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是人类独有的精神活动模式，是有别于人类生存秩序的另外一种精神秩序，宗教信仰试图解决人的精神问题而并非生存问题。人为了生存，不断改进各种生产工具，照顾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人的精神活动却并非必须，因此，人类社会一开始并无专门解决精神问题的方法与服务。在人的精神活动无所归依的情况下，人类诞生了宗教。从各门各派的宗教意义来看，它们都在引导、规束、管理人的精神形态，由此产生“宗教权威”。当宗教权威介入司法，法律权威很容易受到威胁。人类学的研究证实，在所有的文化里，法律与宗教都共同具有四种要素：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艾利克森曾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几个世纪里，宗教与法律乃是我们集体生活的遗产。它们体现了我们对共同目的的意识和我们关于社会秩序和社会正义的观念”因此，在《局外人》的最后当默索尔对于宗教权威和法律的幻灭，意味着从根本上丧失了对于基本的宗教价值和法律价值的信任，也意味着对使生活变得有意义的超验实体的信仰和委身意识逐渐消失。
《局外人》与《西西弗斯神话》同属加缪的创作前期，两者的创作仅相隔几个月，一个是形象描绘，一个是哲理概括，两者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两者都在揭示生活的荒诞和无意义，前者通过对最高权威态度的变化来揭示宗教权威的荒诞。莫索尔虽然对什么事情都不太在意，但一开始对权威还是信任和敬畏的。他的命案是在迷迷糊糊的时候犯下，本可以从轻量刑，对此不论是他本人还是旁观者清的读者都是一清二楚的，因此，他一进入司法程序就自认为“我的案子很简单”，他非常干脆地承认自己犯了杀人的命案，面对着人群和权威，他真诚地感到了心虚理亏，有时还“自惭形秽”，甚至第一次与预审法官见面、为对方亲切的假象所迷惑而想要去跟他握手时，就想到“我是杀过人的罪犯”而退缩了，面对即将运转得愈来愈复杂和可怕的司法机关，他也欣然觉得“管得这么细致”而大加称赞，说“真叫人感受到再方便不过”，但权威的判罚的结果却是他被宣布为“预谋杀人”、“丝毫没有一点人性”、“最藐视最基本的社会原则”、以致“其空洞的心即将成为毁灭我们社会的深渊”的“罪不可赦”者，最后被判处了死刑，而且其死罪是在“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这样一个高度上被宣判的。换言之，莫索尔最后是被最高权威所判罚的。而被判罚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想不起来他母亲的生日、他在母亲葬礼上抽烟和喝了一杯牛奶、母亲葬礼第二天和女友去约会等等的个人小节。这种事情原本不影响案件，但是当法律权威与宗教权威的界限模糊起来，人们对宗教的盲目迷信便会影响到案件的公正。法律机器运转中宗教权威介入导致宗教道德要求成为案件判罚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默索尔这样一个温和诚实，只是对周围事情不甚关心的人来说，是对其人性和精神道德的残杀，是在道德上对他进行了“无限上纲上线”的杀戮。最后一章默索尔这样一个不信上帝的无神论者在临刑前被忏悔神父纠缠不休，在执行刑前神父几乎是在强逼可怜的默尔索死前皈依上帝表示忏悔，这成为压死默索尔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默索尔对于带来社会秩序与社会正义的任何一种结构和程序的信赖和归属感的式微，对于过去维系着人们的那些价值实体的怀疑令他痛苦不安，由此，默索尔开始面对毁灭的前景。
默索尔就像西西弗一样，明白人生而必死、劳而无功，这是“上帝已经死了”、宗教权威无法影响到自己、自己也不期待死后的彼岸天堂，现实世界对他来说变成匆匆而过的异乡。
世间生存现实与精神需求的极大反差，促使人寻找超越现实的另外出路。而这条出路必然不能与现实生存之路混杂。宗教信仰为人们构筑了另外的不同于现实生活的精神空间，当人们沉浸在宗教信仰之中，其实质是在用精神的超然形态来覆盖或取缔生活不如人意的实际形态。人们在空洞又缺乏目的与意义的生存之上，需要找到精神的目的与意义，宗教权威带领教徒去寻找精神家园的同时，用一套隐形的规则束缚着人们，在司法公正的前提下，这些规则能帮助人类完善生存环境，但当宗教权威和法律权威混杂，精神体系和生存体系便区分不开，这不仅不能完善精神体系，反而会对人类的精神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