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秋天，夜晚，一点也不冷，我和一个北方的茶人和南方的琴客品茗聊天。茶人和琴客都是这几年来到上海的，并且他们都曾经在北京待过好多年。
谈到南北文化的差异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的认同海派人际关系处理方式，北方人个性直爽，喜欢呼朋唤友，快人快语，有时候来得快去的也快。而在上海大家一般都保持一段距离，相对来说，初次见面都比较平缓，保持一定的克制。不知道他们是出于礼貌，还是出于比较之后得出了这样的观点，总之我不是很认同，那天离开的时候，夜色略显黯淡。
我为什么很不认同呢？这和我的成长经历有关。那我就趁此机会爆点料吧。
我既不是含着金匙银匙出生，我也没有出生在上海石库门，我出生在上海浦东的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庄现已基本拆除，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楼下村。据说在很久以前，这个地方只有一栋高楼，是2层的，浦东的很多地名都是桥，金桥、张桥、赵桥…，可是这里居然有一栋2层的楼，所以就叫做楼下村。
楼下村有很多生产队，我所在的蒋家宅就是楼下一队。在我出生的时候是70年代末，楼下村已经有好多楼了，我们这个蒋家宅已经有2层楼了，是一个瞎子造的，瞎造的。这个蒋家宅还分两个宅，东边的叫东宅，里面的人大多数都姓黄，西边的叫西宅，大多数都姓徐，基本上都是沾亲带故的自家人。蒋家宅里面没有一个姓蒋的人，去哪里了呢？这是一个谜。
我的小学还是在村里的小学，走到宅边经过小桥就是楼下小学了。楼下小学的新校舍全是楼，操场也很大，老师质量很低，有一个戴姓老头的素质尤其低，老师拍拍学生的肩膀这很正常，可是他摸女学生的肩膀的时间会滞留得比较长，当时我可没那么早熟，只是觉得有点奇怪。现在看来这就是“咸猪手”。他接触男生的方式快速有力的多，看到男生不听话的时候，他就用脚狠狠的踢。
当我受够了这个小学的时候，我也差不多升初中了。我上的初中是我爸通了点关系，去了一家离家比较远，也就是位于高桥镇的初中叫育民中学。于是我就从村里来到了镇里。很快的3年过去了，我受够了这个初中的时候，我差不多升高中了。我考试的成绩还是挺高的，完全可以进入区重点，距离市重点中学还有些几分的距离。可是呢，我爸又再度出手，通了点关系，我就进了市重点建平中学。
这家中学位于浦东的洋泾镇，行政上还隶属于上海的黄浦区，所以我从村里到了镇上，又来到了浦东新区的上只角了。当我受够了高中的时候，我又开始考大学了。这次呢，我爸又再度…这次他的关系用完了，他也只是一个小地方的名人而已。
不过很不巧，我居然超水平发挥了，我曾经在我们班级里的名次是近40名，这次我居然考到了整个浦东新区的第19名，还获得了奖学金，我就考取了同济大学。
同济大学是在杨浦区，上海市区的下只角，当然对于浦东新区绝对已经是上只角了。角都是相对的说。浦东新区对于非洲已经是“好望角”了吧。
同济毕业后，我就来到了徐汇区上班，后来主要的生活轨迹也就是南京西路，和淮海中路，没办法，谁让国际4A公司都喜欢这些大马路呢。从十多年前开始，我就蹲点在法租界了。除了法租界，我哪也不去。除非是让我去伦敦巴黎。
汇报完毕。这就是我，一个含着铅匙出生的人。三十年浦东浦西风水轮流转，家乡巨变，高桥已经变成了高大上的自贸区，尽管我依然无比怀念楼下村，如今蒋家宅已经是公园里的一片湖。
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浮云，我没有东西南北之分，回家才是最遥远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