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明朝以前是没有产生过民主思想的，但民本思想早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就由多家学派提出。《道德经》有“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论语•学而》有“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尚书•五子之歌》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管子•牧民》有“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孟子•尽心下》有“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离娄上》有“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旷也”；《荀子•王制》有“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吕氏春秋•顺民》有“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吕氏春秋•爱类》有“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等等。

        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只是表象上的类似，它们在实质上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且从根本上是正相对立的。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家往往在强调“民本”的同时，又强调“君主”；就其思想实质而言，传统的民本主义者同时也是君主主义者。民本思想和倡导民本思想的儒家学者从不反对统治者的尊贵，既然尊贵，那就必然有资格高高凌驾于黎民之上，享有一定的特权。民本思想的核心内涵是“人民是政权（社稷、君）的统治基础”，而民主思想的核心含义是“人民当家做主（即由多数人进行统治）”。在民本思想中，虽然民本思想承认人民的基础地位，但却不承认人民是统治者，人民缺乏必要的选择权。民主思想是强调人民的自主性的，它并不认为人民只是需要被管理的孩子，在民主体系下人们享有更多的选择权和决定权。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即王夫之（1619年-1692年）、顾炎武（1613年-1682年）、黄宗羲（1610年-1695年），他们在明末清初社会激烈变革之际，植根于科技的进步及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萌芽的新因素，开创了新思潮，对君主专制独裁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黄宗羲在政治专著《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敲剥天下之骨髓”的君主是人民的“寇仇”与“独夫”，宣布“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否定了君为臣纲的封建教条，主张通过学校和实行法治来监督君权。这种学校具有面对天子直言“政有缺失”，“公其是非”的职能，类似于近代的代议机构。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君的责任就在于“以天下万民为事”。提出以“天下之法”取代君主的“一家之法”，从而实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理想。王夫之的“不以天下私一人”的“均天下”主张，顾炎武的以“众治”代“独治”，扩大郡县守令职权的主张，都与黄宗羲的思想是相通的。这种反对君主专制政治思想是进步的，可以看作是中国早期民主思想的启蒙。

        清代启蒙思想家魏源（1794年-1857年）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认为论学应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主张，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开启了了解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这是中国思想从传统转向近代的重要标志。他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而且也很推崇和羡慕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称誉瑞士“不设君位，不立王侯”，“推择乡官理事”，是“西方桃花源”。又说“墨利加北洲（指美国）之以部落代君长，可垂奕世而无弊”。在地主专制制度长期统治下的当时中国，敢这样赞美没有君主和皇帝的政治制度，不能不说是很有胆识的见解。他的代表作《海国图志》详细叙述了世界各地和各国历史政治、风土人情，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中心思想，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该书最早冲破了清代“闭关锁国”的思想禁锢，提出了晚清军事改革的早期目标，对洋务运动的出现、晚清军事近代化以及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兴起都有积极的影响。

        清末启蒙思想家郑观应（1842年-1922年）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也是实业家。咸丰八年（1858年）到上海学商，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历任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中法战争时，曾往暹罗、西贡、新加坡等地调查了解敌情。后途经香港，被太古轮船公司借故控追“赔款”而遭拘禁，经年始得解脱。后隐居澳门近六年，撰成《盛世危言》一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郑观应辞去招商局会办。宣统元年（1909年），第三次入轮船招商局任会办。郑观应的代表作为《盛世危言》，该书首次要求清廷“立宪法”、“开议会”，实行立宪政治，在我国首次使用“宪法”一词，由此开启了中国最高法意义上的宪法理念时代。书中还主张习商战、兴学校，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是以富强救国为核心的变法大典。光绪皇帝看到此书，下令印刷2000部，分发给大臣阅读。《盛世危言》的出版，对清末的维新派和革命派具承先启后的作用，亦为1898年开始的百日维新奠下重要根基。这部著作问世后社会反响很大，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

        清末启蒙思想家严复（1854年-1921年）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期间，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并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出版有《严复全集》。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翻译了《天演论》等诸多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严复是清末极具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主张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主张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主张以西学代替科举；主张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呼吁变法，主张多办学校，重视妇女教育。严复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认为应做到“体用一致”，即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的资产阶段教育方针。“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翻译的《天演论》对戊戌变法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康有为称赞严复是“精通西学第一人”。梁启超称赞严复“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毛泽东曾称赞他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