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叔个头不高，性格直爽，和人说话总是能听见他“哈哈哈……”的笑声。听父亲说，小叔小时候机灵又淘气，很讨人喜欢。但就是不爱读书，上小学二年级就不愿意去学校了，爷爷奶奶好说歹说，也拿他没有办法，最后索性就由着他了。
小叔的聪明能干其实是超越了兄弟几个的。虽说没有念几天书，但学东西快，做事善于观察、动脑，人也勤快，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安排的井井有条。他编得一手好竹篮，还会扎笤帚，有一次，他扎的笤帚还被县城的一些干部看中，订购了一大批呢！他也会种庄稼，根据每年的气候安排种什么农作物，年年大丰收。他还会用草叶子做玩具，做的公鸡、兔子、蚂蚱栩栩如生，很受孩子们欢迎。
因为家底薄，兄弟姐妹多，虽说温饱问题能解决，但没有收入。小叔并不甘于满足现状，二十多岁，便去了县里的煤矿下井挖煤，虽说辛苦，但好歹能赚点钱补贴家用。
随着我们姐弟俩一天天长大，学费、学杂费、书费等一系列费用给了父母很大压力，父亲思来想去，计划跟小叔去煤矿下井挣点钱。九十年代，我们县上的煤矿采煤还是炮采法，井下环境恶劣，安全保障系数低。一般人除非迫不得已，很少会选择去煤矿。母亲是不赞成父亲去冒险的，但父亲执意要去，他说，小叔不也是在煤矿干了五六年了吗，自己小心点不会有啥事。而且，现在到了急用钱的时候，乘年轻不出力啥会能有钱?母亲无奈只好答应，千叮咛万嘱咐，给父亲准备好行李铺盖，目送父亲离开。
从父亲去煤矿的那天起，我们一家人分开的时间达到最长。少则一两个月，多则三个月，父亲会买点小吃的回来看我们。我们常常会在午后时分，默默地盯着门前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看，心里期盼着某个转弯处突然冒出那熟悉的身影，一直到天蒙蒙黑才不再抱任何幻想。
这样思念的父亲日子大概过了两年多时间吧！就在一个看似平常的午后，一个惊人的消息打破了乡村的宁静……
记得那天傍晚，二娘惊慌失措地跑进我家，一边喘气一边压低声音颤抖地对母亲说:“天哪！出大事了！娃他小叔子在井下出事了！千万不敢给他小婶说！”母亲惊得半天说不出话，等回过神来，满脸不安地问:“你听谁说的?听对着么？该不会是我那口子吧？”一边说着一边眼泪止不住流，二娘肯定地说:“这么大事我哄你干啥?再是你那口子我敢给你说?你放心，你那口子人好着呢！娃他小叔子听说严重了，矿上把人送西安去了，你那口子负责照料呢！不敢给他婆说，看把人吓得又出事了！后边等人情况稳定下来了再给他小婶说吧！”二娘，这是城里的亲戚托人捎的话，让家里人先不要慌，等后边消息。她说完又像一阵风急匆匆地走了。我们娘三被这个噩耗惊得坐立不安。危难时刻，只求人平安。
西安——对当时的我们来说遥不可及的城市，又成了新的挂牵！我们日日夜夜盼着城里捎来小叔康复的好消息，盼着父亲和小叔子早早回家。而在一个月以后，终于盼来了消息，却是让人无法接收的消息:小叔目前情况稳定，但遇难严重，以后将永远下半身瘫痪，离不开轮椅。小婶也得知噩耗，哭得撕心裂肺，立即要动身去西安照料。就这样，小婶去了西安。父亲赶回了家，整个人瘦了一大圈，说起小叔遇难时状况、医院的经过，让人感觉触目惊心。母亲这下铁定心不让父亲再去煤矿上班了，我们姐弟俩也一再恳求，父亲终于答应不再去了。
小婶去照料了大概半个月时间，医院通知办理出院手续，父亲去帮忙办理好，找车把小叔接了回来。村里人一看到车来了，都纷纷着急地赶着去看望，大家原想着好好安慰下小叔子和家人，却不料想，小叔子精神状态不错，和大家有说有笑，似乎忘却了这沉重的灾难，大家心里顿时都舒了一口气。看着小婶忙前忙后给小叔端水送药，年幼的小侄子抱着分离好久的爸爸亲了又亲，给小叔不住地按摩腿，说这样爸爸就很快能走路了……那一刻 ，除了感动，还能有什么?
后来，煤矿负责清了小叔子住院的花费，赔偿了几万元就了事了。对一个家庭来说就像天塌下来的一件事，对煤矿而言就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意外，一年不知道要处理多少起事故，甚至更为严重的事。这件事就这样平平淡淡地处理了，没有人要求什么，也没有人争取什么。也许有时候，我们的命真抵不过钱，但对家人来说，活着，在一起，便是最重要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