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者的心态与个人经历，所处时代的思潮、文化等密切相关。曹植坎坷的人生遭遇、不拘于礼法的性格以及深厚的文学修养，促使其创作随着人生境遇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在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上随着发生变化。
(一)前后期的变化
曹植在前期的诗赋创作中，除去借助神女和舞女描绘场景的《七启》，其余作品中都寄寓了自己或苦闷遗憾，或同情怜悯的态度。
《感婚赋》中，曹植“顾有怀兮妖娆”，展现出一个娇艳明媚的少女形象，他对少女心存恋慕，但思慕之志未遂，写作这篇赋文的原因也仅是为了抒发自己的苦闷情绪；《出妇赋》描写了一个宠爱凋零最终被弃的女子，《弃妇篇》描绘了一个因无子被弃的女性形象。其中《弃妇篇》里的弃妇是平虏将军刘勋的妻子，刘勋以无子为借口休妻另娶，他深受震撼，为被休的王宋打抱不平，同样的，结合《出妇赋》的女主人公，他认为，“才薄”、“陋质”、“无子”都不是男子休弃女子的理由。在当时，女子社会地位低下，人们普遍认同女子只有依附于男子，依附于丈夫和儿子才能够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作为贵公子的曹植能够关注到这一点并为她们创作文学作品，是非常难得可贵的。
曹植性情真挚，对自己的亲人也是真情实感，与其他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女性命运应当怎样不同，《叙愁赋》中他为将要嫁入宫中愁容满面的两个妹妹作赋，揭示了专制婚姻制度的残酷性。
整体看待曹植前期诗赋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可知虽然他对女性的态度仅是作为旁观者的态度，但仍能看出他在男尊女卑的时代潮流中，不对女性存有偏见，并愿意对女性报以同情的过人之处，情动于衷，真诚表达自己的愤慨与同情，同时也能够体现他儒家思想的深刻。曹植前期诗赋反映的是生活中的真实女性形象，是针对具体事件缘事而发，就事论事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而非借助这些女性形象托意自我。
在曹植后期的诗赋创作中，他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产生了共鸣，将自己化身为作品中的女性，有些学者将其称为“臣妾意识”，即其笔下的女子怨而不怒，这与受到曹丕父子打压而自保的曹植具有某种性格的共情。
后期作品《浮萍篇》与前期的《出妇赋》内容很相似，都是失去丈夫宠爱的怨妇形象，《出妇赋》中的女子最终被弃回家，而《浮萍篇》的女主人公在悲叹过后重新收拾心情裁剪新衣。《浮萍篇》与《出妇赋》不同的是，《出妇赋》是曹植对一个已婚女子的经历发出的感慨，《浮萍篇》中的女主人公却没有真实的原型，反而曹植自己就是诗中如浮萍需要依靠清水一般盼望丈夫回心转意的女主人公，他托喻于作品中的弃妇，借弃妇之口传达自己政治上的失意与渴望得到君王的信任的心愿。
除了《浮萍篇》，曹植后期作品中涉及到的女性形象大多也是如此。《七哀》中写了一位久未见到丈夫的思妇，曹植以此自喻，将曹丕比作诗中的丈夫，夫妻本是一体，如同曹植与曹丕是同根所生的骨肉血亲；经太子之争与曹丕掌权后，二人的处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之句喻二人此时身份的悬殊。当时曹丕成为上位者，曹植去往封地，不能得到召见，活动范围也被严格限制，但曹植仍旧想让曹丕顾念骨肉之谊，“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不断向曹丕展现自己的心意与态度，希望曹丕能对他少予宽待。《七哀》中女主人公对丈夫的思念和依恋，同样是曹植对曹丕的希冀。
在借女性形象自喻之外，曹植也在借助一些女性形象隐射自身境遇，以寻求突破。《精微篇》中，曹植列举了许多在民间名声广为流传的女性形象，她们或为丈夫不平，“杞妻哭死夫，梁山为之倾”，杞梁的妻子为亡夫而哭，上天被她感化，梁山为之倾倒；或为父复仇，“关东有贤女，自字苏来卿。壮年报父仇，身没垂功名”，苏来卿去世后在后世留名；或为父鸣冤，“缇萦痛父言，荷担西上书……汉文感其义，肉刑法用除”,缇萦为父上京的孝心感动了文帝，文帝为她废除了肉刑之法。这首诗中的女子虽经历过不幸，但最终都得到了上天的回应或好的结果。当时曹植身受监国谒者的诬陷，名为藩王，实则囚徒，处于生死边缘，日日在可能被迫害的阴云下求存，因此通过民间女性形象多次沉冤得雪、化险为夷的例子，期望自己能够使曹丕明白自己的心意，获得曹丕的宽宥。
另外，在表达自身愿望的同时，也有作品讽刺了权贵奢淫的生活。曹植经过曹丕当政时期在政治上对他的打压，在曹叡当权时期又重新燃起了对政治的热情和希望，因此他会看不惯曹叡政权中的权贵骄奢淫逸的生活，会对此进行抨击。《妾薄命》中，曹植描绘了曹叡及权贵的放纵生活，曹叡征民间女子为嫔妃，“携玉手，喜同车”，和她们游玩作乐，曹植借女性形象暗表对其纵情歌舞的不满。
从整体上看曹植创作的后期的女性形象，她们不再单纯作为写作的对象，而是成为了曹植的代言人，不再是缘事而发的悲悯之心的产物，而是糅合了自身经历与感受的托喻之作，女性形象也由一个个具体的人变为具有普遍特征的符号，甚至成为典型的艺术形象。
(二)后期中的变化
不过，即使是曹植的创作后期，诗赋中的女性形象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曹植的创作后期还包含两个小时期，一个是曹丕在位的黄初时期，另一个是曹叡在位的太和时期。虽然在后期创作的女性形象中，女子形象由具体的人转变为代表曹植自己的艺术形象，但仍有差别。
黄初时期，曹丕打压、残害兄弟，各个藩王的活动范围都有严格的限制，还有监国谒者监视着藩王们的一举一动，黄初四年，与曹植一起入京朝见的任城王曹彰不幸身死，但曹植知道是曹丕的迫害导致的，在这样的持续打压中，他既心有不满，也心怀惶恐，因而这一时期的女性形象偏重向作品中的男子表明心意，剖白自己，以求曹丕的宽宥。到了太和时期，曹叡当权，对各藩王的限制有所放松，笼罩于曹植头顶的存亡阴云散去，他也认为自己可以效仿周公，辅佐侄子曹叡，因而这一时期的曹植着重向曹叡展示自己的能力，诗赋中的女性形象也就偏重表达自身拥有美好的品德，岁月飞逝，美人易老，希望良人快点出现，借以传达自己怀才不遇以求重用的心意。
总之，曹植诗赋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变化大致有两次，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安时期，以女子作为诗赋主体的女性形象都是写实的，曹植以旁观者的角度叙写她们的故事，经历过建安后期失宠于曹操与曹丕即位后的打压，他首先想要求得的是生活的安稳平静。在曹丕的种种政策下，他常常心忧自己的性命是否也会像兄弟一样莫名消逝，此时他站在了弱势、被别人掌控的一方，于是便不自觉地将自己同先前看到过的弃妇、怨妇联系在一起，和她们站在一个角度，并虚构出一些女性形象，以夫妻之情的离散与女子不断表明心迹喻君臣之间的关系与自己的态度，这是第二阶段的女性形象。第三阶段的太和时期，随着笼罩在头顶的死亡阴云的散去，诗赋中的女性形象由剖白内心的怨妇转为容貌美丽且有美好品德的女子。作品中的女子往往孤身一人，盛年待嫁以求良人，曹植以女子喻自己，女性形象由黄初时期的弃妇、怨妇变成了等待良人的美女佳人。
三、变化的原因
曹植性格直率，不拘小节，原本极受曹操喜爱，但“私开司马门”与饮酒误军的事发生后，曹操便“异目视此儿”，并决定立曹丕为太子。曹丕即位后对曹植的打压是其诗赋中女性形象变化的原因之一，曹植一生坚守、遵循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女性形象变化的另一原因。曹植在后期创作借女性形象表达自身时，也是受到了前人的启发。
(一)生平经历
建安时期，曹植是受曹操宠爱的贵公子，他的作品涉及到的内容很多，包括宴饮唱和、送别赠答等，虽然生于群雄并起的乱世，但不需为生计忧愁，因此基本处于悠闲生活的状态中，偶尔也会写作一些关于政治的作品，但多为例行的赞颂之辞，或将文学发挥出政治效果，维护曹操的统治。正是处于这样的生活环境中，曹植能够有精力关注已婚女子的生活。在女子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建安时期，他能够对已婚女子的不公平遭遇产生同情，情动于衷地为她们创作，是非常难得且可贵的，这也是曹植的过人之处。
到了建安后期，曹植的境遇就已经发生了改变。他在政治上失意于曹操，曹丕即位后，更成为了被严加防范的对象，恣肆的公子一朝沦为被圈禁的藩王，但其尊崇的封建伦理道德并没有动摇，由此产生了对之前的思妇、弃妇心理的感同身受，因为夫对妻与君对臣具有同样的绝对权威，妻必须“从一而终”，而良臣“不择二主”，因而，广大妇女的爱情和幸福全系于丈夫对她们的态度和爱憎，文人臣子的人生价值实现与否则全赖于君主对他们的用废，这样仕途失意的臣子与失宠遭弃的妻子的心理就有了相通之处，这也就是“闺怨”与“臣怨”得以结合的社会伦理基础
黄初年间，曹植多次通过文学作品向曹丕传达自己品德的纯正，对他的忠心，为自己争取人身自由，希望消除笼罩于顶的死亡阴云。《仙人篇》中提到众多仙人，其中包括湘水女神与秦女两个女性形象，诗中充满着对仙人自由来去的向往。曹植较为著名的《浮萍篇》、《七哀》、《种葛篇》等，则是全篇运用女性视角，全部借助女性形象来表达自身的，将自己放在思妇、弃妇的位置上，既有委曲求全之思，也包含顺应天命之意，不一味强求曹丕的宠幸，耻于媚上而求亲。
曹丕去世后，曹叡即位，曹植作为曹叡的叔叔，重新燃起了对政治的希望，认为自己可以像周公辅佐文王一样辅佐曹叡，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然而曹叡虽然对他的限制有所放松，却仍旧不信任他，此时曹植还是藉女子自况，不过与黄初时期不同的是，他转变了表达的目的，由希望曹丕明白自己的忠心，以求安稳的生活，转变为隐晦得向曹叡传达自己怀才不遇、等待良机之心。《美女篇》中，采桑的美女吸引了行路人、路旁休憩之人的注意，然而如此貌美高雅的采桑女竟盛年未嫁，处于高宅之中，无媒人来说媒。因为“佳人慕高义”，向往的是崇高道义，但平庸之人都不知道她看重的是什么，因此她只能“盛年处房室”。曹植当时同样正值盛年，有超世之才，一直想要建功立业，在史书上留下姓名，他认为曹叡应该会信任自己，但事与愿违，只好再委婉表达自己的心意。关于这首诗的意旨，郭茂倩说：“美女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愿得明君而事之，若不遇时，随见征求，终不屈也。”《杂诗•南国有佳人》亦是如此，江南的佳人“朝游江北岸，夕宿湘江沚”，但社会鄙薄美好的容颜，没有人欣赏佳人之美，又兼有“俯仰岁将暮”的迟暮之感，希望自己能够早日得到重用。然而最终曹叡还是未能放下对曹植的戒心，因此曹植也一直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生活境遇的变化，使曹植几乎无师自通地完成了从贵公子到“囚徒”的心理转变，他所创作的诗赋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由客观真实的美女、怨妇，变成了寄寓着他个人期望与代表他的符号化的美女、怨妇。
(二)创作的启发
将自身托喻于女子的写作手法，曹植并不是首创，而是受到了屈原的影响。屈原创作的众多作品，尤其是《离骚》中，大量运用了“香草美人”的意象，以香草展示自己的高尚品德，以美人喻自己及君臣，曹植对此进行继承并发展，多以诗赋中美丽的女子形象作为自己高尚品德的展现，以美人的经历暗合自己的不公与愤恨，与屈原类似却又有不同。
《离骚》以第一人称写作，“美人”为多种身份的人作喻，也会用来比喻自己。“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别的女子嫉妒“我”的美貌，就诬陷“我”好淫，抒发自己的悲愤之情；“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用草木零落兴起美人迟暮，用美人来喻君臣，希望君王能够重用他。屈原以“美人”为喻，借以抒情，表达自己的悲愤与政治理想，与香草结合起来，使屈原的形象更加丰满了。
曹植的《杂诗•南国有佳人》承袭了屈原以美人喻君臣的写法，“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俯仰岁将暮，荣曜难久恃”，也是以时光流逝、美人易老来表达自己想要得到重用的政治愿望。《美女篇》中的采桑女看似与乐府诗《陌上桑》相似，写了采桑女的美貌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但《美女篇》最终的写作目的也是借美人意象表达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即使现在还是处于盛年，仍会在深夜忧叹，担心一直不能得到重用。《七哀》也是一首典型的以夫妻喻君臣的诗歌，曹植借其中的女性形象表达自我，传达心愿。与屈原直指统治集团的弊病相比，曹植受身份与境遇所限，语气更加委婉。
像曹植这样以男子身份作女子之辞的文人在建安时期渐渐多了起来，清代田同之认为，“若词则男子而作闺音，其写景也，忽发别离之悲。咏物也，全寓弃捐之恨。无其事，有其情，令读者魂绝色飞，所谓情生于文也”，曹植正是“无其事，有其情”，“任性而为”的贵公子到“实则囚徒”的臣子的巨大落差，他只能通过“闺音”来委婉表达自己的痛苦与希冀，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独特的写作形式，使曹植创作的女性形象意蕴更加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