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在网上刷到鲍鹏山先生的一段演讲《我们培养了很多高学历的野蛮人，他们是冷冰冰的》。不敢说全然认同，但那些话在脑子里转了大半日，共振了许久，挥之不去。他说，如今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净是填知识、教技术、练专业，独独把文化素养丢在了脑后，于是养出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群带着高学历的野蛮人，冷冰冰的。
高中那一年，向我举起校园暴力的屠刀的，是老师父母眼里那个熠熠生辉的“好孩子”。她是父母口中的榜样，老师眼里的骄傲，成绩单上的符号无可指摘。而我，在向老师申辩时所遭遇的沉默与偏袒，使我比霸凌本身更早地开始思考：一个如此擅长将人简单划分为“好”与“坏”的机器，它精挑细选送往未来的“精英”，究竟会成为社会的基石，还是精致的隐患？
大学时，班里的班长干了许多损人利己的勾当，不断排挤着作为团支书的我。在背后给每一个她认为会触犯她利益的人捅刀子，被当场戳穿后，竟理直气壮喊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副“义正言辞”的模样，着实令人咋舌。我刻木版拓印时切了手指，好心提醒她莫用同样刀法，她却满眼防备地瞪着我，冷笑一声：“怎么，你受了伤，便盼着我也遭殃？我偏不上你的当。”
近来南宁女状元写了两百页实名小说，通篇只顾着铺陈自己与男友的狗血情事，竟拿其他师生的隐私与痛苦作料，润色传播，叫相关人等的名声与形象毁于一旦。我不禁要问：这一个个冷冰冰的精致利己者，究竟是如何长成这般模样的？
后来我进了更高的学术圈子，再遇到这类人，总觉得看到了高中那个霸凌者、大学那个班长的影子。他们是我人生沿途的过客，来了又走，有的是主动避开，有的是自然分流。从大学到研究生，再到更高的学术圈层，我像人类学的旁观者，见证着“优等生”的批量生产。
他们家境优渥，一路名校，头顶光环，父母为他们铺好了光明大道，是规则的完美适应者与既得利益者。与他们接触后，往深了走，便觉出不对劲来——他们的心里像是空着一块，填不满的焦躁，化不开的抑郁，有的藏着反社会的棱角，有的是NPD的偏执，有的是PUA的狡黠，还有的被双向情感障碍缠得喘不过气。
他们很懂社会的丛林法则，知道怎么装得像个“正常人”，像个“优秀者”，却打心底里厌恶这套逻辑。主体性强得过头，眼里从来没有别人，信奉“他人即地狱”。用短暂的欢愉填存在的虚无，内里没有半分流动的爱与温度，便把旁人的善意都扭成谄媚，把他人的包容都看成臣服。许是从未被真正爱过，便把自己受过的伤，原样泼到别人身上，拉着无辜者一同陷进泥潭。
可偏偏是这份复杂，给他们镀了层神秘的壳，再加上手里攥着的资源，总有人像飞蛾扑火似的凑上去，甘愿做那场服从性测试里的小白鼠。只是没了情绪的宣泄口时，他们自己也会掉进过往造下的业障里，爬不出来。
他们是鲍鹏山老师所言的“高学历的野蛮人”，是冷冰冰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我总在想，这病根到底在哪？记忆倒回十几年前，父母和学校的尺子从来简单：学习好就是好孩子，学习差便是坏孩子。当十六岁那年我被校园霸凌找老师说理时，却被劈头盖脸驳回——“你学习差，说的话不可信，还会拉低班级平均分”，而那个霸凌者，只因成绩好，便成了老师眼里的“好学生”，我反倒成了撒谎的人。我不由得心里发冷：这社会的优绩主义，竟把“分数”当成了人的全部价值，默许甚至鼓励用学业的“优秀”，去换道德的“豁免权”。
于是，他们从小就被教明白：成功的技巧，比道德的完整重要得多。对那个霸凌我的学霸女生来说，这是一次危险的赋能：她摸清了规则的漏洞——只要站在评价体系的顶端，就能扭曲规则。这种早年的“成功经验”，早已为她日后成为“高学历的野蛮人”，埋下了伏笔。他们正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在父母铺就的星光大道上一路顺风。因此他们的价值感，自小便与“优秀”的成绩牢牢绑定。爱，成了一种有条件的奖赏。他们从未被允许失败，因而也从未学会如何有尊严地面对挫折。
他们的悲剧性在于：他们是被“优绩主义”这座现代神祇选中的祭品。家庭与学校合谋，将“成绩”这一单一尺度神圣化，悄然完成了对完整人性的阉割。他们从小“别人家孩子”的金色牢笼里，享受着特权，也背负着“不能失败”的诅咒。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会指出，他们活在一个由“符号”（成绩、排名、学历）构建的超真实中，而真实的情感与共情能力，早已在漫长的异化过程中枯萎。
于是，当更公平的竞争打破垄断，当“圈子”里出现异质性的面孔，他们便展现出如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所警示的“大众的反叛”——一种特权被挑战后的“自恋性暴怒”。他们将系统的公平化曲解为自身的“堕落”，进而将内在的虚无与恐慌，转化为对更弱者的精准攻击。这完美印证了心理学家弗洛姆的论断：施虐者往往是深藏的受虐者，他们通过控制他人来逃避无法承受的无力感。
想到这里，我便生出几分悲观。所以，答案似乎已不言自明：一个仅仅在智力上严苛筛选，却在情感与道德上放任自流的系统，所产出的“精英”是危险而脆弱的。这些被“唯分数论”筛出来的人，他们能成为高效的技术齿轮，却也可能是社会信任网络的冷酷掘墓人。他们用专业技能加固着社会的铁笼，却抽走了里面的温度、公正和人性。或许能推着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却也在加剧精神的贫瘠、道德的虚无和信任的危机。他们的“成功”，不过是在散播“赢家通吃”的冰冷逻辑，一点点腐蚀着社会的良善根基。
我从那段经历中走出，带走的不仅是伤痕，更是一份清醒。我拒绝那个简单的“好孩子/坏孩子”的二分法，未来我的孩子也绝不会重蹈覆辙。
真正的优秀，理应是一种更完整、更温暖的人性——它包含智性的锐利，更不可缺少悲悯的深度、承担的勇气，以及面对真实世界复杂性的谦卑。
真正的进步，该是跳出那套非黑即白的二分法。从自己的创伤里看清荒谬，不被它同化，守住思考者最珍贵的东西——批判性的头脑和道德的感知力。然后问问自己：除了分数，还有什么能定义一个人的价值？除了竞争，人与人之间还有没有更重要的联结？
鲍鹏山先生们的呐喊，其实都是在说：这世界太需要另一种“精英”了。他们要有能力，更要有悲悯；要追成功，更要守正义；不是冷冰冰的胜利者，而是有温度的建设者。
教育的终极目的，不应只是制造一群穿着知识铠甲的胜利者，而是培育出能与自己的影子和解，并能温暖他人的灵魂。而那束光，首先得能照亮自己内心的荒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