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对文学艺术的影响·路易十四风格
古典主义的特征
这个时期的文学艺术忠实反映文明的大趋势，同样显示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倾向，虽然还谈不上我们现代所谓的民族文化，因为有一些伟大的艺术家和学者住在外国，或者为外国效劳。（在中国，王致诚和蒋友人就是乾隆时期法国传教士）文化生活也受政治与教会脱钩、与教士影响脱钩的制约。脱离教会宗派影响可见于法国的文学艺术，一切都力求世俗文化。居统治地位的巴洛克风格仍旧为教会服务，不过以前由反宗教改革运动带来的好斗的天主教气氛已大大减少。巴洛克保留其对装饰和荣美的全部爱好，但更多是作为这个“伟大世纪”的艺术风格，而不做宗教思想的表现。
17世纪的法国，新政治思想带来的法国文化正在形成。政府扶植文化艺术，按照国家精神影响艺术。专制体制的艺术生活要军队化控制，这种欲望是不可否认的。
罗马皇帝的神圣地位似乎回到路易十四身上。他被当作超乎凡人的偶像崇拜。为国王效劳是战战兢兢的贵族们的最大恩典，他们沐浴在这位太阳王的光轮的返照下，成为一批新的侍从：他们不是聚集在君王周围的自由人，而是一批奴仆，以放弃自己的个性去迎合主人的愿望为己任。君主的欲望订步调，君主的趣味定风格，文学艺术因而千篇一律。中产阶级离宫廷及其规章制度较远，僵化地愚忠，沾沾自喜地在远处羡慕君主及其贵族随从。其余民众只能无条件的服从。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只有最伟大的心灵才能保护自己的艺术自由和艺术节操。
王座周围是一大群在世界文学艺术史上享有盛名但个性受抑的人。在这一个连大自然也要胁迫臣服规范和秩序——就像凡尔赛宫的修建那样。它是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的象征、是法兰西君主的象征。国王在这里统治一切，至高无上，威武庄严，不可接近，艺术家、诗人、学者都围绕着这个太阳转。但也是这种千篇一律，造就了艺术、文学和音乐的民族学派，虽然把天才的人数减少到一小撮。
无限凝练的语言，这一文化之清晰、有条理、透明、形式美和文雅的风度，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文化的优势地位使巴黎成为世界之都，充实了政治上的统治。
巴黎凡尔赛宫的修建和北京圆明园的修建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建筑风格不同，但就是圆明园的大水法（我们那个天价兽首水龙头的遗址）也是乾隆皇帝希望能拥有一个像法尔塞宫中的喷泉而下令修建的。我们的建筑师是意大利人郎世宁，图纸来自教会的贡献，原图极具欧洲风格。12兽首的创意来自乾隆皇帝对原来裸体人物设计的修改建议，使它更加中国化。舶来艺术被强大文明的吸收同化在历史上并不鲜见。
无独有偶，17世纪初，法国建筑尚未定型，仍处于外国风格的影响下。科尔贝尔采取强硬措施，命令艺术为国王服务，加上可供路易十四任意使用的无穷资源，培育了法国自己的古典风格。这是一个清凉高贵的艺术品，凡夫俗子不可接近，是专制皇室的艺术理想。贡献才华的雕刻家和装修工、家具和织造工、镶嵌工和金银首饰匠都慑服于同一理想，这些蚀刻显示出同样的巧思，对应遵奉的风格看的同样清楚。这些成就和经验同样被用到了圆明园的修建上。
意大利歌剧在1600年才刚诞生，吕利的时代正是意大利歌剧在欧洲大行其道的时期。但是很多这一时代的特点出现于1600年以前，而很多特点至18世纪30年代才衰退。吕利虽然是意大利人，但他的歌剧迎合路易十四的口味，吸收了国王喜爱的芭蕾和法国古典悲剧，形成了不同于意大利歌剧的法国歌剧。
此时，法国巴洛克终于把每一份意大利影响转化为只服从唯一动力——理性的高卢风格。这一艺术得以伟大并具有自己的标志，靠的是王室的保护和津贴；但创造它的不是国王。我们所谓的路易十四风格的基本原理是政治思想的产物。许多艺术家是这一思想的贯彻者。
法国朝廷看不起源自民间的艺术，因为“伟大世纪”的艺术要求不卑不亢的热情、正确的政治态度、富丽堂皇而有激情的雄辩，这就是它的古典主义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