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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信“中体西用”离我们并不遥远。
“中体西用”，何为中体西用？一百五十年前的语境，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称，这八个字最早源于，1896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这与这一概念的首次表述已经相距二十余年，即：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最早揭示了这种思想。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在当时语境下：“中学”即是“中国之伦常名教”，“西学”即是“诸国富强之术”。这也就说明当时士人自信：中学就是中国之伦常名教，而且中学可以为本。其实如果我们在深究一下，“中体西用”这一概念的提出恐怕就已经反映出当时士人对整体中学的失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或者鸦片战争以前恐怕是不存在“体、用”之分的，中学即是一体，无所谓“中体西用”、“西体西用”，而当其见识了西人火炮之威力、轮船之航速，遂即有“体、用”之分，本来就表明士人心态已经开始变化，而从“中体西用”走到“西体西用”也就是时间问题。事实上当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以一个清廷统治者身份将其正是表述出来时——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识偏废（这里使用‘旧、新’来指谓，实际上在戊戌维新前后‘新、旧’就以带有价值判断的指向即：‘新’代表善、正确，‘旧’代表恶、错误。身为朝廷大员的张不可能不知）时，在随后的“清末新政”中清廷的改革就已经不知不觉走上了“西体西用”道路，只是时人不愿或不敢承认，也或者他们对于“西用”这一概念的界定又发生了变化。
的确“中体、西用”这两个概念在从其提出到清王朝灭亡这一段时间内一直是出于变动中的，尤其是时人对于“西用”这一概念的界定是随着其实践的变化而不断扩大，而在这变化的过程中在朝、在野其变化的速率也不相同。
在朝：
如果我们承认“中体西用”及其以上提到的其内涵的表达，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从魏源开始这一思想就已经开始萌芽，“师夷长技以制夷”可以当做是其最早的表述，只是当时应当还没有“中学”、“西学”的划分，当时“长技”主要是指军事技术，这也是“西用”这一概念最早的界定范围，实际上当十多年后清廷开启洋务运动，这一概念界定范围在朝廷范围内最初没有发生变化，但在后来二十余年的学习洋务的过程中，随着军事工业技术的发展而扩向了民用工业，在这过程中新式学堂建立、派遣留学生，这都是最初洋务创建者不曾料到的。到1895年洋务运动结束“西用”这一概念在朝廷层面始终没有超过以上范围。
在野：
在野层面如也以魏源未开始至冯桂芬首次表述这一思想时，其对“西用”范围界定就已超越简单的技术层面。冯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提出 “人无遗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伴随“四不如夷”提出，其目的就是改革政治体制，虽然这还没有到达资产阶级改良的高度，但在他身后的王韬、马建忠、薛福成再到八十年代的郑观应、陈炽则已经具有了资产阶级的性格，这时他们要求的不再只是发展工业，而已经将资本主义代议制看做是“救亡之道、富强之本”。就这一范围清廷至死之前也才勉强到这一层面。
至甲午战败后，在朝、在野的人们仿佛在改革这以层面达成了一个微弱的共识即：在野的康梁暂时搁置了开议院、制宪法等主张，在朝的光绪、翁同龢等也同意进行较深程度改革，这也是在朝在野士人在“中体西用”模式下最后一次合作，最后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次合作双方基础太为薄弱。
维新变法破裂以后，在野激进人士一路狂奔，他们不会再回头去留恋那个没落的身影，一直到革命，跨越“中体西用”的藩篱，走向“西体西用”。
而清廷也终于在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战火中，在“中体西用”的道路上再进一步，走上了较为全面的政治改革的道路，但这条路走了十年，武昌起义的炮声最终还是轰塌了清廷的堡垒，这是“西体西用”战胜了“中体西用”。
如果我们回头再看戊戌维新，在这里在朝在野的士人在“西用”内涵方面达成了微弱的统一，而当其失败，新的革命取代改良之时，“中体西用”这一概念就已经成为历史，一言以蔽之：中学不能为体。由“中体西用”维护统治走向“中学不能为体”而至统治坍塌，这恐怕也是清廷始料未及的。
当中学不能为体，我们走上“西体西用”即“全盘西化”的历史，直到现在还没有走完。当然也有人称：当下中国依然是“中体西用”，即所谓中国特色为体。而这其中内涵恐怕也有许多变化。
至此我们不得不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边的概念进行厘定。体？即所谓本源、实质、原则，用？所谓方法、使用、功能。而学又谓何？思想、制度、文化、技术、器物、、、在当时语境下 “中学”即是“中国之伦常名教”，“西学”即是“诸国富强之术”。为何在当时会有如此定义？一个重要的依据便是文化体系可分，‘体用’可分，如此便可借此避开文化认同，而借鉴学习西方，但结果如严复所说：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和之则两亡。其时中国士人抱定文化可分和中学可以为体的信念，最后走上中学不能为体而“西体西用”的道路，何尝不是一种调侃？
以我们的后见之明，假定“中体西用”可以成立，什么应该为体？什么又应当为用？对于当下中国：我们百年前开始反思西方，而今又应该做何种选择？“中体西用”“西体中用”“西体西用”、、、无论是叫嚣自由民主，还是疾呼古代先贤，这都是我们避不开、绕不过的问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