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标题，我首先想到的是移民精神及移民精神的核心，简单说，移民精神是愚公移山精神的深化，但移民精神的核心，并非如此简单，它是一种在流动与适应中形成的独特价值观和生存智慧，移民的集体观念形成和精神共同体维系是移民精神核心中的生存智慧。具体的说，我把移民精神归纳为六个方面，分别是：破界勇气与生存韧性，告别故土，从零开始；文化嫁接的创造力，改变习俗，突破舒适；动态身份与多元忠诚，拓展人类归属维度；奉献与反哺的双向性，故乡与新城双重责任；逆境中的尊严守护，文明火种漂泊延续。
当代社会，移民精神正从地理迁徙，扩展到更广义的“突破舒适区”。当然，我去新加坡，是调研和隐姓埋名的需要。通过研究分析，这种移民精神，已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试看，创业者开拓新领域，学者跨学科研究，普通人换职业赛道。本质上都在践行移民精神的内核，是在不确定中创造可能，是在流动中寻找归属，是在差异中构建共识。无可否定的是，一旦把“移民”落实到行动，突破舒适区活出去，你就用集体观念思考了，面对新环境中的一切，你会毫不犹豫与一起来的人，抱团取暖，结成精神共同体，融入到移民潮，这虽是全球化时代，人口流动背景下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议题，但移民本身和研讨移民政策的人，必然要面对移民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
移民集体观念的形成有三个重要原因，首先是文化传承的延续性，移民通过语言，宗教仪式，节日庆典等方式传承原生文化，海外华人社团通过春节联欢，宗亲会，文化艺术等活动，强化儒家伦理与家族观念，印度移民通过排灯节与社区聚餐维系文化纽带，这种“文化飞地”，既为移民提供了情感的归属，又丰富了移民社区的文化生活。其次是移民拥有相同的移民程序，过程中经历酸甜苦辣产生共鸣，起了凝聚的作用，《琵琶行》中那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即是这意思，这种情感的共鸣，让移民群体在道场，教堂，祠堂等相遇时，总喜欢口述倾诉，仿佛所有的委屈，找到了知己倾诉，虽平淡的讲述他们相似的迁徙经历，那语言表达有时灰谐幽默，有时如歌如泣，尤其在移民局的语言障碍，身份歧视以及绿卡时的经济适应等相似的经历，形成独特的氛围，结伴同行，互助的网络，集休概念，精神共同体建立，是他们众望所归。墨西哥移民在美国的“北漂叙事”，叙利亚难民的流散创伤记忆，均成为集体认同的基石。再就是外部压力催生出的共同体意识，当一个个移民面对主流社会的排斥或同化压力时，移民群体可能会强化内部的团结，欧洲右翼思潮抬头，美国的移民政策收紧，均属于主流社会排斥移民，穆斯林移民在欧洲通过清真寺网络，形成防御性认同的移民群体，以对抗移居国，在制度设计，政策不公以及歧视给他们不雅的标签。
精神共同体维系的核心路经也有三条，首先是符号化实践的文化再生产，物质符号表现在移民餐馆，民族服饰店等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唐人街的排楼，土耳其移民的烤肉店等都是符号化实践的文化再生产；移民通过自媒体，通过母语内容传播，维系跨代际文化认同；有的宗教，同乡会，移民社区还举办“婚前学习班，好妈妈学习班，中秋晚会”等活动，进行母语学习和原籍风俗体验，确保下一代的文化连续性。其二是社会组织网络的支撑作用，教堂，寺庙，清真寺等不仅是信仰空间，也是信息共享与法律援助中心；印度ⅠT移民的行业联盟，菲律宾护工的跨国互助组织，提供经济支持与身份归属感，这些都是职业协会发生的支撑作用；拉美移民在美国通过“无证移民运动”争取权益，将个体困境转化为集体行动，这属于政治动员在移民群体中发生的作用。再就是跨地域的“想象共同体”的构建，全球化技术，社交媒体，即时通讯使移民与祖籍保持“虚拟在场”，非洲移民通过whatsApp群组，参与家乡选举讨论，华裔青年通过B站追剧，保持文化亲近感。
移民的集体观念和精神共同体，随着全球性人口流动所面临的挑战有四个方面。首先是代际差异引发的撕裂风险，第二代移民往往面对身份的撕裂，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接受移居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另一方面被原生家庭的传统规范约束，南亚移民后裔的包办婚姻争议，反映了代际文化冲突，这我也深有体会，上世纪90年代末，刚到新加坡，那里的开放，时常让我脸红尴尬，交流时我告诉他们，我的婚姻是父母做主，上世纪80年代我们那里的年轻人婚姻，基本上都是父母做主，而且聘礼都在三百元左右，说出来引得那些移民二代人满堂大笑，这是地域差异引发的认知差异。其次是多元认同的兼容困境，移民个体可能同时认同多重身份，就好似一个人从中国先移民新加坡，又移民到加拿大，再移民到美国，或者是美籍华人，法籍阿尔及利亚人等等，这种混杂性可能被主流社会简化为单一标签，导致移民身份的焦虑。再就是移居国政策环境的双重影响，一方面是同化政策，象法国“世俗化”原则，迫使移民隐藏自身文化特征，削弱了移民共同体意识，淡化精神共同体的凝聚力；另一方面是多元文化政策，加拿大，澳大利亚鼓励文化共存，但也可能将移民文化“博物馆化”，沦为象征性符号。最后是全球性流动性带来的移民集体观念与精神共同体解构，短期劳工，数字游民等新型移民形态，已经出现，削弱了传统移民共同体的地理稳定性，硅谷印度工程师的“临时居留心态”，可能导致文化认同的碎片化。
用几个例子来说明，动态平衡中的共同体韧性。首先犹太离散共同体，通过《妥拉》研习，大屠杀记忆，跨国慈善网络，跨越2000多年的犹太流散史，如今还维系着身份的认同；菲律宾海外劳工(0FwS)，利用汇款经济与“英雄叙事”(国家表彰0FwS经济支柱)，将个体牺性化为集体荣誉；跨国移民的第三空间，伦敦的孟加拉裔青年创造融合英式足球与南亚音乐的亚文化，展现认同的创造性重构。
移民集体观念的形成以及精神共同体的维系，并非简单的文化保守或同化适应，而是通过动态的协商，来实现认同的再创造。对超越二元对立的共同体未来研究，需注意技术赋能，超地域联结和政策创新三个方面。对于技术赋能，就是元宇宙，Al翻译如何重塑跨文化互动；对于超地域联结，就是气候移民，战争难民等新型群体的共同体构建；对于政策创新，就是如何在国家安全与文化多样性之间，寻找平衡点。
最后，移民共同体的生命力在于其开放性与适应性，既能坚守其核心文化价值观，又能吸纳移居国新环境中的养分，形成“混合性”的共生文化形态。移民群体在跨越地区，文化边界的过程中，如何构建共享的价值观，身份认同和精神纽带，既关乎个体融入新环境的心理调适，也影响社会整体的文化生态，从而形成上面提及的移民集体观念的形成机制，精神共同体的维系与应对未来挑战的三个维度分析，为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形态，提供最基本的政策研究依据。集体主义观念的形成和精神共同体的维系，既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思考问题出发点，又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落脚点，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金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