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自打神农氏尝百草以来，自古都为救人所用，可就是这用以救人的小小一粒丹丸却屡屡被人作假，救人变为害人，道德沦为狗屎。假药这东西看之揪心、听之寒心、用之担心、......总之就是不让人省心。
“卖假药”在古代即有之，游方道士的“灵丹妙药”、江湖骗子的“狗皮膏药”、蒙古大夫的“恶方猛药”等等经常出现在我们的历史读物之中。不过就算是游方道士或江湖骗子或“蒙古大夫”还多多少少遵守那么一点“道德底线”，首先这些人不制售用以“抢救生命”的假药，最多是卖些延年益寿强身健体之类的丹丸，患者就算误用，也不至于丧命。二是制售的假药虽不能治病但也通常无毒，即“医不好病也药不死人”的面粉团子而已。可现如今，你我也只好呵呵一笑罢了。
不说今只说古，古代之时针对制售假药是如何一个惩治方式呢？且看古籍是如何记载：
秦朝之时，举凡庸医害人，若查证属实，依据犯罪程度以“五刑”惩治，即“墨”（在脸上刺字，给你留个记号。）
“劓”（割去鼻子，让你脸上留个窟窿，让你成为“房书安”一样的丑鬼人物）
“刖”（剁掉你的脚丫丫，让你永远也穿不上灰姑娘的水晶鞋）
“宫”（嘿嘿，这不由让我打了一个寒颤，知道李莲英吧？又是一个死太监！）
“辟”（砍掉你那颗满是坏水的狗头）。
秦朝律法效仿大周，要么不罚，要罚就来狠的，让你一辈子都不敢再犯。虽然看上去不太人道，但是却行之有效。笔者认为针对害人庸医，这些惩罚方式很适合。
隋唐之时，文化融汇，不止东方医学已经发达，各地的胡儿医生也来到中原，将他们医治病人的方式带到了浩瀚的隋唐。不过虽如此，依旧有庸医为求利益而害人。不过隋唐之时，刑罚依旧减轻很多。针对制售假药者、贩假酒者等等犯罪人士改用“新五刑”惩治。
何为“新五刑”，即“笞”（笞和杖从来就密不可分，笞为一种用荆条或竹片制作的惩罚器具，相对杖来说，要短要细，但是更加毒辣。用以鞭打犯人脊背、臀部和双腿，用前浸泡在凉水之中，通常一笞下去，即刻皮肉裂开。）。“
杖”（用毛竹或青竹制作，长五尺宽五分、一般人等漫说是一百杖，就是二十杖也难以承受。）。
“徒”（将犯人关押，并且从事劳动，相当于过去的“劳教”）。
“流”（即流放边远苦寒之地或者驱逐出境）。
“死”（这个不用解释了）。根据史书中的记载，制售假药、假酒者多数以“徒”来惩治。
大宋年间，赵匡胤陈桥兵变做了皇帝，自此开创大宋基业。大宋一朝，针对犯人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刑罚也越来越人性化。太祖皇帝推行“折杖法”，也就是用杖刑来替代普通刑罚。宋朝之时，虽然不再苛求严刑峻法，但却苛求降低犯罪率。因此制售假药或假酒或将受污染的食物销售给他人者，多数以不同数目的“杖刑”来惩治。但不要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宋朝之时，已经有了类似于现代的“营业执照”的衙门函件。犯了错，这个是要被收回的，而且永远也不许再申请。
元朝之时，基本沿用宋朝刑罚，蒙古人才不管你汉人用什么法子惩治自己人。蒙古人不信任汉人，因此也几乎不用汉人大夫来诊治。明清之时，刑罚相对大宋朝来说要残酷的多。朱元璋做了大明开国皇帝之后，针对贪官污吏和弄虚作假者深恶痛绝，不但启用了已经废弃的一些酷刑，还经常将人“剥皮揎草”。在明朝杂记《围炉杂谈》中，便有庸医被“凌迟”者，明朝以酷吏和酷刑而闻名，也正是如此，那些弄虚作假者吓破了胆，不敢造次。
满人入关之后，满洲人坐定中原，基本上全部沿用了明朝法典，但自顺治一朝起，一些确实残酷的刑罚逐渐废除，直到乾隆年间，大部分严苛的酷刑除了少数之外，基本全部废除。但针对制假售假者依旧十分严苛，不但要受“杖板”之刑，还要带上大枷或者站在木笼中示众，让百姓看看庸医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