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我政法大学的同学是我租住房子的上个房客。她搬出后我打扫卫生时在床底扫出了一张她写给前夫的信，用律师事务所的抬头纸，打印的，应该是谈孩子的抚养问题，列着一、二、三。那家伙曾是东北师大中文系的高才生，写得一笔龙飞凤舞颇有气势的字。她做律师比我早，搜罗出信时应该已经做了四五年。事后我还打电话奚落了她半天！
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这个同样本科学中文，小学就在搞创作的文艺女青年，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我们拿着中国最难考的资格，在法庭上滔滔雄辩；凭借着良好的文字功底，法律文书写得滴水不漏。
等到时间在指间溜走，文艺女青年变成了律政女中年，时间上和经济上都有了些许闲暇，想要重拾文学梦，看看能不能华丽丽变身文艺女中年。
坏了，二十年的律师生涯留下了巨大的后遗症——写不出任何出彩的文字了。
法律文书，要求一百个人看着只能有一个意思，有1.01个意思都可能产生歧义，所以它不允许有任何修饰，不得发挥，不得想象，要逻辑严密，要条分缕析。
文学作品，一百个人看着可能看出一百三十个意思，一个人看多遍时因为心境、时机的不同，甚至光线、天气的不同都会看出不同的意境，所谓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当写了二十年一、二、三、四的律师，想要抒个情的时候，发现完全不会了。就像做了二十年的女汉子，想要撒个娇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嗓子该怎样拿捏才能出嗲音，肢体如何摆才能千娇百媚。
遥想二十多年前，我那学霸同学，仅仅只做了四五年律师，就把一封家书硬生生写成了律师函。我们这些二十年技艺傍身的老油条，要怎样的毅力，才能把耍了半生的大刀，揉捏成那绣花的细针，婀娜多姿地步入文艺老清新的行列呢！
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王老妮的胡言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