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京为官期间，仍然刻苦自律，勤勉踏实，不过他身上也有很多毛病，诸如脾气暴躁、好游玩嬉戏等。
不过他有幸结识了两位理学大儒，是对曾国藩影响极大的老师。一位是倭仁，他教曾国藩写日记；另一位是唐鉴，他教曾国藩打坐。
在曾国藩这一时期的日记中，有很多对于严于律己的愿望和贪玩好耍的习性之间思想、心理斗争的描述。
所以说正是这两个坚持了一生的习惯让他能时时反省，勇于直面自身不足，在经年累月的积淀中，最终助他破茧成蝶，成长为伟大的战略家。
曾国藩从27岁进入翰林院，之后的13年里他跟随倭仁等习程朱理学，任翰林院庶吉士、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后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升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
曾国藩从一个不甚谙世事的青年，成长为一个沉着干练的官场老手。在京为官的仕途虽然一帆风顺，但是在这个时期曾国藩并没有什么大的功绩。
这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甘于平庸，而是在这个时期，曾国藩的资历还不足以让他参与帝国的最高决策，这时的曾国藩也就是一位能员而已。
大清朝在这13年中显得暮气沉沉，经历了鸦片战争的败绩，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清政府已经是日薄西山。
1850年，清朝的第九位皇帝——咸丰帝登基，即位之初，咸丰帝表现出一种革旧布新、励精图治的气象，他广开言路，鼓励大臣对朝政以及皇帝本人提意见。
起初，咸丰帝对大臣提意见的奏折总是认真批阅，给予表扬，时间久了，他就开始懈怠了，很多时候臣子们递上来的奏折，他只在折子上朱批“已阅”两字表示知道，就再没有下文。
有一次，曾国藩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结果像石沉大海一般，没有一点回响。早朝上，曾国藩单独出列，表明有事启奏，获准后曾国藩操着一口湖南话，不紧不慢，一字一句地把几天前指出皇帝过失的奏章通背了一遍。
奏章中对咸丰帝个人生活以及治国理政列出了十大过失，皇帝气得脸色铁青，站起来痛斥曾国藩为“狂悖”，还要治他的罪。这件事情传出去以后，朝野哗然，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大臣的要求主要就是“忠孝”，“忠”的最高体现就是“武死战，文死谏”。
曾国藩敢于在朝堂之上公然指明皇帝的过失，这就是文臣谏不畏死的表现，他的这一举动大大提升了他在学子士人中的忠义形象，湖南籍的士大夫们更是将其奉其为楷模，这对日后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起到了非常好的先导作用。
“1851年咸丰帝为抗拒太平天国在全国大兴团练，而最后仅有湘军“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曾国藩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