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清帝国濒临崩溃时，不禁感叹道:“我辈遇到的乃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然而当社会经历过工业革命、电气革命以及信息革命之后，我们社会迎来了人类历史上二百万年以来未有之变局——我们解决了全球90%以上人民的温饱问题。
100多年以前，我们人类最大的挑战就是生存，为了温饱，为了活下去。能够衣食无忧的群体不管是在中国或是西方永远属于少数阶层，更多的人都处于温饱线以下。就连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描写的最幸福的生活，不过是节日时能够吃上肉，年老时有人养，不至于被饿死。这就是我们古代文人所能想象的最高级别的生活，当然在现代以前它一直处于想象中。
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突破，使得生产力大幅度上升，在短短100年以内就实现了物质极大化，丰富化。随着温饱问题的突然解决，并没有相应的文化来适应这种变化。比如我们古人一直强调的都是适应痛苦的文化——从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再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无一不表明，我们需要适应艰苦奋斗地生活，然后才能有所作为。
现在人们不需要过上那种艰苦的生活，所以必然带来精神上的空虚和无聊。现在很多人都感觉时间多到想要杀死它们的地步，每个人都焦躁，都想做一下刺激的事情来调解一下烦闷的生活。当文化出现真空之后，有一种主义迅速崛起，并且成为世界上第一大主义——消费主义。商人们通过层出不断的手段，制造出各种商品，来满足人们的消费欲望。
消费主义的盛行不仅仅是因为商人的贪婪，我们个体也想通过各种商品去炫耀自己，以显得自己的独特和牛逼。国家和国家当然对此也是乐见其成的，因为这有利于他们的安稳统治，还有层层往上的GDP，所以如果说消费主义是一场阴谋的话，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深刻地参与其中。
上帝已死，而我们则迎来了消费和娱乐至死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