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长期的戚宦之争，政治腐败，君权不复。至黄巾起义，大一统局面最终打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门阀士族自立。
显然董仲舒以来的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理论已不再适于魏晋之需。经学神学暴露的现实问题，新的阶级，各种阶级及门阀间的矛盾，无论是哪个阶层的人都需要新的思想哲学来维护统治、安身立命、解释现存问题。
这样魏晋士人基于《老子》、《庄子》、《周易》三“玄”，建立起“新道家”，世称“玄学”。
看魏晋背景的小说，读“八卦”《世说新语》，总是对魏晋名士的风流洒脱心向往之。他们有情，有理，不拘于礼，甚至放浪形骸。魏晋民风奔放，讲美，讲性，讲自由，讲自我。尊重个人个体差异，精神思想自由，人格独立。
欣赏赞美实在太多，回到我们的玄学。认知指导行动，要说汉读经讲礼，那么便是举士，有理有节，端庄严肃。而魏晋弃“神”，讲“道”，解放思想，“辩名析理”，乐于清谈，风流文雅。
魏明帝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刮起“正始玄风”。一般被归为新道家的主理派。
对于老子“道”的解释，王弼以“无”为“道”，无名无形。以“无”为本的本体论便是王弼等人哲学的核心。
如何推出“无”为万物之源，与老子生成关系不同的是以逻辑认识导出的概念。万物各自为“有”，是相对有限的，那么在此之上，便是绝对无限的本体，无名无形，论为“无”。如何晏举例，认为所有声音的本体是“无声”，所有颜色的本体是“无色”，盖因为如此的逻辑推导。
“无”为“一”，“一”后“二”、“三”……，“无”统一着“有”，物之所以为此物，因“无”之理。万物的存在即是“有”，各“有”共存，弃一切属性，又回归于“无”。
故王弼在政治上讲“崇本息末”。“本”为“自然”、“无为”。要求统治者“无为”，但其实又是“无为而无不为”。要求被统治者无知无欲，安分守己。而“末”指的是“名教”、“礼法”。
“名教”，就是以官长君臣之以为“教”。名教维护着等级秩序，有社会规范功能。“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说明圣人之所以立名教，实在是因为“道”之不行的无奈之举。“名教”不再具有权威性，变工具性，也为实在性。
“名教”既然为工具，所批判的只是“名教”的执行，后期礼制形式的烦琐，和经学的“愈致斯伪”。也所以王弼认同“无为”下的等级维护的“名教”。
圣人制名教，“圣人体无”，圣人的地位与“道”同一。这点上倒是还与汉儒一致。在认识论上，王弼提出“得意忘象”，发展庄子“得意而忘言”，及对《周易》意、象、言的解释。说明的是主观经验，知识，及语言词谓表达的局限，不能给出经验对象的本意。不断的舍弃，追溯本体，至“无”，“得意而忘象”。
王弼的崇本论以“无”为本，总体而言还是对“有为”政治的批判，虽然并不完全。至晋朝，为维护名教，统治，裴頠、欧阳建提出相反的理论。
从“无为”的社会危害，轻视实际的治理和功绩，不讲礼义等导致的各种上下混乱。裴頠提出“崇有论”。世界的本体从“无”变“有”。物各为各样，它们的本体也只能是它们自己。而“道”为万“有”总和。物之“理”，也是以物之“有”为根据。最重要的总结就是凡是存在即合理。至为名教，等级，愚民都为合理的存在。
欧阳建从“得意忘象”来建立自己的唯物主义，著《言尽意论》，讲“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言具有交流和正确认识“物”、“理”的社会功用。言以客观事物为依据，概念能反映客观事物，当然言与概念不是事物本身。这肯定也是对“虚无”的一种反对了。
郭象承接裴頠的崇有，立“独化”说。“无”没有任何属性自然不能赋予万物任何意义、内容、规定。有任何属性都为“有”，各物又刚好为各物的样子，“有”自足、绝对、无限。物的理既然不从“无”来，那么就是“有”自己的“独化”过程，加上一种偶然的，神秘的“命”、“理”完成。
这也导致郭象的“安命论”。每个事物都自然的禀受不同的天赋的本质特征，包括等级、封建礼制，都是合理且本来如此的。这实际也是服务于统治阶层，一种愚民说。
然而从“有”的独化、自足，郭象还提出“全我而不效彼”。是对自我的完全认同，忘掉各自的差异，顺从本性而为。各物各人，都自然运行，各行其事，社会和谐稳定。这也许是郭象的理想社会，不过却导致魏晋玄学的另一种纵欲，玩世，腐化的方向发展。
以上主理派具有现实的意义，但不是“魏晋风度”的正真意义和令人折服的品格所在。理与情，总是偏向情的。主情派代表，嵇康、阮籍等体现的便是真正名士的风度，及他们的浪漫主义色彩。
嵇康等不讲“无”也不说“有”，还是元气为本源的宇宙生成论。气之禀受不同有了各种各样却独立的万物。万物处于一个自由存在的状态，相互之间的条件关系差别都是相对的。那么也可以说“万物为一”了。
所以他们极力地激烈地批判君主政治，名教，礼制等制约、压迫，反人性的事物。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表达的是他们对形上世界的追求。
强调精神生命的自由，对个人存在，独立人格价值的追求。也说纵性，但更多的是纯粹审美的欣赏，像阮公欣邻家妇，便是如此。
通常这批名士多与艺术为伴，音乐史里还有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广陵散》。还有阮籍的《酒狂》，来抒发内心，自然之情。
因为超脱，与物一体，也更具妙赏能力，强烈的感触之情。王戎，“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吾辈。”桓子野每闻清歌，辙唤:“奈何！”。此类种种，都是我及爱的。更让人佩服的是，他们总能区分立场和欣赏，政治态度甚至观念的不同，不能阻止对敌对的欣赏，还能一起在艺术上同乐。
面对历史，总是怅然。但若都如此态度，也是极好的了。而魏晋风度对之后华夏知识份子精神人格的确立是具有极大的影响的。真想成为魏晋名士的一员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