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助学金后，“我”不再为房租而发愁，为它到处打工，“我”能静下心来学习。
这时我才开始体会到金钱的最大优势，考虑金钱以外的事情的能力。
教授们突然清晰的进入视野，好像在获得助学金之前，我一直透过模糊的镜头看着他们，我开始看懂课本了，并发现自己读了更多的书，远超必读书目的的要求。
当“我”接受教育，学习知识后，“我”的视野开阔，学习的东西也更多了，能够正确理解一件事，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认为爸爸说的是对的。
原来该事件的根本原因是白人至上主义，而还是在家上学。政府似乎从来不会因为不让孩子接受公共教育而杀人。如今这道理对我来说太显而易见了，很难理解为什么我曾经还相信过别的东西。
爸爸一定是在哪里读过或者在新闻上看到过鲁比山事件，不知怎的，经他狂热的大脑一加工，它不再是别人的故事，而是演绎成了他自已的故事。如果政府追捕兰迪·韦弗，那么肯定也盯上了吉恩·韦斯特弗，因为他在与光明会的斗争中一直站在前线。他不再满足于阅读别人的英勇事迹，于是为自己锻造了一顶头盔，骑上了一匹老马。
“我”向教授咨询了爸爸的情况，在双向情感障碍论文中描述了父母对孩子的影响。爸爸对我们一家人的可怕影响。
“你的描述听起来更像精神分裂症，”一个教授说，“你叔叔接受过治疗吗？”
“没有，”我说，“他认为医生是政府阴谋的一部分。”
“这确实使事情复杂化了。”他说。
在这一系列微妙的推动作用之下，我写了一篇关于双相情感障碍的父母对孩子的影响的论文。我以第三人称的角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我写道，父母患有躁郁症的孩子受到双重风险因素的打击：首先，因为他们在基因上更容易患上情绪障碍；其次，因为充满压力的生活环境和患病父母槽糕的养育方式。
课堂上，老师讲授了神经递质及其对脑化学的影响。我明白了疾病不是一种选择。这些知识也许会让我对父亲产生同情，但并没有。我只感到愤怒。我想，我们才是付出代价的人。母亲。卢克。肖恩。我们伤痕累累，瘀青、擦伤、脑震荡、腿着火、脑袋开花。我们一直生活在一种警觉的状态和持续的恐惧之中，我们的大脑充斥着皮质醇，因为我们知道那些事情随时可能发生。因为爸爸总是把信念置于安全之前。因为他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在经历了第一次车祸、第二次车祸、垃圾箱疗伤、着火、托盘坠落这些事件后，他仍坚持相信自己是对的。付出代价的是我们。
“我”与爸爸发生激烈的争吵。
他说那辆车是我欠他的。这件事他只是随口一提，但让我歇斯底里地发了狂。不是因为车，而是韦弗家事件。我气得喘不过气来，我的话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哽咽抽泣着吐出来的。你为什么会这样？你为什么那样吓唬我们？你为什么那么奋力地和想象出来的怪物作战，却对自己家里的怪物无动于衷？
爸爸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很是震惊。他的嘴耷拉着，双手无力地垂在身体两侧，抽搐着，仿佛要拾起它们来做点儿什么。自从那次他蹲在我们失事的旅行车旁，看着母亲肿胀的脸，因为电线在金属上传导致命的脉冲而不能触碰她，我从没见过他如此无助。
出于羞耻和愤怒，我一走了之，一路开车返回杨百翰大学。几个小时后父亲打来电话。我没有接。对他尖叫无济于事，不理他或许管用。
学期结束时，我留在了犹他州。这是我第一次暑假没有回巴克峰的家。我不再和父亲说话，甚至没有通过电话。这次并非正式与他疏远：我只是不想见到他，不想听到他的声音，所以我没有回去。
现在我要试试别的活法。
“我”与尼克开始交往，但“我”却忽略了没有改变的一面——“我”的家庭、“我”的某些观点，这也是后面我们分手的原因。
我和尼克一见钟情。第二次见面时，他牵了我的手，他的皮肤碰到我的皮肤的一刹那，我做好了奋力一搏本能地将他推开的准备，但这种情况并没发生。这令人奇怪又兴奋，我也不想让这个举动结束。真希望我还待在原来的教会，这样我就可以冲到原先的生教面前，告诉他我不再有心理障碍。
我高估了自己的进步。我太专注于取得的成效，而忽视了没有改变的一面。我们已交往了几个月，我跟他的家人一起度过了很多夜晚，却从未提过我的家人。
五月底，我开始感觉不舒服。整整一个星期，我几乎打不起精神去律师事务所实习。我早睡晚起，白天还是困得直打呵欠。我的喉咙开始疼，声音低沉下来，变得粗糙沙哑，仿佛我的声带成了砂纸。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我辞掉了实习工作，开始不分昼夜地睡觉。一天早上，尼克突然来了。
是去看邪恶的医生，还是向男友坦承自己认为医生都是邪恶的？面对这两个选择，我选择看医生。
塔拉爸爸受了十分严重的伤。
汽车粉碎机来了。我猜他是想将最后一个汽油箱取出来，但我无法想象，他为何没等抽干汽油就点燃了割炬。我不知道他干了多少活，割断了多少根铁箍，直到割炬的火花进入了油箱。但是我知道，油箱爆炸时，爸爸正站在车旁，身体紧靠着车架。
他穿着长袖衬衫，戴着皮手套和焊接防护罩。他的脸和手指在爆炸中首当其冲。爆炸产生的热量让防护罩像塑料勺一样熔化了。他的下半张脸液化了：火先吞噬了塑料，接着是皮肤，然后是肌肉。手指也一样一皮手套根本抵挡不住吞噬一切的地狱之火一火舌舔过他的肩膀和胸膛。当他从燃烧的残骸中爬出来时，我猜他看起来更像一具尸体，而不是一个活人。
在生死面前，多年的冲突都会一笔勾销，希望塔拉爸爸能够好好的。
多年来，我和父亲一直冲突不断，进行着永无休止的意志的较量。我以为我已经接受过一点，多受了多们那样的关系。但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多么期望能结束我们之间的冲突，多么坚信将来我们会成为一对和平相处的父女。
塔拉爸爸在生死面前，都坚决不去医院。塔拉买了爸爸喜欢的录影带。
他说完一句话，他的脑子就让步了。母亲提议去给他买药，买她能买到的最强劲的止痛药，但他拒绝了。这是上帝的痛苦，他说，他要全部感受到。
不在家时，我搜遍了方圆一百英里内的所有音像店，终于找到了全套的《蜜月期》。我举起它给爸爸看。他眨眨眼示意看到了。我问他是否想看一集。他又眨了眨眼。我将第一盘录像带塞进录像机，坐在他旁边，打量着他那张扭曲的脸，听着他轻柔的鸣咽。与此同时，屏幕上的爱丽丝·卡拉门登一次又一次智胜了丈夫。
等待塔拉爸爸变好的那一天。
爸爸两个月没下床，除非某个哥哥把他抱下来。他在一个瓶子里撒尿，灌肠还在继续。即使确定了他没有生命危险，我们也不道他以后能否生活自理。我们只能等待，很快便感受到似乎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等待——等着喂他吃饭，等着给他换细带，等着看我们的父亲能恢复成什么样。
很难想象像爸爸一样骄傲、坚强、健壮的人受到永久损伤。我想知道，假如以后一直靠母亲给他切食物，他会如何适应：假如连锤子都拿不了，他是否还能开心地生活。失去的太多了。
但在悲伤的同时，我也感受到希望。爸爸一直是强势的人——一个自以为洞悉一切问题的真相，对别人说什么毫无兴趣的人。总是我们听他说话，从来没有相反的情况，要是他不说话，就要求大家保持沉默。
塔拉爸爸开始对她的事情感兴趣。
我什么都没告诉他，但他在我们给他换绷带时，听着我和奥黛丽的聊天，记在了心里。
“我想听你多聊聊你上的课，”夏末的一天早晨，他粗声粗气地说，“听上去真有意思。”
感觉是一个全新的开端。
肖恩和埃米莉度蜜月，“我”提出跟着去，“我”想阻止埃米莉跟肖恩结婚，跟她单独谈话，但埃米莉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要跟他结婚。
我告诉她，她不应该嫁给一个让她害怕的人，谁都不该这么做，但这句话从我嘴里说出来毫无说服力。我相信这些话，但我不太理解它们的意思，不能让它们变得鲜活。士
我凝视着黑暗，搜寻她的脸庞，试图理解哥哥对她施加的力量。我知道，他曾用那种力量控制过我，现在还残留一些影响。我既没有被他的魔咒掌控，也没有完全摆脱。
“他是个有灵性的人。”她又说了一遍，然后钻进睡袋。我知道谈话结束了。
“我”向尼克隐瞒了很多事情，也是导致我们分开的原因。
我隐瞒的信息比我提供的要多，我从未说过发生了爆炸，也从未提起我“探望”父亲不是去医院，而是在我们家的起居室。我没有告诉尼克，父亲的心脏曾停止跳动。我也没有向他描述父亲那扭曲的双手、灌肠，以及我们从他身上刮下来几磅坏死的液化组织。
我敲门，尼克开了门。见到我他似乎很惊讶。“你爸爸怎么样了？”我和他坐在沙发上后，他问。
回想起来，这可能是影响我们之间感情的最重要的时刻，那一刻我本可以做一件事，一件更好的事，而我却没有那么做。这是爆炸后我第一次见到尼克。也许当时我该把一切都告诉他：我的家人不相信现代医学，我们在家用药膏和顺势疗法治疗烧伤；事故太可怕了，比可怕更糟糕，这一辈子我永远不会忘记烧焦的肉的味道。我本可以告诉他这一切，本可以卸下重担，让我们的关系承载它，变得更强大。可是我没有，我把这个担子留给了自己。我和尼克的感情已经贫血、营养不良、沟通不足，越来越岌岌可危。
我相信我能修复这个裂痕——现在我回来了，这才是我的生活，即使尼克对巴克蜂一无所知，那也没关系。但是巴克峰不肯数过我，将我紧紧提住。黑板上经常出现父亲胸部烧黑的伤口，翻开课本的书页时，我会看到他下垂的口腔。记忆中的那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比我实际生活的世界更鲜活，我在两者之间穿梭游走。
当参加完肖恩的婚礼后一个星期，“我”与尼克分手了。
婚礼后的一个星期，我狠心地与尼克分了手。说来惭愧。我从未与他谈过我之前的生活，从未向他描绘过那个入侵并毁灭我们共同的生活的世界。我本可以解释。我本可以说：“那地方紧抓着我不放，我可能永远也无法断绝与它的联系。”这本将触及问题的核心。然而，我却沉酒于过去。现在再对尼克吐露心事，与他携手走向未来已经太迟。于是我只能说再见。
“我”很疑惑为什么“我”对女性化的东西不感兴趣，咨询克里博士时，他让“我”拓展自我，让“我”申请去剑桥大学参加留学项目～（“我”生命中的另一个贵人）
自从学期开始我第一次去上国际事务课起，我就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身为女人，我却对女性化的东西不感兴趣。
我知道一定有人知道答案，所以决定去咨询一位教授。我选择去问犹太历史课教授克里博士，因为他人很安静，说话柔声细语。克里博士个子不高，有一双黑眼睛，表情严肃。即使在大热天，他讲课时也穿着厚厚的羊毛外套。我轻轻地敲了敲他办公室的门，好像暗自希望他不要回应似的，但很快我就默默地坐到了他的对面。
“怎样拓展自我？”
他突然身体前倾，仿佛刚刚有了一个主意。“你听说过剑桥吗？”我没有听说过。“那是一所英国大学，”他说，“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在那里为学生组织了一个留学项目。竞争激烈，要求也非常高。你可能不会被录取，但如果被录取了，这个项目会让你对自己的能力有所了解。”
走回公寓的路上，我思考着该如何理解这次谈话。我本想得到道德上的建议，能让我作为妻子与母亲的使命与个人兴趣并行不悖。但他对此不加理睬。他似乎在说：“先找出你的能力所在，然后再决定你是谁。”
我申请了这个项目。
自从塔拉爸爸烧伤在家用母亲的方法治愈后，附近的人都很钦佩他，也钦佩母亲的手法，纷纷慕名而来。
现在她们言语轻柔，充满钦佩。她们争相想得到我父母的重视，场面颇为戏剧性。这种变化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以前，他们是雇员，现在，他们变成了追随者。
剑桥大学的美丽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第一次映人眼帘时，我并没觉得自己是在梦，但这只是因为我的想象从来不曾创造出如此宏伟壮观的东西，我的目光落在一座石雕钟塔上。我被带到钟塔前，然后穿过它进入学院。一大片修剪完美的草坪环绕着湖泊，湖对面是一座象牙色的建筑，我隐约认出是希腊罗马式风格。但它是一座哥特式教堂，长三百英尺，高一百英尺，宛若一座石山，主导了全部的风景。
克里博士带着我们往建筑上面走，其他成员走到上面都弯了腰、小心翼翼的，而只有“我”像走平地般。
我观察过了，”我们下来后，他说，“你笔直地站着，双手插在口袋里。”他指了指其他学生，“看见他们是怎么耸肩弓背，紧贴墙壁的吗？”他说得对。有胆量登上屋脊的寥寥几人都小心翼翼，像克里博士那样笨拙地侧身前行，在风中倾斜摇晃；其他人都紧抓石头护栏，屈膝弓背，好像不知道是走还是爬。
我抬起手，抓住墙壁。
“你不需要那样做，”他说，“这不是一种批评。”
他停顿了一下，仿佛不确定该不该说下去。“每个人都发生了变化，”他说，“其他学生都很放松，直到我们来到这么高的地方。现在他们很不自在，很紧张。而你似乎正相反。这是我第一次发现你很放松。你走动时的样子，就好像你一直住在这个屋顶上。”
风只是风，不管在哪里都是一样。那困难也只是困难，不管以各种姿态出现，它只是困难，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给干草棚盖过屋顶。”最后我说。
“这么说你的腿更有力？就是因为这个你才能稳稳地站在风里吗？”
回答之前，我思考了片刻。“我能在风中站稳，是因为我不是努力尝试站在风中，”我说，“风就是风。人能受得了地面上的阵阵狂风，所以也能禁得住高空的风。它们没有区别。不同的是头脑中怎么想。”
他茫然地看着我，不明白我的话。
“我只是站着，”我说，“你们却都降低身体，试图弥补，因为高处让你们害怕。但蹲着走和侧身走并不自然，这样反而让自己变得脆弱。如果能控制住恐慌，这风就不值一提了，”
“这对你来说没什么。”他说。
我想要一个学者的头脑，但克里博士似乎看穿我长了一个屋顶人的头脑。别的学生属于图书馆；我属于起重机。
“我”与导师斯坦伯格教授
我得知我的导师是著名的乔纳森·斯坦伯格教授，他曾任剑桥大学副校长，是大屠杀方面的知名学者。
坐下来时，我能听到耳后的血液在跳动。斯坦伯格教授已经七十多岁了，但我不会将他描述为一位老人。他动作轻盈，目光在房间内来回扫视，充满探索的能量。他的谈吐清晰而流畅。
“我是斯坦伯格教授，”他说，“你想看什么书？
我含糊地说想看一些史学方面的。我已下定决心不研究历史，而是研究历史学家。我想我的兴趣来自学习了大屠杀和民权运动之后的无据可依之感——意识到个人对过去的了解是有限的，并将永远局限于别人所告诉他们的。我知道误解被纠正是什么感觉——改变重大的误解便是改变了世界。现在，我需要了解那些伟大的历史看门人是如何向自己的无知和偏见妥协的。我想如果我能接受他们所写的东西不是绝对的而是一种带有偏见的话语和修正过程的果，也许我就可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人认同的历史不是被教导的历史。
写的论文得到教授的夸奖。
我几乎有两周没怎么睡觉：睁着眼睛的每一刻，我不是在阅读，就是在思考这些文字。
我被教导，像麦迪逊那样的人的话，要被视为模板，我应当把自己思想的石膏倒进这个模子，按照它们完美无瑕的模型轮廓重塑自我。我读这些书是为了学习该思考什么，而不是如何自己思考。与上帝无关的书则被驱逐，它们是一种危险的存在，不可抗拒地强天而狡猾。
这种阅读方法中植入了一些奇妙的假设：书并非儿戏，我也并不软弱。
写完这篇论文后，我把它发给了斯坦伯格教授。两天后，又到了我们见面的时间。他隔着桌子盯着我，一言不发。我等着他开口说这篇论文是一场灾难，是一种无知的思想的产物，说它不自量力，引用的材料太少，得出的结论太多。
“我在剑桥教了三十年书，”他说，“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论文之一。”
斯坦伯格教授想让“我”申请研究生院，确保“我”能录取，这也反应了“我”很优秀。
下一次跟导师会面，斯坦伯格教授说，如果我申请研究生院，无论选择哪所大学，他都会确保我被录取。“你去过哈佛吗？”他说，“或者你更喜欢剑桥？
我想象自己是一个身着黑色长袍的剑桥毕业生，大步穿过古老的走廊时，长袍沙沙作响。接下来的画面是我蜷缩在卫生间，手臂拧向背后，头伸进马桶。我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在毕业生的画面，但我办不到。我无法只去想象那个身穿黑袍的女孩的画面，而对另个女孩视而不见。学者与妓女，不可能都是真的。其中一个是谎言。
“我不能去，”我说，“我付不起学费。”
“让我去操心费用的问题吧。”斯坦伯格教授说。
在舞会上“我”如坐针毡
我既感觉暴露在优雅的环境中，又感觉自己仿若无形。
甜点一上，我就离开了大礼堂。从那些精致美丽的人和事物中逃离出来是一种解脱——我允许自己不可爱，但不是给人当绿叶。克里博士见我离开，也跟了上来。
克里博士一直肯定“我”、给予“我”信心，“我”就是一块金子，不管在哪里都是。
克里博士说他一直在观察我。“你表现得像是在假扮别人。好像你觉得你的生活全靠伪装。”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所以什么也没说。
“你从没有想过，”他说，“你可能和其他人一样有权待在这里。”他等待我做出解释。
“我更喜欢给别人上菜，”我说，“而不是吃菜。”
克里博士笑了。“你应该相信斯坦伯格教授。如果他说你是一个学者我听他说你是块‘纯金’——那么你就是。”
“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我说，“一切都闪闪发光，”
“你千万别这样想，”克里博士提高声音说，“你不是愚人金，只在特定的光线下才发光。无论你成为谁，无论你把自己变成了什么，那就是你本来的样子。它一直在你心中。不是在剑桥，而是在于你自己。你就是黄金。回到杨百翰大学，甚至回到你家乡的那座山，都不会改变你是谁。那可能会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甚至也会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即便是黄金，在某些光线下也会显得晦暗——但那只是错觉。金子一直是金子。”
我想相信他，接受他的话，重塑自我，但我从来没有那样的信心。无论我把回忆埋得多深，无论我如何紧闭双眼对抗它们，当我想到自已，脑海中浮现的形象是那个女孩，在卫生间、在停车场的那个女孩。
对我来说，我假装自己不属于剑桥还有其他与阶级和地位有关的原因：因为我很穷，从小就很穷。因为我可以站在教堂屋顶的风中而不倾斜。这就是那个不属于剑桥的人：这次她是屋顶工人，不是那个妓女。那天下午我在日记里写道：我可以上学，可以买新衣服，但我始终是塔拉·韦斯特弗。我做过的工作没有一个剑桥学生会去做。不管怎么打扮，我们始终不同。衣服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内心里有什么东西腐烂了，恶臭熏天，令人作呕，仅凭衣服无法掩盖。
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来自你的内心。
我不确定克里博士是否对此有所怀疑，但他明白，我只是执着衣服，把它们作为我不属于这里、也不能属于这里的象征。临走前他最后对我说的一句话，让我站在教堂旁边，惊讶得一动不动。
“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来自你的内心。”他说，“斯坦伯格教授说这是《卖花女》，想想那个故事吧，塔拉。”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如炬，声音洪亮，“她只是一个穿着漂亮衣服的伦敦人。直到她相信自己。那时，她穿什么衣服已经无关紧要了。”
斯坦伯格教授对“我”很好，“我”获得了盖茨剑桥奖学金，媒体开始疯狂采访“我”
但斯坦伯格教授决心不让我忘记。他给我寄了一份申请，项目名称为“盖茨剑桥奖学金”，他解释说，这个奖学金有点像“罗德奖学金”，但申请的不是牛津大学，而是剑桥大学。它将为我在剑桥学习提供全额资金，包括学费和食宿费。在我看来这是滑稽之谈，像我这样的人根本不够资格，但他坚持认为不是这样，所以我申请了。
但最终，我几乎没有什么可做的，因为斯坦伯格教授已为我写了一封有力的推荐信。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确认函：我获得了奖学金。
电话开始响个不停，是杨百翰大学校报和本地新闻媒体打来的。我接受了六次采访，上了电视。一天早上醒来，我发现我的照片登上了杨百翰大学主页。我是杨百翰大学第三位获得盖茨奖学金的学生，学校充分利用媒体大肆宣传。
“我”即便学习了很多知识，但有些观念依旧是固化的。
过去我总是庆幸一切毫不怀疑，真是令人惊讶。我写道，全世界都是错的，只有爸爸是对的。
我想起泰勒的妻子斯蒂芬妮几天前在电话里跟我说过的话。她说她花了几年时间才说服泰勒允许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因为他仍然相信疫苗是医疗机构的阴谋。如今回想起来，父亲的声音犹在耳畔，当时我却嘲笑哥哥的行为。他还是一个科学家呢！我写道，他怎么看不穿他们的偏执呢1重读自己写下的文字，我对哥哥的轻蔑变成了一种讽刺。话又说回来，我写道，要不是刚刚想起来，直到今天我自已还从未注射过疫苗，也许我嘲笑起泰勒来会更有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