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么时候醒了,黑沉沉的夜里一下子睁开眼,恍惚了一会儿,摸到手机，看了看表，4：18.离起床还有一个多小时，却再也无法睡去。
忽然想到袁东平。
昨天晚上刚到家，正在厨房帮老婆做饭。电话刺耳的响起来，孩子在那屋喊“爸爸，电话！”是娄校打来的。刚分开不到10分钟，肯定有事！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果然一开口就气氛凝重。 “你班里有一个叫袁东平的学生？”几乎听得见心里咯噔沉了下 去。
“有啊，怎么啦？”
“我也刚接到电话，说是叫车撞了。”
“撞了 ？怎么可能？在哪里撞的？严重不严重？”
“你别急。问题不大吧。校车在旁边守着，说是叫骑摩托车的给撞的。人没跑。”
我稍微放了一点心。问“通知家长了吗？”
那边似乎斟酌了一下：“已经通知了。马上你打个电话，问问家长，表示学校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了解一下孩子情况。”
我点头受教，于是给家长打电话。
电话里是忙音。那边此刻乱成一锅粥了吧。我挂断，吸了口气，继续打。
终于那边接起来，“喂？”是个苍老的男声。我忽然想起袁东平是没有妈的，开学时候进行家庭情况调查，他母亲好像是回了云南那边。同时那边的声音凌乱地透过电话扑过来，夹杂着孩子叫痛的喊声，好几个声音杂七杂八地说“去医院”“先检查一下。”无由地对那男人生出一种同情与难过。
“你是袁东平爸爸吧？他现在怎么样？”
“你是孙老师。先检查吧，看看腿骨头有没有断。”
在一个男人沧桑的难过面前，所有的言语都像纸一样轻飘。我撂下一句：“先检查吧，确定伤到什么程度再说。明天我给你电话。”就匆匆挂断。
我继续干活，明显有些心不在焉。几次想提起话头，说说袁东平，说说学生的安全，却什么也没说。娄校又打来电话，我说明天我到学校查查他是否入保险，联系保险公司过去，顺便再问问学生情况。
仅此而已。仅此而已了。
袁东平是二班的体育委员，身体不高，肤色不白。虽然调皮，但确实是一入学就跟我的一批老人。帮我整顿学生，帮我维持秩序，有时候体育课回来得早，学生要上一段时间自习，我经常看到他拿一枝教杆在讲台前走动，虎视眈眈地对着下面的学生。大课间上操，学生站队拖拉，他就发脾气，跑进跑去地往外撵，粗声粗气地喊“稍息！立正！齐步——走！”还有几次早读，他跟后面同学说小话，被我提到教室外面，低着头。我批评了几句，不解气，又要求，以后早自习，到教室外面来背书，直到老师过来，时间一周。第二天早上，他果然乖乖地站在外面，远远见到我，就大声背诵，与头天的愧疚判若两人。
就是这样一个孩子，此刻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冷清的病房？陪伴他的，是他含辛茹苦拼命劳作的父亲吗？在这样的疑虑中，越发精神抖擞，愈益迫切地盼着外面的天快些亮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