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燃情公子
侠客在中国人的文化里有着特殊的寄托：
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梦，有“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豪杰情，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义气，有“一息尚存，报效国家”的忠心……
这种精神，无疑是神圣和美好的，也正是“中国文化深处”的东西。
但如果反向思考，一想起侠客，还会让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来。
有人就会质疑：这二者之间会有联系吗？
如果荒诞地联系，多少还是能找到些共同之处的。联系的依据是：如果把文化看作一种土壤，那侠客和阿Q则拥有共同的根基。
鲁迅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他笔耕一生，留下了大量著述。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灵魂，他的精神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很多人。他对中国人以及整个民族中的惰性分析得极其深刻。
众所周知，鲁迅的《呐喊》《彷徨》被视为中国现代小说成熟的标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因为《阿Q正传》的诞生。
阿Q和一切不朽的文学典型一样，带给很多不同的解读。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层次的读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去解读他，都有着自己的发现和发挥，从而构成一部阿Q的解读史。
所以，由侠客想起阿Q，也不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一种别样解读罢了。
重新品读《阿Q正传》。鲁迅自己说，他之所以要写《阿Q正传》，是因为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且说“我还怕我看见的阿Q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
人们曾经这样理解阿Q：
矛盾曾说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
直到三四十年代人们依然强调阿Q“是中国精神文明的化身”。
人们关注“阿Q精神”的核心是精神胜利法，并且作了这样的阐释：
尽管阿Q处于未庄社会的最底层，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以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都是永远的失败者，但他却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
或者“闭眼睛”，根本不承认自己落后与被奴役，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你算什么东西！”
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啪啪响过之后，就忘记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
或者向更弱者（小尼姑）泄愤，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
或者自轻自贱，甘居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当在这些都失灵以后，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真实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说一声“老子打儿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了……
从恩格斯的一句话中，我们或许也可以理解阿Q的出现并不偶然，他说：“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并借以维持自己的正常生存”。
在这个意义上看，“精神胜利法”几乎是顺理成章的。
但这种选择事实上并不能改变人的现状，只是给人虚幻的满足而已，人的生存状况永远都无法得到改变。如果推而广之，以这种思想为主导，民族的劣根性的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如此看来，侠客其实并不存在，由侠客想起阿Q，也就顺利成章了。
很多侠客思想，是现实懦弱的人性的幻想，是将现实中的无能为力，转为精神上释怀的一种有效方式。这是不是另一种精神胜利法呢？
我们不妨荒诞地改编一下故事：
阿Q临死前，大声喊到：“几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最终壮烈地死去。跨过了世纪，未庄的晨烟中又一次升起了鲜红的太阳，又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他除了还记得自己叫阿Q之外，别的什么都是新的了——阿Q成了侠客。
乔峰、郭靖、黄蓉、小龙女的形象深深刻在他心中，而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早已用不上“降龙十八掌”，自然也用不上“独孤九剑”，即使吸人内力的“化工大法”，警察也不允许使用，说是剽窃。
阿Q开始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却怎么也找不到侠客的那种豪情。
有一天，女友也弃之而去，说他什么都不会，就知道幻想。
无奈之中，他找到了金大侠，问他该如何是好！
金大侠说：我正是因为自己不能大碗喝酒，自己不能在现实之中行侠仗义，才希望笔下的侠客们能够如此啊！。
阿Q终于明白，原来行侠仗义只是一种想望。
故事虽似荒诞，但侠客精神在当今社会“不产值”却是事实。用意念接触世界，以幻想改变生活；靠荒诞的精神胜利慰藉软弱，用虚无的情感感怀现实。
试想，它的积极意义又在何处呢？难道不是新时代的精神胜利法吗？
我们生活之中，曾经需要行侠仗义，那是因为中国社会长期失律、失范、失序的结果。
人们的生存生活保障，本应依靠秩序和规范来实现。一个社会，如果法规的、纲纪的和行政的一切失去其应有作用的话，那人们的生存和生活就没有依靠。
如果没有理性的思考和规范的约束，停留在幻想阶段的人们侠客精神越浓，对社会的伤害岂不是越大？
侠客精神中的阳刚之气到底有多“刚”，侠客精神对国民的人格形成有多少积极意义，恐怕都要在一定的引导和规范之下才能体现为民族精神。
倡导侠客精神，扶正驱邪本无可厚非，只是这种精神要切合实际，要远离幻想，将其转化为法律规范下的正义力量才是正道。只有这样，也许行侠仗义和见义勇为才有可能是一回事。
如果仅仅只把侠客当作一种茶余饭后的娱乐，我们就没必要争论其短长，但将他捧得多高，自然也是大可不必的。
希望能还侠客一个准确的定位，也不至于去应验鲁迅说过的那句话：“我还怕我说看见的阿Q，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