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了小半辈子，走过许多城市，独独固执地不喜欢南昌，也许跟南昌人无关，但一定跟南昌城无关；对了，我是江西人。
上世纪90年代，第一次跟三舅出远门，从南昌站坐火车。那时候的火车票还是一张拇指大小的硬纸片，上面印着字，我跟三舅每人手捏一张硬纸片，等着拉我们的火车到来。华灯初上，宽敞的南昌站前广场人来人往。我们的火车开点是次日凌晨，距离火车开点还有数小时。三舅肩上背着一个泛白的超大号牛仔旅行包，鼓鼓囊囊的，左手右手还各提着一只同样塞得满满当当的打着补丁的浅绿色帆布袋；我轻松点，只负责拎一只装满了衣物的蛇皮袋。我们蹲在偌大的站前广场的花坛边沿，三舅卸下肩上的背包，我们把一堆包包叠在一处，两人都不说话。
广场临着一条横对整个车站的大马路，那头一排闪着红白相间灯光的招牌突兀地矗立在马路边，“炒粉”、“住宿”、“录像厅”、“烤鸭脖”……一字排开，好不热闹。三舅扭过头问我一句，“我们去吃碗炒粉不？”
我哪里有主意，三舅说啥便是啥。这时候肚子也确实饿了，早过了吃晚饭的时间。于是我们重新拾掇好地上一摊大包小包，迈步朝广场对面的马路走去。两人好不容易将行李临时搁在炒粉店大门里侧，一位大姐面无表情地凑过来问，“吃炒粉？两份？”我和三舅不说话，默默地点点头。
吃完炒粉，重新背上大包小包，走出炒粉店大门口。我们望了望马路对面宽阔的广场，两人都没挪步回广场的意思。天气太冷，新年刚过不久，不时呼呼而过的北风不一会就把我们的脸颊吹得坚硬生疼。炒粉店门口右侧三五米，那块半腰高的“录像厅”招牌，亮着荧荧的白光。“通宵三元”，原来那“录像厅”三个竖排的大字上面，还贴着一行小字，站在马路对面的广场并看不见。
“我们索性去录像厅看看录像，火车还没这么快，外面又太冷。”三舅建议说。我点点头。
我们移步到“录像厅”招牌前，一位裹着绿色军棉袄的中年男人从招牌边上的藤椅上站了起来，询问我们是不是在等火车，然后一通招呼我俩，“来看两部录像吧，里面又暖和录像又好看，保你等车不烦不燥，时间过得飞快！”
三舅掏钱买了两张票，六块钱。中年男人递给我们一人一张纸片，上面写着标号，149、150，末了还特别叮嘱我们，录像票别丢了，一会有人查票。
我们沿着中年男人手指的方向，朝马路那头走了二三十米，看见几个硕大的刷在左侧墙壁上的红油漆字：录像厅。前面带着一个“向前”的指示箭头。这里是一处地下室入口，我们已经能听到下面播放的录像发出来的打斗声了。沿着毫无装饰的水泥台阶拐了两个弯，终于来到录像厅门口。把门的是一位大爷，同样穿着一件军绿色长棉袄，伸手朝我们讨看手中带编号的纸片，看完以后他拉起垂着一条棉被状的垂帘，示意我们进去。
录像厅里黑灯瞎火的，刚进来眼睛还不适应，只能看见最前方一台黑白电视机在闪着光。我们往后面挪了几步，终于渐渐看清楚里面的摆设了：下面一排一排的长条木椅，前边几排已经坐满了人，还有人在窸窸窣窣地磕着瓜子，后面几排还空着。我们挪到没人的一条长椅上，卸下身上的包裹，开始坐下来看录像。
刚坐下还没看入戏，大概十分钟不到的样子，有人凑到我跟三舅面前，“查票查票。”
我挺扫兴地掏出那张带编号的纸片递给他。黑乎乎的也看不清对方的脸。
“没错，149、150两位，来，每人买包瓜子吧，十块一包。”一个男人的声音。随后，我面前出现一小包瓜子。我收回专心致志看录像的心，转头跟男人说，“我们不要瓜子。”
“什么？每个人都买了，都要买，十块钱一包，赶紧掏钱！”男人的声音忽然提高了几度。
我一想，这不是强买强卖吗？我不干！再说，哪有十块钱一包的瓜子，这么贵，这不是打劫吗？于是我站了起来，“我不买！”刚喊完，男人身后围过来几位打着手电的壮汉，他们用电筒直射我的眼睛，我眯上眼，稍扭过头，伸手挡在眼皮前。
身边的三舅急急地按我坐下，马上陪着笑脸说，“我们买，我们买。”三舅又伸手掏钱去了。我仍旧气愤地涨红着脸，心里忿忿不平。这时候手里倒是多出一包瓜子。我就着荧屏漏出来的微光，聚目看清了手中的瓜子，“傻子”瓜子，很小的一包。“外面才卖一块五，他们居然卖给我们十块！”我依然忿忿地跟三舅说。
“你傻啊，好汉不吃眼前亏。”三舅没理我，倒是悄悄地教训起我来。
这是我第一次在南昌站遭遇的窝囊事。第二次，我已经念初中了。初三那年，由于学校让我回老家教育局打一个应届生证明，我又要从南昌坐火车。
这次是大白天，我坐公交车到站前路，前方两三百米就是南昌火车站，下了公交车就已经能远远地瞅见“南昌站”几个大红字了。我背着随身背包，沿着站前路的人行道往车站走。站前路商铺林立，我一边走一边拿眼瞟这些卖各式东西的小商铺，它们的铺门前一律有三级台阶，每间店铺开口都窄窄的，似乎不过两米。走着走着，一间商品稍微突出店面大门，飘着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绸丝带的商店吸引了我的目光，心里想，这是啥玩意？怪好看的。于是我收住脚步，朝店铺里头看了看，还没等我看清楚东西呢，一位胖男人热情地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臂就进了店铺。
“想买点什么？”胖男人笑呵呵地问我。
“我看看。”我确实没打算买什么，真就是看看。
胖男人跟在我身边，不一会就把一间小小的店铺转了个遍。我准备迈步出去。胖男人一把拽过我的手臂，把我拉到店铺里头他的躺椅前，“怎么？想走？”
“是啊，我没钱，我不买东西，就看看。我要去赶火车。”我忽然心里一紧，感觉不妙。几年前在前面右侧地下室录像厅的旧事，闪进我的脑袋。
胖男人脱下他的上衣，露出肥大的膀子，前胸张牙舞爪地纹着一条丑恶的龙，右手手臂上纹着一只毒蝎子。他恐吓我说，“看了就得买，不买你今天坐不成火车了。身上还有多少钱？”
我掏出两个口袋给他看，全身就一百多块零钱。
“你要去哪？车票多少？”胖男人一把抓过我手里的钱，得知我的目的地后，随后给我留下五十买票钱。
“告诉你，别报警，不然有你好看，我坐过牢的，啥也不怕！”末了，胖男人恶狠狠地跟我说。
我捏着一条颜色鲜艳的绸带，走出了这家店铺。路上心里又忿忿不平起来，“这狗娘养的，六七十块就卖一条绸带给我。”我仔细看了看，手中捏着的好像就是一条仿照杭州或苏州产的丝绸围巾——地摊夜市上，这东西十块钱一条，还有价可讲。真可恶！
我没报警，一路闷闷不乐地进站买票、等车、上车。
第三遭，我在赣南念书的时候，应在南昌大学读书的高中同学之约，去他学校玩。到站南昌。出了车站，我找电话亭给同学打电话——抱歉，我仔细想了想，这时候手机还未十分普及，特别像我这样的穷学生，这时候还买不起手机，我有手机的时候，还是这次事件之后的第二年——就在站前广场左侧，许多年前我跟三舅去地下室看录像被坑的马路正对面，这里有一排电话亭。
我找到老板，说要打电话，随后拨键，顺利通话。等我放下电话机，发现那个计时表居然显示13分钟！一块钱一分钟，这就得13块！我心里直骂娘，就打了一通电话，互通了下两人的位置信息，以及怎么前往南昌大学的公交路径，前前后后约摸一二十句话，用时13分钟？我向老板提出质疑，老板说，别叽叽歪歪，我按表收费，谁来了都没用！
不是掏不起这13块钱，但是我心里窝着火。我从口袋掏出三个硬币，往老板面前桌子上一丢，撒开腿就往车站地下通道跑，心想，今天就不让你吃我的黑。不曾想，老板大呼一声：“打了电话不给钱？来人，给我拦着那个背包的兔崽子！”我兀自在地下通道往前奔，没曾想，对面通道出口处围过来两个壮汉，见了我便一把把我抱住，“就你小子打了电话不给钱？”
我瘫软着被俩壮汉架回到电话亭老板面前。
“你这计时器有问题。”我嗫嚅着低声说。
“有问题？有啥问题？”老板横着眼看我，“我拨给你看，你仔细看是不是有问题！”老板拨通了电话。我盯着那计时器跳动的节奏：1、2、3、4……正常秒动，没问题啊。末了，我乖乖再掏出十块钱才得以脱身。其实我知道，老板肯定对电话机计时器动了手脚，本来想找警察的，但是想想，估计没用，警察来了他也会像刚才拨给我看的那样，把表调回正常的跳动节律。
南昌火车站，我这小半辈子在这吃了三次亏。其实我对南昌不熟，更不认识一个真正的南昌人，但是这座城市，在我心里始终像一位露着纹了身的浪子，给我一种具有威胁性的不安全感觉。近十多二十年来，倒是再也没在南昌碰到过这等荒唐事了，但是，我内心已固执地不喜欢它。
忽然想起一句标语，叫“人人都是城市形象，个个均是文明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