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幕既已拉开，好戏焉能作罢——1897湖南变法
山民遇水
1897年，中国数千年一成不变的历史，终于拉开了激荡人心的新篇章，也是数千年历史最为怆然的时代：建设一个全新中国的希望，一次次被无情地扑灭；再一次次顽强地燃起。儒家传统似已走到尽头，先前被称为“西学”的那些概念，如今以“新学”冠之。康有为对儒家经典作出了匪夷所思的全新诠释；梁启超则将那些过去被视为“外来之物”的理念，当作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全新财富并以此为方向；而严复、谭嗣同则异口同声认为中国文化需要进行彻底改组。保守的旧文人们痛心疾首地疾呼：毁灭这一传统，将使同胞们在水火之厄中苦苦挣扎！
这悲凉的呼声究竟有几分发自无可救药的顽固，又有几分是发乎人类本能的直觉先知？到今天为止，历史还没有给我们一个完整的答案。但变法维新，已成不可阻挡之百年潮流。当时的维新派远非康梁一党，人们对“变法”二字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有人仅将变法当作部分行政制度的改革；有人则将其视为变更整个政府模式；还有人则认为整个社会秩序都需要全盘重建。在“变法”这一口号的号召下，维新派并非某一具体的政见派别，他们就象一道七色光谱，最温和的一端仅仅是洋务运动的延续，最激进的一端则比海外革命党更甚。将各色人等团结到“变法”这一旗号之下，最根本的动力是想要推动中国步入“富强”国家行列的愿望。变法是强国这一目标的手段，而非为了使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得到应有的珍视。这一目标奠定了中国现代史的基调，而国土与国权的步步丧失，则加剧了实现这一目标的焦躁情绪。
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清廷对地方上的控制力已经非常衰弱，汉人的地方武装“乡勇”击败了太平天国、捻子和回变，收复了新疆，拯救了本该破亡的大清国。除了寄希望于地方汉人势力的继续效忠之外，清廷已经别无出路。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动机的湖南，再次走到了变法维新的前列。两任巡抚吴大溦和陈宝箴治下，湖南在教育、工商业和新军等方面，已经先于其它省份做出了大量改革：不仅创办了大量书院，志在提高识字率，部分书院中还增设数学、地理和外语科目，办有会刊，其中最著名的是《湘学新报》；私营的轮运公司和火柴厂运转良好，而股份制的私营企业保善成公司，更是雄心勃勃地要修建一条汉口至广州的铁路；至于电报、电灯、公路一类，则更加不在话下。这些改革虽未超出“自强运动”的范畴，却多开中国之先河。1897年，维新派重要人物黄遵宪赴湖南任代理按察使（一个主管人事和刑律的职务），他曾在日、美、英、新加坡担任过外交官，尤其深受日本明治维新影响，立志要将日本的制度推广到中国。黄遵宪人如其名，曾经是康有为强学会的会员，又是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最重要的赞助人。他的到来使巡抚陈宝箴深感如虎添翼，下定决心变法维新。维新得到了当地名流士绅们的大力支持，很难想象，在大约十年前，湖南还是长江流域排外情绪的大本营，对西方事务和亲西方分子充满抵触。1892年，湖南士绅们甚至发起过一次大规模的抵制铺设电报线路行动。
日清战争的惨败和接下来前所未有的国土、国权沦丧，是这种轻率善变的情绪的直接诱因，其背后蕴藏着某种危险力量，它意味着热情很容易为某种肤浅的见解所点燃，亦很容易被小小的挫折打垮。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腐败、疲弱和广博，使他们的扩张能不断地取得胜利，“强国”热情得以持续不断地燃烧。但中国，却缺少一个能使“强国梦”不断升级的猎取对象。中国的“强国梦”从一刚开始就孕育着深重的悲怆色彩。
在黄遵宪主持下；司法程序和相应律条向国际接轨；官绅合作，模仿现代警察和监狱系统的保卫局和感化院，则取代了原先的保甲制度；一座书院被改组为军事学堂；乡试中增设时事政治和西式政治学科目，武举则改为热兵器科目；官员们定期接受培训，以期他们能在维新活动中起到主导作用；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时务学堂的创立，这一学堂由民间筹办，课程以自然科学及政治学、国际法、外语为主，梁启超被聘为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湖广总督张之洞对这些维新项目报以乐观其成的态度。
随着梁启超的到来，康梁一党渐渐主导了湖南维新运动的格局，唐常才成为省内最重要刊物《湘学新报》的主笔，谭嗣同则以活动家的身份投入其中。梁启超对“国家”这一概念赋予顺应世界潮流的定义：国家系版图上各阶层所有人的共同体！要追求国家的繁荣必须填平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鸿沟，因为唯有实行民主政治。但他并不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民主改革应该先追求打破皇家和官僚阶层对政治事务的垄断，促进民间力量参与到政治事务中。而就整个中国变法事业的蓝图而言，他并不热衷于康有为那种想要直接打动朝廷，发动自上而下变法运动的幻想。他设想先在一省取得成功，各省必然效法，如果朝廷采取敌视态度，则策动这些变法省份谋求独立。在他的主持下，青年学生和乡绅们组成“南学会”，每七天定期聚会，抨击时弊，宣传维新理念。学会可以随时调阅政府收编的所有资料，直接向巡抚衙门上书提交各种建议。一时间“讲堂之场林立”，参与维新的热情日日高涨，南学会在最高峰时会员达到1200人左右，办有会刊《湘报》。各色学会纷纷成立，其有据可查者，全省多达十三个。
但是南学会的名单中，没有黄遵宪的名字。这个诡异的信号似乎已经暗示出维新运动的阴霾前景。
各学会成了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宣讲新法的道场，他们在学会讲堂和书院的课程里推广现代民权与平等理念。将中国旧有的政治模式斥为道德沦丧和巧取豪夺的犯罪。明末著名的禁书：黄宗羲反专制著作《明夷待访录》和王秀楚记录满清罪行的《扬州十日记》，在学会中半公开地传播。而谭嗣同则更是直指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钢常伦理，称这些在国家、家庭生活中无条件的独断权力，是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在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平等地位，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梁启超计划将学会一步步上升为议会，逐渐取得立法权，南学会“名为学会，实具地方议会之规模”。而实际上它的确在有些方面已经具备了议会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巡抚衙门的政令。
维新之声鼎沸，守旧派渐渐无力招架之际，维新派的盟友洋务派却在不知不觉间和守旧重新结成同盟。1898年初，总督张之洞在维新派的刊物《湘学新报》上连载他的《劝学篇》。张总督嗅到了南学会中全盘颠覆旧秩序和反满的气息，他的《劝学篇》用儒雅倜傥的笔调抛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旨，洋洋洒洒的篇章最后的结论只有一个：国家这一概念，指的的满清皇朝！任何人不可存非分之颠覆。守旧的官僚、士绅们趁势发起反击，高喊：“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反驳，终敌不住总督大人的权势。大量顺势而起的南学会会员们，瞬间顺势而倒，与守旧派签署了《湘省学约》，重申旧有政治秩序不容动摇，新学仅能以次要补充存在。
不久，梁启超被剥夺了时务学堂的教职，逐出湖南，这个省份又重新回到旧有的轨道上，维新运动失败于起步之间。
缺乏持之以恒的决心；看权势脸色行事；黄遵宪与梁启超争夺维新主导权的暗流，使维新派内部早已埋下分裂的种子，难免自食其果。虽然稚嫩的维新派，在命运的泱泱漩涡中迅速失败，但这场变法仍划分出中国的两个时代，变革的大幕就此徐徐拉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