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本身就是个穷地方，土地贫瘠，天寒地冻，自然环境恶劣；常年有蒙古骑兵入寇，女真的袭扰，烽火狼烟。

天灾人祸，是辽东的特点，也使得辽东的经济始终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

而1592——1598年的“东征”，更为辽东的经济带来一个严峻的考验。

辽东毗邻战场，作为后方补给的总基地，影响并不亚于朝鲜本土，所有物资转运都由辽东负责，即使是朝廷调拨各省物资，辽东也是出力最大的，因为很多物资出于运输原因都是直接由辽东本地调拨的。

“移文辽东巡抚，将该镇本年应运粮饷，除运过七万六千九百九十余石，尚有未运二十六万三千余石，严催速运朝鲜接济。”（《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六年三月，户部下文辽东）

我们在《明神宗实录》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

朝鲜的官方史书《李朝实录》也对辽东当时状况有所记载：

“辽左一路困于征东之役，骡子车子，都已荡尽，民生嗷嗷，至有卖子而食者。”

去过辽东的大臣周孔教也上书万历，称“辽民死于运输者十家而九”。

这些材料都直接反映出抗倭援朝对于辽东带来的巨大影响，也从侧面反映出抗倭援朝的艰难。

东征结束后的辽东，那真是百业凋零，百废待兴，明中央政府应该做的是“大加存恤”（李化龙语）。

可随着高淮的到来，这一切都是痴心妄想。

高淮的征税原则：

“征矿税没有必要光是针对开矿，收税也不仅光针对商人；民间老百姓大大小小的产业，都是矿税；官吏农工，都是缴纳税金的人”。

(民间丘陇阡陌，皆为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

对富户，高淮是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辽阳城本有富户四十七家，在高淮的手段下“非死而徙，非徙而贫”；

对商户，缴纳税金与商铺大小成正比，多者上千两，少者数百两，最少也得数十两银子，折合物价，这笔钱大概是商人几年的积蓄，甚至是全部积蓄。

暂且不论明朝是否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这是史学界一大争论），就说这样的情境下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可以得到发展吗？商人拿什么出资雇人扩大生产规模？

对于百姓，买地要有地税，买房要有房产税，过路要有过路费，林林总总各种千奇百怪的税；即使这样高淮依旧不满足，指示手下在街上公然抢劫，看见谁像有钱的主，一拥而上，把口袋掏空才罢休。（任意搜索，倾囊而罢）

为了保证能收税，高淮组织了一支只听命自己的“收税队”，这支队伍来源很杂，其中很多人都是“外籍户口”：

收集蒙古女真中的降人，召集四面八方的亡命之徒，集中在一起像军队一样操练（收集虏中降人，招致四方亡命，演戏兵马）。

这还不够，高淮从军队中私自调用了三百名骑兵。

这些被挑选中的骑兵很高兴，因为高淮给他们的薪酬是平常的双倍。

梦想也好，信仰也罢，想要别人跟着干，物质还是最直接更是最实在的。

不过，高淮的实在是让军队买单的。

据当时巡按御史何尔健调查，高淮这支队伍有骑兵两千余名，步兵五百七十多人，称为“龙骑军”，以天子名号行动。

当陈奉还在路上被百姓围堵顶着烂菜叶臭鸡蛋抱头鼠窜的时候，当梁永还在带领五百二流子骑马扬武扬威，时不时还有几个因为不会骑术掉下马摔伤的时候，高淮已经有了一支近三千人的队伍，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劲。

这就是差距。

对于敢反抗高淮的人，这支龙骑军就会气势汹汹来到反抗者的家门口，据目击者描述，情景基本和朝廷抄家一样。（势如抄杀）

而当时辽东各界对于高淮的感觉用四个字可以形容：

“军民股栗。”

老百姓怕，连当兵的都怕。

听到高淮二字屁股都不自觉的颤栗。

第一个看不惯高淮的，是辽东明军。

二者最早的冲突，就是因为军马问题。

高淮把“老弱损瘦不堪”的劣马卖给明军，不值三五两的马，开始翻两倍卖，后来卖五倍卖，最后卖十倍。（多者三十两，少者二十四五两）

辽东明军不干了，你这不是把我当傻子玩吗？再说这开支也承受不了啊，就准备去民间（马市）购买。

可去了马市，发现价格比平常也贵了百分之二十五，一打听才知道，原来马市得交双倍的马匹交易税，不涨不行啊。

“涨了就涨了，再涨也比高淮的便宜。”

高淮收到了手下的报告，气得直跳脚，直接领着龙骑军冲到军营，直接把军中的好马连马带鞍全部牵走。（各营自有膘壮马，竟自在鞍带去，而营马空）

然后全部卖到关内。

高淮还指示手下到马市以“进上”的名义半价抢购好马，光高淮的龙骑军就有五千匹好马，其他全部贩卖到关内。

高淮还插手军队内务，调用军队给自己干活，跑到边境外，去女真、朝鲜的地界采木。

这些，辽东明军的上层都可以忍，买马花的不是自己的钱，干活的又不是自己，何必和高淮对抗呢？

可是高淮接下来的行为，叔叔婶婶都能忍，唯独他们不能忍。

蒙古炒花部入侵，被明军打退，高淮声称是自己指挥领导有方。

自己在前面浴血，你高淮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得来全不费功夫。

“功劳都是你的，那我们还怎么升职加薪呢？”

当兵是为了混饭，为将是为了升官，高淮这样的行为等于堵死了辽东将领的升迁途径，还顺带践踏了他们的尊严，从物质精神两方面双重得罪了辽东将领。

高淮还得罪了最基层的士兵。

万历二十八年(1600)，五月，辽东军普遍出现欠饷三个月的状况，有的是没有粮食，有的是没有钱，有的是没给够，有的是压根没给。

在各种“有的”情况下，有的士兵群情激愤，有的士兵找长官讨个说话，有的士兵骂老天骂皇帝，有的士兵把武备库的东西拿出来就卖了。

不过，他们都统一表示，再不发，就别怪兄弟不讲情面了。

最后，广宁的明军发生了兵变，朝廷很快下达了处理措施“广宁中军张栋任革职，辽东总兵马林 游击曹文焕半年工资充公，以示惩戒”。

看起来，这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处理方案，不过处理对象应该是高淮。

四个月后，辽东爆发“金得时起义”，规模不大，声势不过四五万人，根据历来经验，这种事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参加的总比摇旗呐喊的少个百分之八十，造反的实际不过是个五六千人，很快便被平定了。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高淮上书万历，痛斥辽东地方官员苛捐杂税，鱼肉百姓，激起民变，他们辜负了朝廷，辜负了陛下重托。

这世上，坏人好像更勤奋一些。

ps：这世上，坏人好像更勤奋一些，那早上八点起来勤奋更文的一只，岂不是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