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有两个姐姐。大姐，也就是我大姨，和我妈妈相差近二十岁。表哥们家境殷实，大姨自身经济条件宽裕，加之自身是医生，因保养得当，又时常参加些老年团体活动，生活过的很是舒心和平顺。前些年犯过几次心脏病，但都有惊无险。
年轻时她和姨夫在乡镇医院生活，生养了四个儿女。两人都是医生，工作繁忙。后来他们自己开了家小诊所，附近的乡亲们因为在医院里对他们信任，加之方便便宜，小诊所可说是日日门庭若市。后来，哥哥们有出息，把他们带到城市生活。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人也闲下来了。
两个人守着诺大的房间，只有电视机里传出的声音。他们觉得干了大半辈子的工作忽然没有用武之地了。许是因为寂寞，又或不甘心，大姨走出家门，她本是开朗乐观的人，又因为天生热心肠，很快结交到一些朋友。开始学习练剑，渐渐取得一些成绩，在各地参加比赛。
她是豁达之人，说话直爽，声音洪亮。颇有些男子气概。她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很清楚，所以儿女们叮咛嘱咐天气怎样了，不要出门之类的，她一般嘴上不以为然，但也都基本听从。她年轻时是过苦日子过来的，对物质的东西很是淡然和节制。
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一次过年时。因为工作原因，我回家次数很少。但每次回去，必定要去看望她。我们在有阳光的屋子里聊天，她坐在藤椅的阴影处，微微向前倾着身。鼻尖上一直冒汗，她时不时的拿手绢擦擦。她瘦了，老了。我嘱她注意身体，她说做了一辈子医生，她最清楚自己的身体。说我表哥表姐们也是小心过度了。
她和我说起她练剑比赛成绩，给我看了她穿着白色衣服练剑时的照片。因念及她身体应多加休息，聊了会天，我就告别了。我和她说下次回家再来看她。
数月后，妈妈打电话要我回去，说是大姨病危。我直接到达病房，看见她闭着眼睛挂着吊瓶鼻子上插着氧气管躺在病床上，嘴巴张开，周围呈淡紫色。能听到呼吸声。发烧，各种冰块放在她的头周围。两小时给她翻一次身，像极了婴儿。
据说清晨她在阳台伺弄花草，突然脑血栓，右半身不能动，跌倒在地，再没说过一句话。第二天下午五点半，心跳频率一直下降直至呈直线，她始终微张着嘴，保持着呼吸的口型。
我跪在地上掀开被子一角看着她右手的颜色慢慢变为黄白色。指甲上的纹路清晰异常。
葬礼时来了好多人。在殡仪馆，她静静躺在玻璃棺材中，像睡着一般，似乎那只是一场事不关己的活动。平时难得见面的人们彼此也见了面，悲戚着脸寒暄着，一时让人产生错觉。只有到了每次来人吊唁，哭声想起来时，仿佛只有这个环节产生作用，其他总显得不相干。
我跪在地上，刺骨的冷。怎么会这么冷，心都像放在冰柜中一样。我用指甲抠着地，似乎这样才能有点力气。外面，天白的刺眼，白的眼中看到的都是盲。
火化时，在铁门外，看着她的尸体被推进去，放在传输带上。他们按动电钮，她被慢慢送进火化炉。立时，封闭的炉子发出隆隆声音。等火化炉再被打开时，肉身已变做一具白骨。我看着工作人员把她的骨灰收起来，放在骨灰盒中。
墓地是早就选好了的，封棺后，人们纷纷走散。我和几个侄女们留到最后，说了一些话。
想起我上三四年级那会，时常感冒，扁桃体发炎很厉害。因为输液，白天一整天都呆在她在医院的家。冬天中午，我坐在沙发上一手挂吊瓶，一手拿筷子吃热气腾腾的白菜粉条，格外的香，那个点正好演老版《武则天》，我几乎一集不落的看完。打针时，她从不轻言细语安慰你，硬邦邦一句能有多疼啊，一针下去。在她面前我从不敢轻易哭。
她很开明，有时我和妈有不同意见，她向着我，开解我。和她通电话，嗓门很大，我瞬间也被点燃，不自觉的也就大声说话，很是痛快。
心像蜷曲的叶子伸展不开来。我总是不相信她不在了。我一度认为，我拨响那个号码，熟悉的嗓音就会在那边传来。我出门走过几条街，去按门铃，她还会来为我开门。她激愤的在说一些事情，或小声和我讲道理，讲以前老人说的话，或大笑。
记起幼时长期住在伯母那，晚上和她在一个床上睡觉，墙上贴着几只老鼠的剪纸，红色，旧旧的。她哄我睡觉时常常说，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给我讲各种各样的民间故事。她去世时，我懵懂不自知，只看见满院子都是人，我甚至和小伙伴们坐在大卡车的后面不下来。等我见她时，她全身被白布盖着，看得见她黑色的头发凌乱的露在外面。我可能还不知道她要永远的离我而去，不知道她再也不会把我搂在怀里讲故事。长大后我时常想起那暗红色的剪纸，想起那听着童谣入睡的夜晚。
死亡一直被我们所禁忌，我们从不去认真的去正视它，以为这样它就会不存在。甚至年少时觉得会有“永远”，人会永远活着，周围永远如同“现在”。没有衰老，疾病和死亡。
直到随着年岁渐长，一次次被迫接受那些你熟悉或曾经熟悉的人的离去。有时听闻儿时的玩伴或久未谋面的故人离世的消息，犹如当头闷棒，两耳嗡响，愣怔许久，也只是喃喃道，怎么会，怎么会。
它总冷不丁的就会出来，提醒着猝不及防的你，世事无常，要好好把握现在，珍惜相知的每一个人。
最后，以泰戈尔的诗结尾：“像一群思乡的鹤鸟，日夜飞向它们的山巢，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让我全部的生命，启程回到它永久的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