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99年出生的，是中国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生我那年母亲已经35岁了，但我并没有给家中带来太多的喜悦，因为在我之前，家里已经有个儿子。多年后，母亲半开玩笑的说，那个时候，我在肚子里很老实，一家人都以为我是个女孩。

三四岁，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我才第一次认识了这个大我十五岁的哥哥。哥哥留个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那黑黑的腿毛，在农村长长的大炕上，他挨着我睡，我嫌弃的转个身。哥哥身上有股怪味，后来我明白那叫香烟味，我甚至因为它还挨了哥哥一顿打，那都是后话了。

真正了解他，是15年的夏天，他在县城里开了家小饭馆，我刚好中考完，大哥就叫我去他的饭馆里帮忙，说是去帮忙，实际上干活也就是我两。

三十岁出头的大哥在外面打工挣了点小钱，又是个厨子，盘了点门面房，凭着走南闯北的手艺，饭馆生意还不错。借着饭馆的红火，他和嫂子已经开始准备二胎。（忘记说了，其实零八年我就有了大侄子)，我那个时候对男女之事还懵懵懂懂，还老是在心里抱怨，大哥这么累，嫂子怎么不来帮忙。

那天大哥的几个初中朋友来找他，十来个人喝到了半夜，送走他们，大哥趴在桌子大口大口的吸着烟，嘴干了，他就抓起手边的啤酒瓶，咕咚咕咚，直到喝完。

那天晚上，我们彻夜未睡，借着酒劲，我们兄弟俩在马路边上，聊了整整一宿，那一夜，我也才了解到，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怎么成为一个混社会的老油条；一个梦想发大财的后生，怎么成为屈服于生活的汉子。五六年过去，再次见到大哥，回忆起十五六岁时的样子，他只是嘿嘿一笑。后如今我和他当年一样，又该何去何从？

“海瑞，海瑞，咱们去你爷爷家呀！”母亲一把从炕沿上抱起胖乎乎的大哥，走出了院子。

父亲戴着个泛白的大草帽，倚在新买的毛驴边上，毛驴拉着的是父亲找村里木匠做的窄长的车架子，车的两个轱辘还是去年过路卡车留下的两个旧轮胎。刚二十多头的母亲大步流星，一手提着大哥，一手扶着板车，跨了上去。

父亲收紧缰绳，“嘚，架，架”用一根小鞭子轻轻拍了几下驴屁股，毛驴尾巴一摇，晃晃悠悠的沿着巷子里的小土路，往前走。

穿过稀稀疏疏的土砖小院，街道上坑坑洼洼，颠簸了几下，大哥一头磕在铁皮板上，哭了起来。

母亲把大哥抱在怀里，使劲揉搓大哥头上凸起的包，嘴也不闲着，

“你让它慢点，万一把人颠下去。”

爹哼了一声，“过了这段就好了”

大哥却哭的更大声，

“你再哭，把你扔路边”父亲冲着大哥骂道。

大哥吓的憋着嘴，眼里哗哗的躺着泪，母亲抬起花格格的袖子，抽出块小手绢，鼻涕眼泪一大把擦，

“别哭了啊，听妈的话，你爸打你呀，咱们回去找你爷爷，给你好吃的。”

母亲温声和气的安慰大哥，还偷偷的瞪了一眼父亲。

出了村子，走上了大路，毛驴迈开了步，小车咿呀的叫起来，黄土高原上的晨风清清凉凉，露水打湿了大路，一路上少有灰尘，哭累的大哥，躺在母亲怀里，睡着了。

这里是山西最北边的小村庄——石田村，村子靠着太行山，高高低低，山脚山腰都住着人家。村子里以石家和田家为两个大姓，两家人零零碎碎都有上百口人，相互又不对付。石田石田，本来石家为大，后来推行土改，一清算，石家的祖辈里有地主，从那之后，石家就失了势，田家人做了大，两家人各干各的，日子本来相安无事。

母亲是石家人，家里九口人，母亲有七个兄弟姐妹，她排老三，高中毕业家里供不起她继续读大学，二舅就打算让她偷偷回去考师范，本来一切顺利，母亲成绩优秀，被录取了，可惜田家有人打听到母亲的年龄超了范围，暗暗的县招生办举报了这件事，姥姥带着母亲去县城求情也没能挽回。娘家人一合计，就把母亲嫁给了相隔百里的柳客村的父亲。

父亲虽然只读过几年小学，却很宠母亲，母亲怀孕后，就带着她回到了娘家人边上，毕竟娘家人多，方便照应。他在村里找了几亩地，靠着收成，也算有吃有喝。大哥出生两年后，父亲便打算接着他们回柳客，听说是村子里发现了铜矿，父亲打算合伙开矿，便叫上母亲一块回去安顿。

走到晌午，阳光越来越烈，接近柳客村，石头多了，山路愈发陡峭，

父亲半开玩笑的说“柳客村，留客村，客人来了留不住！”说着，父亲将草帽递给了母亲，母亲随手用草帽罩着酣睡的大哥，免得他晒伤。

父亲说的是实话，柳客村和石田村不一样，石田村坐落在黄土地上，四周的土质松软，地势平坦，庄稼容易成活。柳客村更像是石头村，周围都是大山，人烟稀少。村子里不过百十口人，基本都是杨姓人家。当四周头上的树渐渐褪去的时候，就离村子不远。

山间芬芳和着父亲驴车的铃铛声，

“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