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青春，都有过丰富精彩的人生体验。进入暮年，除了自己，没人再去关注那些过往。我，愿意帮他们记录那些被历史无情湮没的小生活。本期采访对象：我的爷爷奶奶。
以奶奶为首的唱将之家
我的奶奶有一副金嗓子，在全国风靡样板戏的年代，奶奶可是戏里的主角呢，《沙家浜》里的沙奶奶，《红灯记》里的李奶奶，偶尔也唱《白毛女》里的喜儿，总之，不是女一号，就是女二号。唱腔当然需要做因地适宜的改动，由京剧改编成了我们当地的上党梆子口味儿，这样会更容易唱进农民的心里。奶奶颇为自豪地说：“我的照片在市政府门口的宣传栏上贴了好久呢。”只可惜，我在家里翻箱倒柜也寻不到一张奶奶的表演照，这是令我遗憾的。
隐约记得奶奶翻着《白毛女》的唱词，教小姑唱其中的经典选段，“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给我扎起来。”那是一个阳光温暖的午后，金灿灿的太阳光洒进屋子，两个人哼唱着轻快的旋律，在悠闲自得的生活里，听不出歌词里的无奈与悲伤。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爸爸和小姑都遗传了奶奶爱唱歌的优良品质，这两个人都比较懒，早上不起床，躺在被窝里先来几嗓子，爸爸爱唱蒋大为的《牡丹之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小姑也唱《牡丹之歌》，但她有一段时间爱唱《从头再来》，还在墙上写了一句歌词：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当时我不知道这是歌词，还暗暗地佩服她这句话写得好。至于大姑，她比较内敛，也很勤快，所以赖床、唱歌与她无缘，她每天都有操不完的心，结婚前操心这一家子，婚后又操心那一家子，艺术细胞没往她身上驻扎。
不唱戏以后，奶奶便成了家庭主妇，大部分时间过着与其他老太太一样节奏的生活，做饭，洗衣，打麻将，串门说说家长里短，唯一不同的是，正月十五闹元宵的时候，奶奶便会出来唱几嗓子。曲调里有浓重的乡音，偶尔也会跑调，但嗓子依然是亮的。她也愿意跟着村里的妇女们跳广场舞，但自从广场舞的节奏越来越快、舞姿越来越难后，她就不去了。
爷爷的跌宕青春
从我记事起，爷爷的生计是卖馒头，每天从村子的馒头铺批发几大箅子馒头，新鲜出炉的馒头要先放在家里的堂屋晾着，然后轻轻地、很利索地一个个取出来，如果取得不好，馒头底部就会被粘下来一层皮，粘下来的馒头自然不好卖，但我还是乐意让它粘下来的，因为这样我就可以趴在大箅子上揪着吃了。取出来的馒头分装在两个篓子里，挂在加重自行车后座的两边，爷爷就骑着自行车到周边村子叫卖。
在我记事以前，爷爷可不是这样的。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之前，爷爷在当地的皮革厂工作，还担任厂里的工会主席，每天的工作大概就是给员工读一读当天的报纸，学习学习上级的指示精神，偶尔组织员工排练个节目。爷爷上下班骑的还是那辆后来被用作挂馒头的加重自行车，不同的是，那会儿车子上不挂馒头，而是在脖子上挂一个小收音机，上下班的路上听着收音机，收音机里不播报路况，说的都是国家大事；不播放流行歌曲，唱的都是上党梆子、上党落子。
爷爷在这条上下班的路上哼唱着戏曲，度过了青春。后来，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了全国，皮革厂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中没能保命，宣布了破产。爷爷没有了安逸舒适的工作，这才有了后来的卖馒头。
爷爷的小乐队
我出生的这个小村子，虽说只有几百户人家，但人才可不少。奶奶唱样板戏时，我们村是县里设的一个点，戏班子成员都是我们村的。不唱戏以后，男成员组成了一个小乐队，专门为周边村子的喜事敲锣打鼓迎接新媳妇。爷爷有时候是打鼓的，有时候是敲锣的。这个小乐队从他们壮年敲到了他们步入老年，由于没有新成员加入，这些年也就不再接活儿了，再说，现在流行整齐划一的洋鼓洋号，他们一群糟老头子也不招人待见了。在我2014年结婚的时候，我的爷爷又去挨家挨户把昔日乐队成员聚集起来，亲自敲锣打鼓把我送出了村口。
不能敲鼓的时候，爷爷也不会闲着。比如，每天饭快做好的时候，他站在灶台旁，看着面条在锅里翻滚着，两手各拿一根筷子在灶沿上敲打，时高时低，时快时慢。突然听不到敲打声，你就知道是该捞面了。过个十几分钟，你又听到一阵清脆的敲击声，你便知道他吃完了，又双手执筷，在饭桌上敲起来。
这就是我家的两位艺术老人，一个爱唱，一个爱敲，平凡的生活中跳动着欢快的音符，点缀着不长不短的人生。愿两位老人健康长寿，最后附一张爷爷奶奶与我的儿子合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