕中，方丽娜这样描写：“天上不知不觉地飘起了雪花，空气中浸透了彻骨的寒意。秋月定定地围着房子看了一圈，最后眼睛一闭，掀开帘子迈出了脚步。当初，她正是怀着简单的梦想和追求走出家门的，也不知为什么，走着走着却变了样。”

——中篇小说《蝴蝶坊》

方丽娜认为作家的责任不仅在于呈现一个好看的故事，还在于挖掘和追问其人物命运产生的根源和社会因素。就文学创作而言，作家的使命不是解决问题，但是作者有一个鲜明的立场。毫无疑问，杀人是人性恶的释放，罪不可赦。而促使主人公铤而走险的动因，就像她们当初离乡背井四处辗转，最终沦为异国土地上的卖身者一样，背后的因素惊心动魄。也许这些触发和激起人性阴暗面的原因，更值得世人关注和思考。她的论点是很有价值的。评论家陈瑞琳说，方丽娜的批判现实主义和深入自省的悲剧意识，让她的作品具有了高拔、脱尘和醒目的艺术气质。

方丽娜分享她的写作过程中，习惯于顺从人性的自然，人伦的逻辑。所谓人物带着情节走。每一部文学作品中，都隐含着作者的诉求。我希望以文学的形式，借助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叩问良知，惊醒世人。这个世界，归根结底是爱的问题，如果“陆雪”和“秋月”们所处的环境，充满了爱恋、希望和温情，这些悲剧还会发生吗？

方丽娜为什么对悲剧情有独钟？

首先是她早期生活的磨砺，她10岁前父母相继病逝，家徒四壁，她最鲜明的记忆是一日三餐有饭吃，晚上有地方睡，能按时走进课堂读书，就是我童年时光里最大的满足。“父亲一年四季在街上拉货，夏天的毒日头，把他的后背晒成了一张鳄鱼皮。十冬腊月，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父亲弯腰垂首，顶着风在街上一小步一小步地挪动。冬季的一天，父亲让我去跟他推车，我一面推，一面从旁边望上去，父亲的山羊胡子在风雪中凝结在一起，冰棍似的，在他的嘴巴下晃来晃去。——中篇小说《姐姐的婚事》

海明威说，作家成长的条件是不幸的童年。从写作者角度来讲，方丽娜是幸运的，因为苦难的生活，是文学最丰富的矿藏。正是早期的生存艰难，和对贫苦无助的切身体味，滋养了作者的文学土壤，也决定了她的情感基调和创作底色。

其次是受到经典悲剧的魅力与熏陶，《药》《祝福》《伤逝》《故乡》《活着》等等，一系列富有悲剧底蕴的文学作品，以及众多世界名著中的经典悲剧，都对她构成不可磨灭的影响。包括这些卑微的小人物身上的那种无助、无奈和无力，以及无法摆脱的宿命般的悲剧命运。

她说了一句有份量的话：“文学作品中的悲剧气息，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却蕴含着撼人心魄的力量！悲剧之所以成为悲剧，不只在于悲剧本身，还在于其发生的必然性。”

她迷恋小人物身上的悲剧色彩，并且对悲剧情有独钟，她总结了因为悲剧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一面镜子，那种状态是我们生命中的一种真实存在。正是这些人物的普通、平常和无处不在，才更具有代表性，在感情上离我很近，很真实，写起来得心应手。

文学是弱者的伟业，

方丽娜认为悲剧体现的是普世价值，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倾心的文学领地，以及独有的精神气质。对小人物命运的追述，蕴含着她对文学终极价值和意义的理解。下面直接摘录她的言论：“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说：世界本身是虚无和荒谬的，人生注定是悲惨的。这个世界缺少理性，缺少秩序，诸神的无情，命运的戏弄，频繁的战争，残酷的现实，是这个世界的常态和底色。只有通过艺术的方式加以表现，这个世界才变得合理，而有意义。悲剧体现的是普世价值，这也是悲剧的核心价值。这个世界没有一块净土，也不存在完美的人生。所谓：万物皆有裂缝。悲剧，是对人生价值的粗暴否定，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评论家陈晓明说：文学中的弱者构成最为感人的艺术形象。这个时代我们都在拼，都在奋斗，都在追求，但最后，我们的内心要回荡着一种柔软的东西，一种弱的东西。文学在表达这种东西的时候，它的情感、语言、趣味和意境特别能打动人心，特别能体现文学的品质和本质。”

“人生的悲苦在美的泯灭、情的落空中，常常弥漫出强烈的死亡意识。悲剧往往最彻底、最冷静、最深沉地爆发出一种人性的力量，感动和激荡之余，唤起读者至深的同情和悲悯，从而肯定生命的尊严，弘扬的，恰恰是积极的人生。”

最后，说到底，文学不是把人引向深渊，而是带给人希望

方丽娜欣赏并迷恋悲剧艺术中深刻的理性，深沉的基调，以及它带给人的启发和力量，但她本人不是一个悲观的人，相反她是一个非常乐观和阳光的人，也是一个离现实特别近的人，无论行为，还是思想。因此她的一系列小说，是温暖与悲凉并存，是绝望拯救中的一抹亮色，在挣扎中实现与苦难命运的和解。

方丽娜的中篇小说《蝴蝶飞过的村庄》（发于《十月》2015），抒写两位远嫁德国莱茵河畔深山老林里的中国女性，在经受了情感困惑和生活洗礼之后，主人公在田园诗般的黑森林中找到了希望，获得了平衡，如蝴蝶般自在飞舞，从而呈现出“蝴蝶系列”中的一抹亮色。“圣诞节一过，春天也就快了。以旋心里的憧憬如蝴蝶翩跹，擦着花朵与草尖翻飞。一只带斑点的褐色蝴蝶，云彩似地坠落在一棵颜色与它相仿的鳞状杉树皮上，在晚霞和阴影的笼罩下，以旋几乎察觉不到它的存在。她轻快地走上山坡，俯瞰莱茵河水。雪岩碧立，波光帆影，尽收眼底。以旋心里的田园风光，随莱茵河一波一波的细浪缓缓升起。”——中篇小说《蝴蝶飞过的村庄》

樊洛平老师针对她小说中的暖色，曾这样写道：方丽娜小说中的结尾情形，并非作者刻意添加的“光明的尾巴”，也不是小说预设的情节模式，而是她沉浸在笔下人物的命运歌哭，从心里自然流淌出来的人生走向和性格抉择。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救赎，在无神论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她，其生命哲学的自信，更多来自于生命本身和内心的觉悟，而不是外在的宗教信仰。如同三毛所言：“没有舟子可以渡人，只有自渡。”长期以来作者方丽娜与读者和评论家老师之间，培养出一种美学上的认同和默契。

“蝴蝶”意向与悲剧暗示

也许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力量，方丽娜在若干小说中，不自觉地嵌入了蝴蝶意向。她说：“蝴蝶自由、美丽、无拘无束，却又飘忽不定，恰似女人的命运。中国传统美学意义上，蝴蝶是灵魂的象征，具有庄周梦蝶的超然洒脱，以及自然界化茧为蝶的升华之美。在古希腊神话中，蝴蝶即爱神丘彼特·普绪赫，而与蝴蝶共同寄存的另一层含义，是“灵魂”。蝴蝶在痛苦的蜕变中所拥有的美丽、轻灵，正是人类灵魂的写照，一种高层次的精神象征。在基督教艺术中，蝴蝶具有灵魂复活的寓意。荣格说：每一个意象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我们祖先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与悲哀的残余，蝴蝶，正是凝聚了这些残余的碎片。”

但是有时候蝴蝶成为灵魂的异化，欲望的迷失，可怕而致命的诱惑。夜间出没的蝴蝶，如魔鬼附体，成为具有杀伤力的黑色力量，带着阴郁而绝望的气息，弥漫着死亡和悲剧色彩，折射出人类颓废堕落的精神困境，可谓“致命的隐喻”。

方丽娜写作的过程，作了精辟的总结：“是与自己对话，与人物对话，与世界对话。以文学的形式，将个体经验跟这个世界的关联，妥善安放在作品当中，并借助人物的性格与命运完成一次次人生之旅。除了贡献独特的个人经验，生命感悟，还须超越自我，走出地方的民族的局限，把握现代文明进程中人性的走向和流变。在不同的时空下对人性的探秘，对个体命运的关照和体悟，是我在文学创作中努力抵达的境界。”

此次讲座嘉宾是安静，原名颜向红，现居奥地利萨尔斯堡，《欧华文学》主编，欧洲华文笔会常务副会长。文学评论和作家访谈刊于《外国文学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名作欣赏》《华文文学》等，散文多次获奖并常见于《文艺报》《香港文学》《文综》等，发表文字约100万字，出版个人作品两本。华东师大文艺学硕士，福建教育学院副教授、副编审。

安静的题目是《探秘方丽娜的文学叙事》，

首先她从“方丽娜创作”的标本学意义谈起：“在近年活跃的欧华作家中，方丽娜颇具代表性，研讨方丽娜作品有着标本学意义，不仅使学术界能更深入地了解欧华文学、了解方丽娜的创作，而且对于写作同行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提醒我们，对语言文学艺术应怀有高度的敬畏，准确定位，少走弯路，不制造垃圾，讲究语言和技术手法；在主题和立意上，精心筛选，避开泛滥自恋、浮华浅薄的小情小调和无病呻吟，超越简单粗糙的纪实故事、个人旅欧经验的原始书写，目标明确地直奔纯文学高地。”

安静指出：“通过方丽娜作品的研讨，我们将进一步思考，面对世界性的参照语境，处于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欧华写作，如何走进西方文化的深层地带？如何以宽广的国际视野直面异域生活的文化冲突和融合？怎样跳出国别、族群的樊篱，深刻表现走向世界的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和命运？如何融合世界文学的元素，传承中华文化，通过欧华文学高地的打造，奠定欧华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独特地位，并成为通向世界文学的缓冲地带？”

她也借用评论家陈瑞琳指出：“方丽娜在登攀文学山巅的路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支点，云遮雾障的欧华文学走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她的作品，一举超越了海外华文文学多年来所表现的文化冲突的传统母题，直指人类的情感困境和生存困境。她的这一努力，不仅是对欧华文学版图的新贡献，也是世界华文文学发展浪潮中的新收获。”

以下是她的发言内容概要：

用陈瑞琳的这把钥匙，我们来解密方丽娜创作，高屋建瓴的分析。

关于方丽娜的“文学叙事”首先是文化叙事，浓郁的欧洲气质，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启蒙主义的摇篮、诺贝尔的故乡，欧洲的人文环境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欧洲众多具有深厚内涵和古典风情的历史文化名城，是哲学、文学、心理学、科学流派纷呈的前沿阵地，本地居民与各族裔移民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上的冲撞和融合形成新的价值观，丰富多彩的素材俯拾即是，方丽娜深深受益于此，将欧洲文化资源和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故事发展到哪里，当地的风土人情，异国情调和历史文化就随之以不同的方式出现，成为人物活动的舞台，甚至成为情节的支撑点，很多作品从标题中就可以感受到欧洲符号，比如《情困布鲁塞尔》《斯特拉斯堡之恋》，后者将文化名城的历史风貌和国际地位、与法国作家都德《最后一课》、与歌德的历史渊源立体化地呈现出来。《男人的咖啡》则浓墨重彩地展示了欧洲独特的咖啡馆文化。《蝴蝶飞过的村庄》中，主人公畅游德意志文明的摇篮莱茵河，在对欧洲古老历史、自然景观和传统艺术经典的礼赞与审美中，心灵创伤得以治愈，人物的格局放大，精神升华。

其次是世界人的视野，文化混血儿的交叉视线，普世性与地方性兼具。

跨族裔、多元异质文化的碰撞、交融、渗透和影响，成就了方丽娜。在她的作品中，本土与全球、家园与世界相互依存，相互建构。她站在东西方文化的交叉点上，或从西方的角度反观故土，或以东方的眼光审视西方，横跨中西的情节，紧密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欧洲元素和东方元素的有机融合。

文学史上优秀的作家都有一个以故乡为原型的精神原乡，方丽娜创造出代表中华古典文化的“宋城”这个具有象征性的意象，形成方丽娜写作经验的地方性在两处：原生故乡“宋城”与第二故乡欧洲，其写作的两个根据地——出生之地、成长之地和居住之地的关系，是一种伦理关系：先是出走，在出走中成长，找到精神家园；然后在返乡中找到永不失落的根。即乡土性和海外性。“宋城”的反复出现，与西方众多历史文化名城相呼应，彼此瞭望、牵挂和碰撞，互为张力和矛盾，令小说跨越了特定的时空。

她所钟爱的意象“蝴蝶”，兼具东西方文化内涵，既是中国传统意象，又是西方经典意象——蝴蝶具有一种空灵而神奇的品质，生长过程既寓意美丽的蜕变，象征着心灵转化或内在超越，又暗含先知般的预言性和人生的不确定性，适于表达命运不可琢磨与变幻无常的迷离之感，以及逝水流年之不可追的痛失感，亦可感慨人世的不完美并萌生逃离的渴望。在文学作品中，它是诗意的浪漫的，又是哲学的多元的，由此成为方丽娜创作的核心意象。

最后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姿态，小切口，大背景；小人物，大时代。方丽娜以海内外女性的生存困境为主题，将底层女性的个体命运置于人类时空中，将作品中人物的活动背景置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通过小人物在大时代的巨浪里的沉浮，揭示了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故土与异乡、物质与精神的之间的博弈，展现了世事的残酷、人性的复杂，以及深渊中的拼搏、希冀，表达了人类通过艰苦的努力获得宽恕、救助的愿望和悲悯情怀。

经典之作《蝴蝶坊》在三万多字的中篇里，以大格局、大视野、大胸怀触及一系列现实危机：失业问题、难民问题、偷渡问题、信仰问题、妇女问题、物欲问题、人性问题、种族问题、暴动问题……对这一典型人物的描写和心灵探幽，解开了造成其悲剧命运的时代根源，弱势群体还原了社会真实的底色：人类在物质贫困进而精神贫困的压迫下，失去生存的空间，失去灵魂的归宿，失去了精神家园。这才是真正的“乡愁”。

其次关于方丽娜的哲学叙事：

首先是“自我”与“他者”现代人的宿命就是成为异乡人，在现代性境遇中，异乡人重建精神家园是一个重大主题。出了国的移民，居住国就是“他者”。 “他者”对“自我”的凝视、评价和判断，迫使自我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这样的哲学问题。对移民作家来说，“他者”是地狱，也是天堂，正是这种双向挤压，造成了伟大作品的可能。超越“自我”和“他者”，对于方丽娜意义重大，如果没有“他者”的生命体验，没有连根拔起移植新土的阵痛，没有多元民族环境共同体，就不可能创造优秀的作品，难以形成其作品的异质化和陌生化。对于她笔下的人物来说，也获得了凤凰涅槃的可能性——《蝴蝶坊》和《蝴蝶飞过的村庄》的结尾，就是例证。

其次是命运意识，方丽娜以写中短篇小说见长。一般来说，短篇小说表现的是生活的横截面，一个片段，其核心要素是场景。中篇小说的核心要素是故事，长篇小说的核心要素是人物和命运。但在方丽娜的中篇小说里，我们却看到了命运感。一方面，人物被不可知的命运卷着走，另一方面，又有挣扎和想象，最后突出重围，获得信心和勇气。她以中篇的篇幅却写出了长篇的命运感，前述的《蝴蝶坊》，《姐姐的婚事》《处女的冬季》都写出了一代甚至两代人的生活史。

再是关于方丽娜作品的悲剧意识：从悲剧产生的根源来看，可分为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等类型，方丽娜的悲剧几乎兼具以上各类的特点，除了《斯特拉斯堡之恋》《魔笛》倾向于性格悲剧，其他作品则侧重于命运和社会悲剧。

别林斯基说过，悲剧是戏剧诗的最高发展阶段和冠冕，任何艺术，到了悲剧就向下走了，悲剧是艺术的巅峰。而女性，则是民族悲剧最集中的受体，一个民族受难，首先是女性受难，女性承担着沉重的角色。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方丽娜笔下那些流落异邦、芳华陨落的悲剧，引发人们思考社会的错综复杂和人性的深不可测，以及命运的不可琢磨，对生命永恒绝境形而上的追问，具有了哲学高度。正如邱华栋所说：她的写作姿态，超越了诗情消解的日常生活场景，犀利的笔触已自觉指向人物的生存境遇和困境，乃至人类共同命运的关节点。 

最后关于方丽娜作品的美学叙述：

方丽娜作品在美学上属于优美的范畴，结构上大幅度多层次的时空跳跃，节奏上跌宕起伏，意象写实与象征浑然天成，人物性格立体复杂，由描写文化冲突到对人性和深层潜意识的探寻……这一切构成她作品独有的美学特征。在小说美学上，她的叙述策略，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意象：象征与写实浑然天成。好的意象，既象征又写实，单独写象征或者单独写实都容易，但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浑然天成最难，这是高级的文学手法。她的作品传达出一个理念：这个世界，所有的对抗，归根结底，都是文化的对抗。此外，《夜蝴蝶》中的“函镇”，原型来源于函谷关。王红旗老师认为这一意象隐喻封闭与黑暗，人性与精神的集体塌方。小说挖掘出封闭与开放、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在个体生命深处与生存世界意识流里惊心动魄的博弈。这不只是个体人的精神困境、函镇人的精神困境，已经是全人类的精神困境。

其二人物性格：立体复杂。超越简单的善恶标准，塑造出立体复杂的人物性格，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人物画廊贡献鲜活的女性群像：秋月、蓝妮、陆雪、景荷。《夜蝴蝶》中酷烈的场面描写和悲剧冲突，在当代文学中是罕见的。

其三结构上的蒙太奇。方丽娜善于运用意识流、蒙太奇手法进行大幅度的跨时空叙事，大量的倒叙插叙，时空交错，过去和当下不断切换，交叉腾挪，使得故事和人物具有深厚的命运感，作品结构如同哥特式建筑一般立体丰富，错落有致。

其四虚实相间，先抑后扬。方丽娜的作品，实中求虚，这“实”，就是各种故事，而“虚”，首先是形而上的文化思考和哲学思考，通过思考和提炼进入超验之维。她的作品先抑后扬，前面压抑揪心，后面光明暖人，在冲突达到高潮后，都留有一个余脉，即方丽娜式的经典暖色，留下希望的幻觉，留下悬念的结尾，让读者自己去圆梦。

最后评述了方丽娜的散文：典雅瑰丽，气象恢宏。与小说中大面积的晦暗冷色相比，方丽娜的散文明亮通透，语言稠密，典雅瑰丽。散文集《蓝色乡愁》中：散发着酒香的维也纳田园交响曲，爱琴海上令人恐惧的麻风岛，玛黛拉的天堂鸟，身着妙曼沙丽却四处行乞的印度女人，非洲雄狮，死海之吻…… 方丽娜将小说笔法巧妙使用，用流畅灵动的修辞和语速，以全球化和历史传说为背景，谋篇布局周密但不拘谨，匠心独运却没有匠气，雕章刻句却了无痕迹，以超然的表情，在逻辑与直觉的缝隙中，恣肆汪洋地跳着足尖舞，向着深具异质性和奇崛感的诗意境界挺进。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王十月如此评述：“她的散文有开阔复杂的精神背景和深沉的人文关怀，弥漫其中的悲悯每每读来令人动容。她打量卑微生灵时心怀敬畏，用双脚与心灵丈量世界之广与人心之深，也体察如海明威们伟大灵魂的高度。”

本场另一位嘉宾李浩1971年生于河北省海兴县。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省作协副主席。先后发表小说、诗歌和文学评论等。有作品被各类选刊选载，或被译成英、法、德、日、俄、意、韩文。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侧面的镜子》《蓝试纸》《将军的部队》《父亲，镜子和树》《变形魔术师》；长篇小说《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评论集《在我头顶的星辰》《阅读颂，虚构颂》。诗集《果壳里的国王》等，共20余部。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李浩的题目是《方丽娜小说的洞见与追问》

首先他认为丽娜的文字细致，绵密，有一种娓娓道来，平静的叙述中内含有情感情绪的涡流，这是方丽娜小说的一大特色，在叙述中细致、绵密的提供而建立起一个“可信赖”的坚固场景，带读者沉浸之后对她文字提供和文字背后的思忖。这样的文字有一定的粘稠度，而在这粘稠度中，它包含了气息，和耐人寻味的东西。这种叙述方式会呈现一个“强自我”，作者的力量会呈现得更强，作者对于事物的感悟与感受也会呈现得更强。

李浩同时认为方丽娜的小说有较强的独特性和异质性，她几乎专注于华裔的、华侨的海外生活，尤其是女性的海外生活，她提供的是旅居异乡、将自己移植的境遇下的种种面对，是这种种面对过程中所折射的心理心态，是她和她们的真实境遇和由此的可能后果。这一点是她的独特性和异质性，也具有先瞻和普世性，她借助这一对大多数人陌生化的题材书写，完成她对人生、人性和文化碰撞、文化交融的深入思考。

他说她的这一选择同时具有先瞻和普世性，是因为在我同样有限的世界文学的阅读中，像奥尔罕·帕慕克、奈保尔、萨尔曼·拉什迪、石黑一雄、萨义德等人都有同样的关注，像华裔作家袁劲梅的一系列小说，也有这样的提供，它是我们当今时代人员流动加速、各种文化的交融和冲突加剧的前提下应当意识到的一个“显性问题”了，而方丽娜敏锐而有先见地捕捉到了它。在两种文化背景的渗透与妥调中，所有人都可能会成为“丧失了故乡的人”，她永远也回不到自我的原乡，丧失了“归途”；它本身就具有“冲突感”，文化冲突在每个人的身上都会有显性呈现，而这个冲突本身就具有故事性；它更具思考性，更容易承载思考、发现和审视的内容，也更容易“深刻”和丰厚。方丽娜自己承认经过了了这一点：“多年的观察、探访与思索后，我发现她们的人生轨迹、辛酸经历和背水一战的命运中，实际上折射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的历史渊源和社会问题……”

然后关于方丽娜小说的题材选择，一是与她的生活和生存有关，而另一则是与她的精神和试图的追问有关。她敏感于此，她实在是有话要说，不得不说。首先方丽娜的小说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在阅读中我们会发现她始终有着暗暗跳脱出去的“审视”，她在问，她在呈现一种生活和生存样态的同时始终在思考思忖：为什么如此，非如此不可？如果你是她，你会怎样，你还能怎样？

在异域他乡，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中，方丽娜的追问更有反思精神，更有启示意义，也更有显见的“深化”可能。在她的演讲中，她谈到：“我觉得这类小说，作家的责任不仅在于呈现一个好看的故事，还在于挖掘和追问其人的命运产生的根源和社会因素。就文学创作而言，作家的使命不是解决问题，但是作者会有一个鲜明的立场……”

在方丽娜的小说中有哀，有怒。她哀其不幸，她们的所有不幸都是她的，她在小说中几乎是将自己的血液“移植”给人物，让小说人物和自我的血交融，同感悲苦和疼痛；她怒于坚固和不改变，怒于愚蠢的固执和善良的愚蠢，怒于肮脏与世俗沉苛……只是她的怒在小说中是轻质的，克制的，属于审视的部分——可它依然鲜明。

李浩承认，他极为看重方丽娜小说中的“问题意识”和那个“鲜明的立场”，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过，内容越有意义，对人生越重要，作品的品位越高——他觉得方丽娜也深谙于此，她试图在小说中提供的，是思考和追问，是在两种文化共同呈现在一体的时候，个人的反思与挣扎。在《夜蝴蝶》中，在《蝴蝶坊》中，在《蝴蝶飞过的村庄》中，在《处女的冬季》和《回国清单》中。

在技艺上：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讲述方式是它的基色，但“清单”里的物的列举和对它功用的想象、猜度与审视又使它有了某些“后现代”意味。在思考向度上：它是较为集中地呈现方丽娜“异域小说”思考本质的一类小说，譬如它通过对“归国清单”的枚举和提出要求的人的身份以及“物”的使用可能等等，帮助我们审视“当下中国”，和“当下中国”文化中的种种，这里面的审视是双重的，可贵的是她没有完全地站在任何一边。

在故事结构上：讲故事的方式，它有一个相对固定、集中的时间点，这样就使得阅读者对故事把握更清晰些，即使叙述在不断地穿梭于现实、记忆和归国想象之间；一个线性故事的主结构，它的脉络感极为清晰，而“清单”里的物和它们所“携带”的则又完成对这个主结构的“突破”和丰富，两者做到了分明和丰富之间的相得益彰。而“清单”的反复提到和叠加又有某种陌生化的倾向，也打破了故事的可能平庸。

李浩认为方丽娜的写作应当得到更多的重视，她的优长和独特以及强烈的问题意识都是值得尊重的。

最后李浩向方丽娜的小说写作提出一些个人的建议。

他指出方丽娜的写作还是太困囿于“现实”和现实性，它几乎是和生活平行的，如果增加一点点形而上思考，增加一点点对生活的“跃出”可能会更好一些，二是故事性冲突的设计还是有些不够，因为故事性的吸引力是写作者不能完全地放弃和忽略的；三是有些介绍性文字，最好打碎变成小说更为交融的有机体。

海外著名评论家陈瑞琳认为方丽娜的作品有历史孕育的厚重感，即大视野、大格局、大胸怀。她认为欧华作家的下笔是比较狠的，方丽娜最厉害的一点就是找到了悲剧哲学的文学意义，她能够在小说中把悲剧意义的哲学叩问渗透在她的人物和主题里面，这个悲剧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世界观，在她的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所处的困境，人类一直找不到更圆满的社会制度，也找不到圆满的情感生活方式，所以注定了人类必然是一直是在挣扎中，但文学提供了一种精神救赎的可能，帮助人类寻找更好的人性和未来。

暨南大学教授白杨发言谈到了20世纪上半期，中外文化的交流当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以前谈西学东渐的比较多，但是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视，现在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东学西渐。在东学西渐的这个讨论当中人们发现了20世纪初期那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处在历史转型时期，有些人他们在西方文化的场域当中来思考和呈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东西文明的互鉴有非常积极的贡献，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当中，我们来看欧华新移民文学的创作，还是在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的底蕴上来发展的，所以方丽娜刚才在她自己谈她的创作谈当中，她提到她非常重视美学上的认同和默契，她的作品也非常重视展现弱者的苦难，因为她认为文学是弱者的伟业。我从这里看到了中华文脉的一个历史的传承和一个在当下的时代性的思考。

方丽娜曾经在鲁院高研班学习，所以她的创作也传承了中国现代文学当中最宝贵的一种品质，这就是对于底层的苦难和命运的一个关注，是用文学之笔去代无法发声的人来发出声音，有非常震撼人心的力量。在她的创作当中，无论这个表达的情感，人物的命运是怎样的，她都内含着一种情愫，这就是在出走和返乡当中，她所进行的一种文学性的思考，那出走呢是源于对人性和人性对于美好未来的一个向往，可是在特定的乡土环境当中出走呢，总是带着一些难言的隐痛，而返乡表达的是在有时空间隔以后的反省和忏悔之情，而这种反省和忏悔之情，正是文学的现代性意识当中最宝贵的一种特质。

所以方丽娜在她的重新提笔进行创作的过程当中，就站在了一个非常高的文学起点之上，那么我对她其实非常有所期待，我希望在未来的创作当方丽娜能够表现出更多元的这样的一种美学色彩，我们希望看到她更多的优秀作品。

同济大学教授钱虹发言：方丽娜的创作从2009出版《远方有诗意》至今12年，我觉得她对西方文化、文明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入、转变的过程。大致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大体而言，一、她最初对欧洲文化、文明从自然景观到人文素养的羡慕、赞叹，在《远方有诗意》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二、《花粉》《陌生的情人》等小说，表明她对改革开放“拓展了中国女人的择偶天地”后的跨国婚姻的关注，这一东西方文化的直接交融、碰撞中的不适应、不平等，不仅是两性关系的，更是种族、伦理、文化理念上的。三、在“回望”故乡的“乡愁”中探究女性和人的生存意义。这主要体现在她2015年以后发表的“蝴蝶”系列小说，既有跨国婚姻、女性卖淫等肉体和精神上的创伤；也有“宋城”“函镇”等故土的社会、家庭、人性的悲剧，如《夜蝴蝶》《姐姐的婚事》等。总之，对女性、对人的悲剧命运的关注已上升到了哲学的终极思考。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陆卓宁发言：方丽娜小说的“美”是动态的。稍早时期的小说结尾大多是嘎然而止，开放式的结尾固然可以引人思考，若都如此是出于技艺因素的考虑呢还是作家的精神与内心的无力？但我注意到，她近期的小说，比如，《夜蝴蝶》《蝴蝶坊》等，结构上表现出了一种艺术的闭合，人物的刻画也是立体完整的，但它的闭合、它的完整，非但没有影响小说意味的丰富性和开放性，相反，小说主人公在极端虚无主义和无限的希望之间的摇摆、并在最终走向毁灭所产生的悲剧力量、所产生的审美冲击力则更为强大。纵观丽娜的创作，作者的艺术境界在不断地向上攀升，小说的美也日益具有了一种敞开的气度。相信丽娜小说在跨域语境下能更敞开地处理好历史与当下的关系，打破某种思维守势来面对异文化下人的生存及其终极问题。即便依然是跨文化的女性叙事。丽娜是有理由让我们充满期待的。

郑州大学教授樊洛平说：方丽娜的小说创作，始终贯穿了一种悲悯情怀和关怀意识。她常常让小说的主人公历经重重苦难之后在命运轰毁之际坚强地站起来，看到人生大失望中的希望，从而抵达一种生命的、人性的、灵魂的觉醒和救赎。所以，她许多作品的结尾，都有一抹暖色，一抹给人带来生命希望的阳光。这种现象构成了一种“方丽娜式”的经典暖色。

暖色的希望，它所蕴含的首先是一种生命与灵魂的救赎意识。这种救赎，或来自生命本身的救助力量，或显示女性群体互助的姐妹情谊，或凭借女性的人生自救，走出生命困境抑或绝境。

暖色的希望，更多的来自于东方的、中原的文化底蕴。特别是中原文化的人生支撑力，始终是小说的一个亮点。从河南一路走出去，深受中原文化熏陶、重乡情、爱豫剧、不断回望故乡的方丽娜，她在跨国文化语境中看到的，不仅有“海内外底层女性的生存困境”，还有“不同国度不同境遇之下人性的走向与裂变。这个世界向来是繁华与阴暗同在，温暖与凄凉并存，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因而，怎样寻找文化与精神的支撑点，走出人生的困境与迷途，就成为她的一种坚持。

中原文化作为影响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根文化，它所体现的积极进取、刚正向上的价值观，它所经历的苦难磨砺和坎坷命运，它在逆境奋起、绝处逢生的生命抗争和乐观自信，浸润了、塑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与性格，也让方丽娜讲述的海外华人的移民故事，更多了一种互相扶持、相濡以沫的故土亲情，多了一份人间悲悯的温暖情怀。如同那历经痛苦艰辛的成长蜕变，最终化茧为蝶的形象，具有了庄周梦蝶般的升华之美。

两个小时的讲座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人们在此后仍欲罢不能的发来留言，加拿大女作家曾晓文说昨晚和李娜和各位老师的演讲又学到了许多东西又享受到了亲近文化的快乐。

王妃系列作者申美英赞扬了安静的评论他说你的评论太棒了听得很过瘾，仿佛回到大学听最喜欢的老师讲课。

虽然今天的讲座有点高冷，但这个正是极光文学与众不同的精彩之处，这一次欧华文学碰上极光，在暗夜的长空中留下了一道灿烂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