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中透视美国的陪审员制度（4）
（二）反思
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居。
——《旧约·利未记》19:15
是谁杀死了知更鸟？
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To Kill a Mockingbird）［89］提出了问题却没有给出答案。这种答案是电影留给我们反思的。原著的多义性被电影以一种简化的方式处理了，然而丧失的部分正是问题的答案。
故事由阿蒂克斯•芬奇（Atticus Finch）的女儿斯库特讲述。
斯库特和哥哥杰姆的童年是在对拉德利小屋的恐惧和好奇中度过的。随着父亲阿蒂克斯接手汤姆·鲁宾逊的案子，他们的童年也要结束了。
白人无赖尤厄尔指控黑人汤姆·鲁宾逊强奸了他的女儿。泰勒法官指定阿蒂克斯为被告的辩护律师，阿蒂克斯接受了。一个在今天看似普通的举动，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南方小镇炸开了。针对阿蒂克斯“为黑鬼帮腔”的指责扑面而来，家族内的人也不能理解，“说阿蒂克斯是家族的灾星”。“那一年，学校里议论纷纷，都在说他为汤姆·鲁宾逊辩护的事，没有一个是称赞的”。［90］
随着汤姆·鲁宾逊一案的进展，威胁、谩骂、诅咒也一路紧随。庭审即将结束，最后阿蒂克斯总结陈述——这一段震撼人心。
“先生们，……我会简要地说，不过我想利用和诸位在一起的剩余时间，再次提醒大家，判定这个案子并不困难，不需要对复杂的陈述事实进行严密筛选查证，但她确实需要你们能够超越合理怀疑再判定被告有罪。首先，这个案子根本就不应该上法庭。这个案子像黑白一样简单分明。
“控方拿不出丝毫的医学证据，来证明汤姆•鲁宾逊被指控的罪行发生过。相反，这些指控都建立在控方两位证人的证言上，而他们所提供的证据，不但在交叉讯问时漏洞百出，而且受到了被告的断然反驳。被告无罪，但今天出庭的某个人却有罪。
“我对控方的主证人只有满怀的同情和怜悯，但是，我不能因为怜悯而允许她把一个人的生命置于死地，而她极力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摆脱自己的罪恶。
“我说罪恶，先生们，是因为罪恶激发了她。她没有触犯法律，她只是违犯了我们社会由来已久的固定法则。这种法则非常严格，不管是谁违犯了它，这个人就要被我们的社会驱逐出去。她是极度贫困和无知的受害者，但是我没法可怜她，因为她是个白人。她完全清楚自己是胆大妄为，可是她的欲望强烈到了要去违犯这个法则，她执意要去违犯它。她执意妄为，而且她后来的反应我们大致也知道了。她的做法类似于孩子的行为——她想转移自己犯罪的证据。但在这个案子里，她不是个想把偷来的赃物藏起来的小孩：她是要抹杀她的受害人——不得已，她须要把他处理掉，她须要把他从她眼前，从这个世界上除掉。她须要销毁自己犯罪的这一证据。
“她犯罪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汤姆•鲁宾逊，一个大活人。她须要把汤姆处理掉。因为汤姆的存在，让她每天都会想到自己做下的事。她做了什么呢？她勾引了一个黑人。
“她是个白人，却勾引了一个黑人。她的行为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是令人不齿的：她吻了一个黑人。不是一个黑人老伯伯，而是一个年轻力壮的黑人。她在违犯之前并不在乎什么法则，但是过后却被它击垮了。
“她父亲看见了，而且被告在陈述事实时也谈到了。她父亲做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一些间接证据表明，马耶拉曾被一个左撇子打得很厉害。不过尤厄尔先生的一部分行为我们是知道的：他做的是任何一个虔诚、坚强、有尊严的白种男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采取的行动——他通过宣誓指控罪名使得签发了逮捕令，而且毫无疑问他是在用他的左手签的名，而现在汤姆•鲁宾逊就坐在你们面前，宣誓时用的是他唯一好使的那只手——他的右手。
“他这样一个安静、礼貌、谦逊的黑人，纯粹因为鲁莽而去‘可怜’了一个白种女人，却不得不去用自己的证词去对抗两位白人。不需要我来提醒大家那两位在证人席上的表现，你们自己都看到了。控方的证人们，梅科姆县警长除外，在你们这些先生面前，在整个法庭面前，表现出一种可耻的自信，自信他们的证言不会受到怀疑，自信你们这些先生会和他们秉持同一种假设——邪恶的假设，即所有的黑人都撒谎，所有的黑人都不道德；即所有的黑人男子在我们的女人面前都不规矩，这种假设关联着他们的精神品质。
“这种假设，先生们，我们都知道，它本身就是黑暗得像汤姆•鲁宾逊的皮肤一样的谎言，一种我用不着向你们揭穿的谎言。你们都知道真相，真相就是：有些黑人撒谎，有些黑人不道德，有些黑人在女人面前不规矩——不管她们是黑种女人还是白种女人。但是，这种真相适用于人类所有的种族，而不仅仅是某个特殊的种族。在这个法庭里的人，没有人没撒过谎，没有人没做过不道德的事，没有一个男人会看女人时从来不带欲望。”
…… ……
“先生们，在我结束之前，我还有一件事要说。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说过，‘一切人生来平等’，北方佬和华盛顿行政首脑的贤内助最喜欢拿这句话来攻击我们。在今年，也就是一九三五年，产生了一种倾向，有些人断章取义地采用这句话，去适用各种不同的情况。我能想到的最可笑的例子，是那些管公立教育的人，他们让愚笨懒惰的学生和勤奋聪明的学生一道升学——因为‘一切人生来平等’，教育者们会这样严肃地告诉你，于是落后的孩子就要承受自卑的痛苦和折磨。我们知道，人并不像某些人强迫我们相信的那样生来平等——有些人比别人聪明，有些人生来就比别人占优势，有些男人比别的男人挣钱多，有些女士的蛋糕比别的女士做得好——有些人天生就比大多数人有才华。
“可是，在这个国家里，有一种方式能够让一切人生来平等——有一种人类社会机构可以让乞丐平等于洛克菲勒，让蠢人平等于爱因斯坦，让无知的人平等于任何大学的校长。这种机构，先生们，就是法庭。它可以是美国联邦最高法庭，可以是最基层的地方治安法庭，也可以是你们现在服务的贵法庭。就像任何社会机构一样，我们的法庭也有它的缺陷，但在这个国家中，我们的法庭是最伟大的平等主义者。在我们的法庭中，一切人都是生来平等的。
“我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会绝对相信我们法庭和陪审制度的完善与公正——那对我来说不是理想，而是活生生的工作现实。先生们，法庭不会比坐在我面前的你们陪审团的每一位成员更完美。法庭只能和它的陪审团一样健全，而陪审团只能和它的每一位成员一样健全。我对你们这些先生充满信心，我相信你们会公正、理性地重新审查所得到的证据，做出一个裁决，放这位被告人回家。以上帝的名义，尽你们的神圣职责吧。”［91］
平时在涉及到白人和黑人诉讼的案子时，陪审团五分钟之内就会裁决黑人败诉，今天他们却用了三四个小时，但结果依然没有改变——汤姆·鲁宾逊有罪。
杰姆和斯库特感到不公和震惊。为什么连小孩子都明白的无辜会被陪审团裁决有罪呢？这是一桩罪恶，一桩杀死知更鸟的罪恶。
你射杀多少蓝鸟都没关系，但要记住，杀死一只反舌鸟就是一桩罪恶。［92］
反舌鸟只唱歌给我们听，什么坏事也不做。它们不吃人们园子里的花果蔬菜，不在玉米仓里做窝，它们只是衷心地为我们唱歌。这就是为什么说杀死一只反舌鸟就是一桩罪恶。［93］
可是，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尤厄尔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一天夜里，他趁孩子们晚归，袭击了杰姆和斯库特。紧急时刻，阿瑟·拉德利救了他们。这位怪人拉德利在孩子们心中一直是这样一副形象：“根据脚印推算，怪人身高约六英尺半；他生吃松鼠，还有任何他能够抓住的猫，这就是他手上满是血污的原因——如果你生吃动物，你就永远也洗不掉那些血污。他脸上横着一条长长的锯齿状伤疤；他的牙齿又黄又烂；他的眼睛鼓凸着，嘴里不时流着口水。”［94］原来他也是一只知更鸟。
怪人的秘密揭开了，杰姆和斯库特的童年也结束了。但在其他孩子的眼里，怪人依然还是怪人，黑人终究还是黑人。“有一种东西不能遵循从众原则，那就是人的良心。”［95］但是孩子们不懂。也许下面这首童谣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十个小黑人
十个小黑人出外用膳；
一个噎死，还剩九个。
九个小黑人熬夜到很晚；
一个睡过头，还剩八个。
八个小黑人在丹文游玩；
一个说要留在那儿，还剩七个。
七个小黑人在砍柴；
一个把自己砍成两半，还剩六个。
六个小黑人玩蜂窝；
一只黄蜂叮住一个，还剩五个。
五个小黑人进入法院；
一个被留下，还剩四个。
四个小黑人到海边去；
一条红鲱鱼吞下一个，还剩三个。
三个小黑人走进动物园里；
一只大熊抓走一个，还剩两个。
两个小黑人坐在太阳下；
一个热死，只剩一个。
一个小黑人终于活了下来；
最后结了婚，一个也没有了。［96］
有罪的不是陪审团，是我们自己。
法律能够为我们做什么？
或许我们应该“以生活的真谛而不是世俗的眼光探寻真相”。
尼基塔•米哈尔科夫自编、自导、自演的俄罗斯［97］电影《十二怒汉》（12 razgnevannyh muzhchin）［98］在西德尼·吕美特1957年版整体故事框架的基础上加入了车臣背景，并进一步深化，将故事推上了形而上学的高度。
车臣少年被指控杀害了他的养父，一名退役的俄罗斯军官。法庭为他指定了一名辩护律师。三天的审判之后他们把少年推给了陪审团。俄罗斯和车臣之间纠缠了几百年的恩怨也将在法庭上了断——这样看起来才不会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施暴。
法院与学校毗邻。法院在学校租借了一间教室作为评议室。这是一间破旧的老式建筑，苏联期间修建的管道裸露在墙外，老化的电线也无人更换。国家再大，也顾不上这么一个小地方，尽管它是一所学校。陪审员在这里发现了注射器和胸罩（毒品和性），时代不一样了。
一系列激烈的斗争之后，十一票赞成少年无罪。没有几人是被案情的疑点说服的，他们的裁决更多的是基于人性的发现和自我的救赎。
故事一：穷教员的故事
我很爱我的妻子。我们那时住的地方很小，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甚至寒酸的连桌子都没有，要在地上吃饭。那时我是物理所的穷教员，整天只关心自己的科研。我妻子不得不做三份工，勉强维持生计。后来，我发明了一种新型的隧道二极管。大家都祝贺我，还奖励了我50卢布，叫我负责新的科研项目，我带着三年工作的奖励，那50卢布回到家。我妻子看着我，那眼神就像你们现在一样。之后一个外国公司，要高价购买我的专利，可我不同意，我想把专利应用在自己的国家。我到处推销，大家都说这专利“棒极了”，但是却没人购买。我开始喝酒，酗酒成性。我丢了工作，老婆也走了；可是我只是没日没夜地喝酒，从早醉到晚，那些日子太可怕了。有一天，我感到自己快死了，我一点都不害怕，相反却很高兴，我只希望自己能早点解脱。我开始寻死。我挑衅警察，骚扰别人，被打被砍。我露宿大街，在医院进进出出，经常被打的皮开肉绽，可我每次又都死里逃生。我总是沉浸在过去中无法自拔，自暴自弃；可我却对卧轨或者跳楼这些死法恐惧至极。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恐惧。一天，我在火车上，烂醉如泥，衣冠不整，浑身酒气。火车上坐满了人，而我则借酒闹事，大嚷大叫，口出狂言，可心里却喜滋滋的，我为自己的卑劣下流而高兴。我只希望有个人，把我扔出火车，我好撞在铁轨上脑浆迸裂而死。可车厢里的人都静静地坐着，他们都脸转向别处，静静地坐着，只有一个女人和她5岁的小女儿除外。我听到那个小女孩说：“妈妈，那人疯了，我好怕！”但是那女人说：“不，他没有疯，他只是非常、非常伤心。”我后来把专利卖给了外国公司，现在基本上一半的手机都用到它。我也有了工作，不过这些都不重要。火车上的那个女人现在成为我的妻子，那个小女孩成了我的女儿；我们还有一个儿子，今年4岁。也许那个孩子，确实应该死在监狱，也许那就是他的命。而我，我也早该路死街头；可我没有。因为一个人，就因为一个人比其他人稍稍关心了我一下。
故事二：库亚叔叔的故事
我们都有自己做事的方式，都有自己的习惯。你们知道么，我有个叔叔，住在沃罗涅什附近，是个水暖工？那可是个好差事。他慷慨友善，大家都喜欢他。虽然他喜欢喝酒，但是人不坏，也只是偶尔喝喝小酒。城中心有个广场，在那里有老虎机。“兄弟机”，他们管那东西叫“兄弟机”。库亚叔叔不赌博，可发工资那天，他喝醉了，去了老虎机那儿；他的钱全输光了，一分不剩。他想，我现在怎么回家，怎么对我老婆交代？难道和她说：“我的钱全输光了？”“我还是死了算了。”但是有人告诉他，附近有个地方能借到钱。所以他就去了。那的人对他说：“好吧，我们可以借你钱，不过利息不低，而且5万块起借，所以要借就借5万，否则就滚蛋吧！”他怎么做了呢？他借了5万块，又回到老虎机那儿，然后，把钱又都给输了。5万块全输了，现在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结果他跑去上班了，对老板说：“给我5万块！”——“什么？你疯了吗？”——“疯了？你给我等着。”他回到家，拿了枪和子弹。之后回来，可老板早不知道跑到哪去了。他跑到财务科，那里只有女职工。他劫持了三个人质，一下子变成了恐怖分子。他叫他们拿个木桶放在外面，上面有个纸条，上面要求5万7千卢布，一栋豪华公寓，一份工程师的工作，还要求一架飞机飞到他指定的地点。既然他需要坐飞机逃跑，还要什么工作呢？不过这都不重要。那些女人喊道：“库亚叔叔，你这是干什么？”可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些人打开保险箱，拿出800卢布，一个跑去买了半箱伏特加还有冰激凌。这时警察来了，还有狙击手。“他是恐怖分子！杀了他！开火！”但是警长说：“不！不准开枪！我要进去和他谈谈！”多勇敢的人啊，手无寸铁的就进去了！库亚叔叔拿枪指着他说：“我要杀了你！”警长说：“不！你不会的！”——“为什么？”——“因为我才是老大。”听他这么一说，库亚叔叔就放下了枪。他们围着伏特加坐了下来，一起喝酒，一起放声大哭。之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他本来会被关进监狱，或者被枪毙，他可是恐怖分子啊！可那个警长，真了不起，什么也没追究。库亚叔叔一直努力干活，还清了债务，当然我也帮了不少忙。警长也升了官，后来做了商人。那老虎机也被毁了，但是不是库亚叔叔给毁的，我不知道……好人应该被宽容，但是坏人……
故事三：墓地主任的故事
为了达到目的，总是会有人不择手段。这种事情比比皆是：建筑工程、医院，连墓地也不例外。我不知道伦敦怎么葬狗，但我知道墓地怎么葬人。我当了8年的墓地主任。想象一下，你们深爱的人死了，对于一个普通的葬礼来说，你们到墓地去，葬礼有亲朋好友出席；旁边还站着一个老太太。她看看墓地说道：“天啊，可怜的人！”亲朋们说：“你说什么？”他们往墓地里望去，发现里面全是水。怎么会这样？该怎么办呢？总不能让深爱的人安息于沼泽吧！那个老太太小声给他们出主意。家人走到挖墓人那里，说道：“先生，墓穴里有水，您想想办法吧！”他解释了一下出水的原因，之后把墓里的水铲走，但是又有水渗出来。大家都惊呆了。那老太太向家人示意旁边的一个墓地，那里没水，也很干净。精彩的部分来了。亲朋们问那个挖墓人：“我们能不能换个墓地？”——“你们疯了吗，那里15分钟之前刚埋了一个人？不可能的，别想了。”家人跪下，含泪乞求道：“先生，帮帮我们吧！我们给你钱，需要多少？”剩下的部分就简单了。他看了看那些人的打扮，说道：“2000块。”对有的人，他可能开价500，不过要是穷人，他根本就不会搭理。就这样，死者有了一块干爽的墓地。家人走了，那老太太得了500块劳务费。他们把墓地下面的塑料布拿了出来。15分钟后，墓地干了；而那个挖墓人已经把另一块墓地弄湿了。就这样！你们干嘛看着我？你们不也是这样吗？大家都这样，各有各的赚钱方法。是不是，老兄？我手上的劳力士就是靠那招买的，我不隐瞒。不过，我也用那钱修建礼拜堂；用那钱施舍墓地外的流浪汉，他们总得吃饭。我用那钱在莫斯科郊外830公里的地方，也就是我出生的地方，盖了座学校。那里连健身房都有，不信你们自己去看看。没有像这儿的管道那样的东西，那里都用地下管线，电脑房都配置液晶屏，老师的薪水都不低。还有校车，接送远道的学生。你要是问当地人：“建学校的钱是哪里来的？”只要有学校，他们才不在乎究竟钱是哪里来的。既然没人愿意出钱，我就用死人的钱帮活人。
故事四：爸爸和儿子
我和儿子住在一起，他今年20岁，91年的时候才6岁。90年我老婆离开了我，和一个美国佬跑了。他妈的！孩子当时很害怕，我骗他说他妈妈旅行去了，过几天就会回来。当时我妈妈照顾孩子，我就靠开出租没日没夜地赚钱维持生计，根本就顾不了家。开车的人永远不用担心找不到女人。有一天，我开始约会一个女人；她长得并不漂亮，之后我们就住在一起。我对她要求不高，做饭、洗衣、照顾孩子。她好像也挺喜欢我儿子，我儿子叫尼古拉。我也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开始对我数落我儿子，他很懒啊，表现不好啊！我把他叫来，问他：“是这样吗？”他看看我，笑着说：“对，爸爸！”然后就把目光转开。我打了他。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记不得那女人对我说了什么，反正我是火极了，我冲进他的房间，把他从床上拽下来，打他。那女人什么话也没说，突然她开始流鼻血，接着就尖叫起来：“凶手！杀人犯！你这是干什么？难道要把孩子打死吗？”事情就这么开始的。我打他，女人看到的就是血腥和残忍。而我儿子，就好像他对这一切很期待一样，他不哭，只是眨眼和微笑；不停地眨眼，但是却不哭。我打他，打得他头破血流，可他却不停地眨眼微笑，眨眼微笑。一天晚上，我醒来听到水声。我走到浴室，看到他正在洗床单，他尿了床。那孩子，他坐在角落里抱着床单，面带微笑地望着我，眨眼微笑，就好像他总是有罪的样子。那表情、那微笑，他望着我，虽然我没做错什么，但是我心灵深处，感觉自己就是我儿子的刽子手。之后我们又有了一个孩子，是男孩。他那时4岁，很调皮。我轻轻地打了他。“啪！”天啊，那女人扔了熨斗来打我，我差点就废了。我可以打自己的儿子，就碰了碰她的儿子，她就要杀了我。之后她带着孩子去了她亲戚家。我晚上开出租。有一天我都已经出门了，但是就好像有人抓着我的脖领子一样，我转过身，看到家里还亮着灯。我跑回家，到处都找不到他，当时已经凌晨3点了。我听到衣橱里有动静。我打开门，看到他坐在那里，面带微笑地看着我，还是眨眼，不停地眨着眼。我对他说：“儿子，你干什么呢？”我把他拉出衣橱。我抱着他，他也紧紧地抱着我。他看着我，眨着眼，面带微笑，背后藏着什么东西。我问：“儿子，那是什么？”我抓着他的手，就像这样。他手里拿着个绳圈，用我的皮带做的绳圈。我不知道自己脸上是什么表情。但是他抓着我，抱着我，紧紧地搂着我，轻轻地喊着：“爸爸，不要，爸爸！”不停地喊着：“爸爸，不要，不要！”面带微笑地说着：“不要，爸爸，不要！”笑着说：“爸爸，不要……”
在投上最后一票之前，从军官职位上退休的画家犹豫了。如果画家也投上无罪票，少年就会被释放。少年肯定会寻找真凶，为父报仇。同时凶手也会寻找他，欲除之而后快。如果少年被终身监禁，在牢里尚能保命。在监狱里比放出来活得久。再说，无亲无故的少年出来后该在何处栖身呢？他可能因仇恨而投入战争，也可能因生存所迫而去犯罪……少年的性命已然是未定之数。
法律能做什么？所有的事情都不会改变，就像40年前遗留的管道无人理睬一样。除非把真凶绳之于法，可是谁在乎呢？
无论陪审团怎样裁决，少年的命运都不会改变。
最后，他们集体决定把囚禁的小鸟放出来，尽管迎接它的将是暴风雪。之后，小鸟的生存就要依靠陌生人的善意了。这，无关乎法律。
同样，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的最后一段冥想，《三色：红》（Trois couleurs: Rouge）［99］思考了人类在世间的处境。
日内瓦［100］大学学生兼职模特范伦媞娜和一位愤世嫉俗的退休法官，因为一只牧羊犬联系在一起。法官告诉范伦媞娜，他正在窃听邻居们的电话。随后他们听到了一段一个男人和他的同性恋人的缠绵情话。法官告诉范伦媞娜，这个男人正是他隔壁的邻居，如果她自认为有理可以去告诉那个男人他正在遭受窃听。范伦媞娜跑过去敲开了那个男人的门。当她看到那个男人温柔贤惠的妻子和聪明可爱的女儿，她选择了保守秘密。她不忍心伤害这样一个幸福的家庭。
法官说他一辈子都在听别人谈话，但是他不知道谁对谁错。通过窃听，他至少可以找到真相，而且比在法庭上更为清楚。真相总有一天会公布，那个男人的家庭迟早会破裂，女儿的世界观会颠覆……我们能做什么呢？
法官告诉范伦媞娜，透过窗子看到的那个正在通话的男人掌控着一大宗海洛因买卖，他的日本手机窃听不了，大家谁都治不了他，他也从不出面交易……
接着，他们又听了一段母女之间的对话。妈妈假装心脏病发，编造各种各样的理由欺骗女儿，希望女儿来看她。但是女儿不相信她。她需要女儿但是女儿不需要她。如果有一天她死了，还需要法官通知她女儿。
法官回顾自己的一生，对与错的问题也在不断困扰着他。
35年前，他无罪开释了一名水手。这是他最为难熬也最为重要的案件之一。他知道水手并非无辜，但是后来也没有再追究。多年之后，水手结了婚，生了三个小孩，一个儿子，平平静静地过日子。
法官拯救了水手，可是他到底又能释放得了多少人呢？
法官无儿无女，孤独一生。年轻时，他深爱的女人背叛了他，投进了雨果·欧柏林的怀抱。他也不知道原因。后来女人意外死亡，他留在日内瓦做了法官。后来有个案子摆在他面前，被告叫雨果·欧柏林。法官判他有罪，原因是他盖的一栋大楼倒塌，造成不少伤害。这个判决合法，但随后法官申请了退休。
对与错的分野在一念之间；在这里，法律也无法辨别。这不仅是法律的困境，也是人类的困境。
事实上有罪而证据上无罪而被陪审团判处有罪，和事实上无罪而证据上有罪而被法官判处有罪，哪一种是正义呢？
法律本身也无法回答我们。
谁杀了知更鸟
谁杀了知更鸟？
是我，麻雀说，
用我的弓和箭，
我杀了知更鸟。
谁看见他死去？
是我，苍蝇说，
用我的小眼睛，
我看见他死去。
谁取走他的血？
是我，鱼说，
用我的小碟子，
我取走他的血。
谁为他做寿衣？
是我，甲虫说，
用我的针和线，
我会来做寿衣。
谁来挖坟墓？
是我，猫头鹰说，
用我的凿子铲子，
我会来挖坟墓。
谁来当牧师？
乌鸦说，是我，
用我的小本子，
我会来做牧师。
谁来当执事？
是我，云雀说，
只要不在夜晚，
我就会当执事。
谁来拿火炬？
红雀说，是我，
我立刻把它拿来。
我将会拿火炬。
谁来当主祭？
是我，鸽子说，
我要哀悼挚爱，
我将会当主祭。
谁来抬棺？
是我，鸢说，
如果不走夜路，
我就会来抬棺。
谁来扶棺？
是我们，鹪鹩说，
还有公鸡和母鸡，
我们会来扶棺。
谁来唱赞美诗？
画眉说，是我，
她站在灌木丛上，
我将唱赞美诗。
谁来敲丧钟？
是我，牛说，
因为我能拉牦。
所以，再会了，知更鸟。
空中所有的鸟，
全都叹息哭泣，
当他们听见丧钟，
为可怜的知更鸟响起。
启事
通告所有关系人，
这则启事通知，
下回鸟儿法庭，
将要审判麻雀。［101］
麻雀之后又是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