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记》的一开篇，太史公就讲了一个故事，那就是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啥意思呢？就是说黄帝在撵跑了荤粥之后，与诸侯在釜山（今河北徐水境内）会盟，然后就在涿鹿山（今河北涿鹿东南）下找了块平地建都。这倒没啥可说的，有意思的是这个“荤粥”。
在今天，荤粥是流行于河南和山东等地的一种特色美食，也叫糁（sá）汤，是用牛羊肉、鸡肉与大麦仁混掺在一起加各种调料熬制而成。不过人家太史公说的荤粥可不是啥好吃的，而是来自北方的一支游牧部族。
荤粥（xūn yù），也被称作薰粥、獯鬻或是薰育。其传统领地大概在今天的甘肃东部到山西太行山一带，跟黄帝的势力范围有交叉，所以难免擦枪走火就干了一架。结果也不出意外，荤粥被揍了个鼻青脸肿，然后撒丫子就跑，黄帝追了半天也没撵上，只好赶紧回头去干他的正经事去了。
在今天听说过荤粥这个部族的人恐怕是百不一存，黄帝也没打出啥痛快淋漓的大胜仗，所以这件事似乎不值一提。其实不然，比如在过了两千多年后，当改头换面的荤粥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时，就让秦汉的统治者们头大如斗了：
“（荤粥）匈奴别名也。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玁狁（xiǎn yǔn），汉曰匈奴。”（《三家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
当然这是史书上说的。您要是非得细究当年同黄帝对掐过的荤粥，跟与大汉朝相爱相杀好几百年的匈奴之间的血缘关系，好像谁也拿不出确切的证据。不过事情如果反过来说，认为无论是荤粥、匈奴、鲜卑、突厥、回鹘，还是契丹、女真、蒙古以及满洲等几千年来一直让历朝历代头疼不已的来自北方的游牧（渔猎）民族，其实都是一家人的话，恐怕能推翻这个结论的办法也不多。
因为游牧民族文明程度低嘛，压根就没有述史传统，甚至大多数民族都没有文字（或者发达后再生造出一套文字系统）。所以自家祖宗那点事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只能瞎传，或者指望汉家史官能捎带脚的留下几笔记录。所以到现在很多关于游牧民族的事情都说不清，各种从地摊文学中流传出的胡言乱语反而大行其道，使很多人深受其害。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方面的故事。
01
唐太宗李世民的亲娘、太穆皇后窦氏，因为其祖上曾挂过一个名为“纥豆陵”的姓氏，就经常被指认为是鲜卑人。再加上她老公、唐高祖李渊又是个实锤无疑的混血儿（当然窦氏也是汉与鲜卑的混血），这就成了许多人将唐朝诬称为鲜卑政权的一个重要理由。
咱就不提这种说法有多扯，先来掰扯掰扯窦氏的血统问题。
窦氏的先祖，一杆子能扯到700多年前的西汉章武侯窦广国。而老窦为啥能封侯？因为他姐姐牛啊，当上了汉文帝刘恒的皇后，从此窦家就跟着鸡犬升天。后来窦广国的七世孙窦融把家从常山郡（今河北石家庄）搬到了扶风郡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定居，逐渐发展成了一个世家豪门，即扶风窦氏。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东汉末年大将军窦武密谋诛宦，结果不但事败被杀，还被牵连亲族，“收捕宗亲、宾客、姻属，悉诛之”《后汉书·卷六十九·窦何列传第五十九》。时任雁门太守的窦统是窦武的侄子，自然也属于必须挨砍的对象，不过他可不想等死，就撒丫子逃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所以窦统在大汉朝的地盘上逃亡注定是没前途的，恰好雁门又毗邻边境，所以他就拖家带口的一头扎进了塞外的大漠草原，投奔了匈奴人。
而对于匈奴人来说，只要你能带来人口、财货以及牲畜，管你是哪族人、是不是逃犯，那都照收不误。于是窦统及其族人就被分派到了意辛山（今内蒙古二连浩特西南）一带游牧，为了防止被大汉朝官府发现（此时的匈奴已经在名义上臣服于汉朝），还给自己的部落起了个匈奴名，叫没鹿回部，并以部族为姓，由窦氏改为没鹿回氏。
大概到了魏晋时期，鲜卑人崛起，大肆攻伐吞并草原各部。弱小的没鹿回部无力抵抗，赶紧火线“反正”，于是摇身一变就从匈奴人变成了鲜卑人。
跟匈奴人所秉持的逻辑一样，只要有利于其实力扩张，鲜卑人对于前来依附的别族部落一向来者不拒，压根就没有查户口本这道手续。而且没鹿回部还曾是鲜卑人的救命恩人——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后来的北魏开山老怪拓跋力微因战败逃亡，受到了没鹿回部的庇护，还娶了部落大人窦宾之女为妻（后来被追赠为神元皇后）。从此没鹿回部开始发迹，还改了个鲜卑姓氏叫纥突邻氏，也有叫纥豆陵氏的。等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以后，纥豆陵氏又改回了原本的汉姓窦氏，并形成了一个新的大世族，即河南窦氏。
所以那些非得坚称太穆皇后窦氏是鲜卑人的朋友，是不是还应该在她身上加个匈奴人的标签？
当然窦氏的血统问题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而是要通过这件事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打着匈奴旗号的，并不一定就是匈奴人。此后的鲜卑、突厥直到蒙古、满洲的情况也大致差不多，基本都是盘大杂烩。
就比如纥豆陵部，还曾在皇始二年（公元397年）造过一回北魏的反，结果被镇压。此后部落中的一部分人又逃去北边，摇身一变成了柔然人。
汉人、匈奴人、鲜卑人、柔然人，只要能让家族生存繁衍下去，没人在意户口本被改成什么模样——在现代国家和民族意识尚未萌生觉醒的时代，像河南窦氏的例子未免有些太过夸张，但也并非什么太过于西汉的事情。
而这一点，在游牧民族那里体现得就更明显了。
反正草原上的事儿就是这么乱。打个比方——比如草原上一共住着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孙七、周八、吴九、郑十这么8家人，突然有一天张三大发神威把所有的邻居都打服了，于是那7家人就心安理得的认张三当爸爸，从此出门都自称是张三家的人。改天李四又雄起了，打服了张三，于是草原就改朝换代，从此大家都姓李了，跟人打招呼也以李家人自居。
当然除了因为倒霉被打跑或杀绝种的外，不管这片草原是姓张还是姓李，大家还照旧过着各家的日子，只不过换了一副门面而已。
用中原汉人的说法，那就是“听调不听宣”。
而且在这个打着同一旗号的大杂烩中，不仅是族群不同，甚至人种都经常五花八门。
比如匈奴人。在他们与汉朝的交往中，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后汉书》都没有对他们的外貌特征做出过特别的描述，可见匈奴人的长相与中原人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可在西域康居人的眼中，匈奴人却是一副“人皆深目、高鼻、多髯”（《魏书·卷一百二十·列传第九十》）的模样，好像跟他们的东方同族完全不是一个种——现代考古学也证明，匈奴人的基因构成非常复杂且多元，起码有5%的个体出自白种人母系。
自东汉时期匈奴发生分裂衰弱后，依附的各族纷纷星散或自立，这种特征就更明显了。比如作为后来祸害中原的五胡之一的羯人，就经常被怀疑是白种人；而出自东胡的鲜卑人、尤其是慕容鲜卑，白肤、黄须几乎是标配，以至于被同在北方的其他胡族蔑称为“白虏”。而晋明帝司马绍更是被造了反的王敦直指为“黄须鲜卑奴”，对此史书给出了如下的解释：
“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状类外氏，须黄，敦故谓帝云。”（《晋书·卷六·帝纪第六》）
所谓燕代人，其实就是指鲜卑人，毕竟“鲜卑之众星布燕代”（《晋书·卷一百二·载记第二》）嘛。此处不书鲜卑而以燕代指代，是种为尊者讳的写法，毕竟当时汉胡不两立，司马绍有个鲜卑老娘可不是啥光荣的事。
甚至到了唐朝，唐人对鲜卑人的最深刻的印象仍然是白皮肤、黄色须发。比如诗人张籍的那首《永嘉行》：
“黄头鲜卑入洛阳，胡儿执戟升明堂。
晋家天子作降虏，公卿奔走如牛羊。”
不过自鲜卑人之后，白种人渐渐在中国历史上销声匿迹。不过来自塞外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却跟千年之前的匈奴人没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比如后来把后唐、后晋、后汉以及北宋虐得欲仙欲死的契丹人，就先后给突厥人、唐人以及回鹘人当过小弟，还没少扯着人家的虎皮拉大旗，这才得到了悄咪咪猥琐发育的机会。后来女真人干翻了契丹人，金国和金军中便马上充斥了大批的契丹官和契丹兵，战斗力也立马跟着大滑坡。而随着女真人的地盘越打越大、军队的成分也随之越来越水，曾经满万不可敌的女真人在崛起十几年后就堕落得一塌糊涂了，连跟老对手南宋都经常一胜难求，更何况是对上生龙活虎的蒙古人？
到了金世宗大定二年（公元1162年），金国人口达到4470万，其中的本族人口大约为480万——看似占到了总人口的一成多，但在这个“本族人口”中，契丹、奚、渤海等拿来凑数的就占了三分之二强，尽显其大杂烩本色。
蒙古灭金后，当然也要接手了这锅大乱炖，而且在其南下攻宋期间，更是接收了大量的汉人降兵。甚至可以说，南宋之亡，就是亡在了张弘范、史天泽、刘整这样的披着蒙古皮的汉人手中。大约400年后，同样的一幕再度上演——曾经在建贼闯逆面前的不堪一击的大明官兵，在把脑袋上的汉式发髻换成金钱鼠尾辫后，立马就从软脚虾变成了过江龙，打得昔日战友落花流水。
在没有现代国家和民族观念的古代，打仗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不过是“当兵吃粮”的一种选择而已。谁能让他们吃得饱、吃得好，他们就肯替谁卖命。而在这方面，因文明程度较低而缺乏纪律性和道德约束的游牧民族，显然更占优势。
02
这些让历代中原王朝头疼不已的北方游牧民族，不光从来都是盘大杂烩，而且战斗力水平其实也不像传统印象中的那么凶猛，反而是相当的水。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巅峰时期的女真人和蒙古人，估计换谁来当对手都很难打得赢，不过也并非是不可战胜的。为啥？因为历史上任一游牧民族的战斗力巅峰期都非常短暂，只要能熬过去，反攻倒算不过是分分钟的事。
毕竟这帮家伙只有够穷，才够猛。一旦不穷了乃至还发家了，那么其腐化堕落的速度简直是骇人听闻，很快就会不可救药，几乎从无例外。
而且在大多数时候，哪怕他们还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在整体战斗力上依然与中原王朝相差甚远。对此，喊出过“虽远必诛”的西汉名将陈汤曾做出了精准的判断：
“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
这就是“一汉顶五胡”的出处。至于原因，陈汤认为是装备技术的差距——当匈奴人从汉地掠夺到工匠以及学会了一些新技术以后，一汉顶五胡就变成了一汉顶三胡。
而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间的装备技术优势是一直存在的，汉唐时如此，宋明时也不例外。那为何汉唐能开疆拓土、将四方蛮夷杀得落花流水，而宋明却连老窝都守不住，最后还被人家抢去了江山？
当然各朝都有各自的特点，相应的就会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而且也不能排除掉运气的成分——要是汉唐摊上了那一堆正处于最生猛时期的完颜和孛儿只斤，仗能打成啥样还真不太好说。
但无论是汉唐还是宋明，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犯时都有两个难以克服的弱点。
其一，就是机动性的差距。骑兵是冷兵器时代的王者，这是确定无疑的。而汉唐之所以能屡屡对外开拓，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占据了关西、陇右乃至西域等养马之地，能够维持得起一定数量的骑兵。而宋明随着军政中心的东迁，对西北地区的控制能力大幅下降，基本上失去了优良战马的来源，只能大力发展步兵部队。但两条腿的怎么可能跑得过四条腿的？那些游牧骑兵只需放放风筝就能把中原步兵拖瘦、拖垮，逼得后者不敢野战，只能筑城固守，从而失去了战略进攻能力。
对此，古人并不见得就没有今人明白。
明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朱元璋发动了第十三次北征蒙古之战，他的第三个儿子晋王朱棡就上了一道奏章，对屡屡出塞作战的弊端进行了反思：
“我朝自辽东至于甘肃，东西六千余里，可战之马仅得十万，京师、河南、山东三处马虽有之，若欲赴战，猝难收集，苟事势警急，北平口外马悉数不过二万，若逢十万之骑，虽古名将亦难于野战……方今马少，全仰步军，必常附城垒，倘有不测，则可固守保全，以待援至，此上策也。”（《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三·洪武三十年五月》）
朱棡的上述言论，如果放在今天的网络上肯定会被喷得狗血淋头，事实上无论是朱元璋还是朱棣也都没听他的。后来的永乐大帝又发动了5次大规模的北伐，除了在军事上一无所获外，还造成了朝廷财政的破产，以及战马几乎被消耗一空。尽管此后的两百多年间大明朝廷拼命的改革马政，但明军的骑兵部队直到亡国也没有恢复元气，只能依靠步兵和坚城被动防御一波又一波来犯的异族骑兵。
事实上明军所面临的这种窘境，汉唐时也好不到哪儿去。在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漠北之战中，卫青和霍去病取得了战略性的大胜，共歼灭近10万匈奴人，迫使单于远遁，继而形成了“漠南无王庭”的良好局面。但在这一连串大胜的背后，却难以掩盖汉军骑兵部队的战马近乎全军覆没的事实：
“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为了支持卫霍，汉武帝刘彻可谓是掏光了家底，才拼凑出14万匹战马，结果却被小舅子和大外甥败光了近八成。这就导致了虽然汉军取得了大胜，却无力进一步巩固战果，直到16年后才有能力发动后续的进攻，却因为骑兵不足而导致接连败绩，不得不以一纸《轮台诏》匆匆终结了这场延绵了43年的汉匈战争。
直到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宣帝刘询才又凑齐了16万骑兵，对匈奴发动了两汉400多年间规模最大的一场骑兵出征，并最终迫其降服。而此时距漠北之战，已经过去了近50年。
由此可见中原王朝养马之不易。而游牧民族的情况却截然相反——草原上什么东西都缺，却从来没缺过战马。而且养活这些玩意对单于、可汗们而言近乎于零成本，只要草原上有牧民，就有人替他们养马。还什么都不用操心，即便损失了，也不愁没有补充。
比如在朱元璋发动的13次北征中，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的第二次北征就俘获马匹数万，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的第七次北征缴获马匹4.7万，两年后又抢到了“马驼牛羊数十万”。其余战后没好好统计，只能以缴获无数等字眼敷衍的比比皆是。由此可以推论，仅洪武年间历次北征使得蒙古人损失的马牛羊等牲畜的数量，可达百万之巨。
然而当朱棣领兵再次踏上草原大漠时，面对的仍是黑压压的漫无边际的骑兵，几乎跟洪武年间没什么两样。这就是养马成本间的巨大差距，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的差距。
其二，比机动性上的差距更令中原王朝的将军们头疼的，是后勤补给上的劣势：
“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於邛僰以集之。”（《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
啥意思呢？就是中原军队作战，要是几万人远征千里之外的话，往往会出现送到前线1石粮食，却在途中消耗和损失掉百石左右（秦汉时一钟等于6.4石）的情况——这么高昂的成本谁承受得住？所以无论是汉朝的卫霍还是1500年后的朱元璋父子，每次远征塞外都在追求尽早逮住敌人打两仗，然后就撒丫子赶紧往家跑。为啥？再不跑就得饿肚子了，没准还得饿死人，想要后勤源源不断的送上补给，在那个低技术的农业社会根本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这种情况是普遍性的。比如在北宋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时，名将郭逵就给宋神宗赵顼上书吐苦水，抱怨说仗不是打不赢，而是打不起：
“契勘平一所奏，约兵十万人，马一万匹，月日口食、马草料，计度般运脚夫四十余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四·熙宁九年》）
也就是说，郭逵带着10万作战部队加1万匹马，1个月需要的物资得由40万民夫来辗转运输，才勉强够用——这样的消耗水平较之西汉基本没有质的改善，哪怕富得流油的北宋也承担不起。
所以我们才看到无论卫霍也好、朱元璋父子也罢，哪怕在北伐时缴获了再多的马牛羊等牲畜，好像也没对国内的经济状况以及骑兵部队的补充产生过啥积极的影响。其实这些战利品中的大部分可能都在漫漫归程中，被饥肠辘辘的大军吃掉了。像北宋这样老打败仗、压根没啥缴获的军队，负担就更重了。
而游牧民族则从来都没有这方面的苦恼。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都是“轻资产”型——敌人来了把那点破家当往车上一装，然后赶着牛羊就跑了，哪怕失地千里也没啥损失。而中原王朝都是“重资产”型，田地和城池以及附着其上的财富是没法长腿跑掉的，游牧民族打来了就只能守，守不住就得被人家杀光、抢光。
这就导致了双方战争成本的极端失衡。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王朝完全没有后勤之忧，因为那个花花世界遍地都是财富，完全可以就食于敌，而且吃的用的比在家里还好。而中原军队呢？哪怕他们也像凶神恶煞的游牧民族一样大肆杀烧抢掠，可就凭匈奴、突厥、蒙古等族平均每3平方公里才能逮到1个人的的人口密度，又有啥玩意可抢、可就食于敌的？
所以汉唐时对游牧民族取得的几次决定性胜利，基本战术都是以不需要后勤支持的小股精锐骑兵为箭头玩突袭，然后逮住敌军主力后要么就往死里打，要么就死死拖住、咬住等待后续的步骑混合部队到达后予以全歼。但这样的战例具有不可复制性，需要擅长突击的天才骑兵将领（如霍去病、苏定方）与威望极高的天才主帅（如卫青、李靖）相配合，同时掌握精准的情报、各部严密配合才能成功。而大多数情况下的中原王朝远征，都像明初那近20次北伐蒙古一样，看似兵多将广，战果也挺丰富，但只能沦为一场武装大游行——因为根本就抓不到敌人的主力。最后除了劳师糜饷外，打前打后草原上该是啥样，还是啥样，全都白费劲了。
只要解决不了部队机动性和后勤补给的问题，中原王朝就永远拿游牧民族没办法。
03
所以说无论是汉唐还是宋明，对游牧民族都不是打不打得过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打不起这种仗。
事实上今天的人们对中原王朝的战斗力，普遍是低估了。
即便是人们印象中最弱的北宋军队，如果契丹人或是党项人愿意跟他们当面锣对面鼓的打一场堂堂之战，而且北宋的主帅既没蠢到家，兵血也没被喝得太狠的话，那么这一仗他们即便打不赢，想输掉其实也很难。
毕竟中原军队的装备技术、组织纪律性以及保家卫土的坚决性，都不是游牧民族所能相比的。
比如说著名的澶州之战——当时契丹以太后萧绰和辽圣宗耶律隆绪举倾国之兵20万南侵，一口气打到了黄河岸边的澶州（今河南濮阳），距离宋都汴梁几乎就是一河之隔，看上去北宋亡国就是分分钟的事了。最后逼得宰相寇凖揪着宋真宗赵恒“御驾亲征”，又签下了一纸澶渊之盟才算万事大吉。
这一仗看上去北宋是打输了，可事实呢？
辽军入寇后，先是集重兵攻打威虏军（今河北徐水）、顺安军（今河北高阳），结果闹了个灰头土脸却一无所获；于是又转攻北平寨（今河北完县），再受挫；不死心的辽军绕道攻保州（今河北清宛）、定州（今河北定州），仍不克；于是又打算换换运气改攻瀛州（今河北河间），守将季延渥率部死守，杀伤辽军万余人；此后辽军主力全力围攻冀州（今河北衡水）、贝州（今河北清河）仍无进展，只好彻底放弃治疗——对澶州（今河南濮阳）围而不打，试图吸引北宋援军，再在野战中取得一场大胜来遮羞。
也就是说在澶州之战前，契丹人在河北大地上转悠了好几个月，却只拿下了遂城（今河北徐水附近）、祁州（今河北安国）、德清（今河南清丰）等几座因为战略地位不重要而被宋军弃守的小城。像保州、定州、冀州这样的大城契丹人根本啃不动，至于雄州、霸州、大名这样的雄城坚堡，契丹人干脆连瞅都不敢瞅一眼，只能绕着走。最后看似契丹人围着澶州跟宋军打了个不分胜负，实则是孤军深入、身陷重围——前有北宋禁军主力拦截，侧翼有河东军居高临下虎视眈眈，只要身后无数座军城中的河北守军齐出，那就是铁壁合围、关门打狗之势，辽国就此一朝灭国也非妄言。后来富弼在出使辽国时曾遭到战争威胁，就直接拿澶州之战说事，直接让辽兴宗耶律宗真的脸红成了猴屁股：
“弼曰：‘北朝忘章圣皇帝（赵恒）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苟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宋史·卷三百一十三·列传第七十二》）
赵恒的“大德”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要说的是游牧民族的战斗力其实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凶猛。即便是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在十三世纪打遍欧亚大陆无敌手，还有“西方高科技”加持的蒙古人，不也是被阻于襄阳城下达6年之久吗？即便最后襄阳城陷，也不是蒙古人突然间战斗力爆表，而是南宋内部出了问题，简单说就是非战之罪。
所以说不是中原的农耕民族天生就打不过塞外的游牧民族，而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家压根就不跟你正经打仗，就是放风筝、打游击，玩消耗战。中原王朝最终打不赢，大多也不是败在了战场上，而是败在了战争成本极度不平衡的差距上，最后弄得自己财政破产，江山玩完。
就像前边说过的，大明官兵的汉家发髻换成金钱鼠尾辫后为啥就突然能打了？就是因为先头成天饿肚子，后来能吃饱喝足了嘛。
而之所以说游牧民族战斗力很水，也不是他们天生就不能打。就像中原王朝永远无法克服军队机动性和后勤补给的弱点一样，游牧民族也有个难以克服的缺陷，那就是人口。
匈奴人最强盛时，控制着大约6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可是总人口呢？据现代学者估算，在其最巅峰期也不会超过200来万。
也就是说当卫霍大军远征塞外时，每翻遍3平方公里的草原，才能揪出一个匈奴人，没准还是老弱病残孕。
相对应的，西汉最盛时疆域也是600多万平方公里出头，而总人口据元始二年（公元2年）统计就达到了6300万。
所以说要是汉军打了败仗，一次性损失了10万人，估计刘彻会心疼得好几天睡不着觉，但也就仅此而已了。只要他想，用不了一年半载的工夫就又能凑出同样数量的人马，然后气势汹汹的去找匈奴人报仇。而反过来要是匈奴人一下子没了10万人呢？漠北之战就是明证，从此匈奴人一蹶不振，再也没了当年出入汉境恍如逛自家后园子时的风光。即便后来偶有胜绩也改变不了大局，直至最终被打跑、打散。
为啥？原因就是前边说过的，游牧民族统统都是一盘大杂烩，内部一团散沙。中原王朝只要将其中带头张三、李四打垮了，甭管是匈奴、突厥还是契丹、女真什么的就全都废了，说是亡族灭种也不为过。
漠北之战被卫霍干掉10万人，匈奴就废了；阴山之战后被李靖和李世勣斩俘10万出头后，突厥也废了；女真人在护步达冈之战中歼灭了10万契丹人（号称70万），辽国就树倒猢狲散了；成吉思汗在野狐狸之战中歼灭了20万金军，女真人的好日子就过到了头儿……要是后来的南宋和明朝能一战消灭10~20万蒙古人和满洲人，估计也就不会有什么元朝和清朝了。
可惜他们没这个本事。
所以人口才是一切游牧民族的最痛点，也是他们无法克服的致命缺陷。也正是因为人口太少，所以他们一旦发家后就会采取各种办法善待、优待族人，妄图扩大人口规模，但好像从来没见效过——即便人口增长了，也会统统沦为八旗子弟一样的废物，只会让他们完蛋得更快。
也正是因为人口太少，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哪怕游牧民族再骁勇好战，也不敢跟中原军队正面硬刚。所以他们打仗的特点就是有便宜可占则如狼似虎，遇到硬茬子就跑得比兔子还快，而且从来不以为耻：
“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五十》）
因为就像汉人损失不起战马一样，游牧民族最死不起的，就是人。
所以与其说他们善战，不如说是擅逃。而偏偏又是如此，让中原军队对他们完全没辙。
04
所以对打得过却打不着的游牧民族，后来的宋明等朝选择了蹲家死守的办法，虽然难看而且效果不怎么好，却是一种费效比最高的战术选择了。
毕竟像汉唐那样能打到人家老窝里拆家的本事，不是谁都有的，也不是谁都能玩得起的。
而在无法将游牧民族斩草除根的前提下，想要断绝其不断南下撩闲的冲动，则是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为啥？因为塞外的生存环境太恶劣了——华夏之北，虽然疆域辽阔，但是气候恶劣、物产贫瘠（以古代标准）、人口稀少、文明程度低。所以随便的一场大雨雪或者干脆就不下雨雪，对他们就是灭顶之灾：
“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列传第六十四上》）
这样的天灾人祸，别说两千年前的匈奴，就是后来看似无敌天下的女真、蒙古、满洲什么的照样抗不住。所以当生存都难以保证时，南侵就成了他们活下去唯一的选择。
毕竟在那被长城保护着的中原，有着温暖的气候、富饶的土地、繁华的城市、无尽的财富、漂亮的姑娘……无论哪一样都是他们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自然会对其产生致命的吸引力。而农耕民族看上去温顺的性格、贫弱的武力和糟糕的机动能力，更是激发了他们埋藏在骨子的劫掠欲望，进而与南面的中原王朝产生冲突。
只要还是一个穷一个富，还是一个逃得快一个只能守得稳，这个矛盾就没法破解，只能没完没了的打下去。
这种冲突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甚至还体现在文化理念上。比如说游牧民族盛行的收继婚制（即被汉人鄙视的“烝母报嫂”）：
“汉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庐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妻其妻。无冠带之节、阙庭之礼。’中行说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约束径，易行；君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也。父兄死，则妻其妻，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列传第六十四上》）
这种观念上的冲突，根本就是不可调和的。
但这个让中原王朝闹心了几千年的难题，却被满洲人看似轻而易举的解决了。
因为乾隆皇帝洋洋得意的在避暑山庄题下了“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的打油诗，使得许多人认为清朝能够安定北疆的法宝就是宗教。以至于“清修庙”的传说，至今在网络上流传得沸沸扬扬。
其实哪有这么简单？
清朝能治得了“北患”，首先在于他们本身就是北患中的一员，自然深知其利弊短长，然后才能有的放矢，堪称是“以夷制夷”的典范。
他们采取的办法，其实也没多么稀奇，还是先打服了再说——从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与科尔沁部发生冲突到清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讨平准噶尔之乱，满洲人共历6帝，跟蒙古人足足死掐了165年，才彻底打赢了这场漫长的战争。
仗打赢了，下一步就是全面控制。对此满洲人创造性的发明了“扎萨克制”，即盟旗制度），目的就是将蒙古各部分化瓦解，再分而治之，使其无力再对抗朝廷。
而比扎萨克更狠的，就是融合同化政策，说白了就是和亲。
说到和亲，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屈辱，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种误解。事实上在中国的历史上，对和亲最热衷的往往是最强大的王朝，比如汉唐；相反对和亲持普遍排斥态度的，恰恰是在对外关系处于弱势或守势的王朝，比如宋明；而相比于汉人，入主中原的异族政权对和亲更是看得开，比如元清；但把和亲这件事玩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的还属清朝，以至于数量多得没法统计——到乾隆末年下嫁到蒙古外藩的就有70多人；到了道光年间，仅科尔沁达尔汉王旗下有公主子孙台吉、姻亲台吉2000人，土谢图王旗下公主子孙台吉500余人，敖汉旗下有600余人，巴林旗下有170余人等等。
而且满洲人的和亲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蒙古人。200多年持续不断的血脉融合之下，两族的王公勋贵早就打断骨头连着筋了，还怎么闹“北患”？
与之相比，修庙真算不上啥大手笔。
可是让满洲人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费了老鼻子劲才解决了北方这个千古难题，结果南边又冒出了一帮红毛鬼。话说这种情况别说他们的老祖宗野猪皮了，就算是周公孔圣也没说过该咋整，所以只好一通瞎整，最后把自己也给整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