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文字是四年前的春天写下的,当时外公已经走了。那时候我只是想记下属于自己的关于外公的回忆。只是回忆太多，当时并没有全部写完

乍暖还寒时节，该是把这份回忆补充完整并且好好封存的时候。

外公走的那天，连日来晴朗的天竟突然下起了雨。

我就是在那样一个窗外淅沥沥下着雨的清晨，在父亲对母亲说着“看，手机里这么多未接电话，估计出事了！”的急促话语声中醒来的。现在想起来，那日怎么会格外浅眠，不知是因为窗外的雨声，还是本来就睡得不深。

果然是外公去世的消息。

将近凌晨五点，外公在老家的病榻上进入了永恒的睡眠，享年81岁。

这边，我们一家三口开始订购最早赶往老家的动车票，之后分别向公司请假，收拾行李。那边，姨妈一家也已经开始登机。我们在各自返乡的途中，神情肃穆，等待参加一场早有心理准备的告别仪式。

三年零一个月前，外公在体检时发现肝里有肿块，在几个儿女的强烈要求下，前往上海，开始了一系列检查治疗。

那时我大二，在大学的新校区，听说了消息，赶紧打电话给外公。当时他刚刚做完入院检查，谈话的内容具体是些什么，都不大记得了。

印象最深的就是问到他那里的情况时，他撒娇似地喊着我的小名说：“辰辰，抽血好痛啊，检查也很痛啊……”

记得当时我就像哄小孩一样地哄着外公“没事哈，检查完了就好了哈~”

人们说，上了年纪的老人就像小孩子一样，一点也没错。

手术之后就是断断续续地接受放疗、检查、再放疗、再检查……

虽然家里人从没有向外公明说过病情，但是从医多年的他对自己的情况一开始就了然于心，并且积极配合治疗。

这个过程尽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苦痛，但外公却坚强地走了过来，还因为经历了这些，变得更加乐观和富有生活情趣。

一次外公从上海治疗回来，散步时看到一盆被人遗弃在门外的茶花，他感到很心疼，坚持要抱回家养着。

他把这株茶花养在后院，还特意买了把园艺剪刀，精心照看修剪。没想到不久后，这株茶花竟然开出了粉色的花苞，生机勃勃的样子，给外公寂寞的养病时光，平添了几许欢情。

后来每次前往上海检查治疗前，外公都要对着外婆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按时为这株茶花浇水施肥。

三年间，外公在上海和老家之间来来往往。当然，这期间病情好点的时候，还顺路去杭州、苏州旅游过。

大家都说，外公这三年，真的是赚到了，他自己也这么认为。肝癌算是晚期了吧，能通过治疗达到他那样的状态，连他的主治医生都感叹这是奇迹，恐怕也是那位医生这么多年来治疗过的同类患者中，唯一坚持了这么久的病人。

病情的急转直下就发生在一个月前。

还记得中秋、国庆双节放假期间，我们回老家过节，那时外公看上去还很硬朗。邻居家的小孩来我们家玩，那是个牙牙学语的小女孩，甚至连走路都走不安稳，跌跌撞撞地从外公身边走过，外公也拍着手跟在她身后小碎步地追了好长一段路。

我当时还暗自高兴，外公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啊。父亲一脸严肃不置可否。我在心里还暗忖父亲也太悲观了点。

在这次双节期间，我精心准备了一个节目，就是上交我毕业上班后前两个月的工资，分别给外公和外婆。

外公是外科医生。当年母亲临产前，是外公在自己工作的医院，为母亲安排好了床位和放心的医生护士，连此前一直在老家的外婆，也被外公接到医院来照顾母亲。在外公和外婆的悉心照料下，我终于平安地出生了。

据母亲回忆，那个年代，电话还不普及，通信不便。我出生的当天，外公急于把这个喜讯告知家人，特意坐车回了趟老家。

待到我满月，从来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外公也和外婆一起下厨房，帮忙煮红蛋，并把红蛋分送到同事和邻居家。

懂事后的我得知了这些，总想做些什么来报答。于是有天突发奇想——一定要把毕业上班后第一个月工资交给外公，第二个月工资交给外婆，以表感激之情。

所以那次双节回到老家，我确实是这么做了。在老家的过道里，我把用红包包着的工资，郑重地放到了外公和外婆的手里。

老人家们一开始都推拒着不接受，我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办，父亲母亲在旁边帮腔，“收下吧，辰辰的一片心意。”看着外公和外婆收下了红包，我的心里暖暖的。

回家后，常和两位老人通电话的母亲告诉我，我把第一份工资交给外公外婆的事情已经传遍了老家所在的那条街道，街坊邻里都夸我孝顺乖巧。

老人家也不缺那丁点的钱，只是因为这份礼物意义特殊才万分珍惜。

也就是这之后十几天的事。

那天晚餐时，父亲提起了外公的情况。是啊，才十几天而已，外公突然双腿无力，也没了知觉，现在大部分时间只能卧床养病。

我是最害怕老人卧床不起了。我的祖父也是因为一次摔倒，脚踝肿痛，躺在床上不久后，就走了。

想到这里，我真害怕外公会像祖父那样。想着想着，不禁悲从中来，脱口而出——“我才交给他一个月的工资啊……”

然后无法抑制地泪流满面。

母亲是兄弟姐妹里，住得离老家最近的一个。我们全家隐隐地都有“能多见几面就多见几面”的默契和自觉，积极地开始了每周回老家探望外公的行程。

还记得外公卧床养病后我们第一次回去时。进屋一看，外公坐在柔软的椅子上看电视，看见我和母亲，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寒暄了一会儿，他坐着用自己的手使劲地把双腿提起，换了一种姿势，苦笑地对我们说“你们看，这样都没感觉……”我沉默。妈妈赶紧别开脸转移话题。

我们吃过晚饭，舅舅把外公抱到床上。这时屋里有好多人，外公的忘年交——上海来的陈伯伯、母亲还有外婆和他聊天。我插不上嘴，便坐在一边的小床上看电视。

隐隐约约听到外公说“就希望那个时候不会太痛苦就好…”陈伯伯很会哄老人家，心平气和地鼓励他要有信心，多努力一天就是很伟大的胜利。我偷偷地瞟着外公，他的脸上一直带着无奈的微笑…

终于可以插上话的时候，我也安慰老人家说：“外公加油啊！春节还有我发的奖金可以拿哦！”外公带着那笑转过头“嘁”了一声。

这是他的口头禅。

每当他和街坊邻居们聚在一起闲聊时，听到不靠谱的吹牛会笑着“嘁”一声，听到有趣的玩笑也会笑着“嘁”一声，开心时“嘁”一声，生气时也“嘁”一声，谁都不知道他的这一声“嘁”里，究竟包含了多少种意思。

外公一直很清醒，我们既感到宽慰，又略有担忧。担忧的是，要是那时的病痛太难熬了，我们该如何坚强起来，甚至还要鼓励他比我们更坚强？

不久之后，外公如大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但却出乎我想象）很快地每况愈下。

他得了感冒，并很快地转化成了肺炎。开始的那两周还只是轻微的咳嗽，到了最后，就渐渐地有痰咳不出，需要借助吸痰器来帮助他呼吸。

这段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每天下班回家，我们全家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回老家，询问外公的情况。

我总结了一个规律，每周一外公的情况都会不大稳定，而后渐渐好转，继而在周四周五的时候身体状态达到了这一周的高峰。

有这个规律的原因，其实是外公害怕寂寞，一想到周末会有好多人来探望他，这让他感到很开心，因而状态也变得很好。

这又印证了我之前说的，人老了就像孩子一样。

思绪又回到了眼前。一个半小时多的车程，我们一家很快就到了距离老家不远的车站。

来接我们的小舅舅说，昨天晚上，外公让孙子孙女们回到各自的房间，演练了一下新安装在他床头的电铃。这个电铃是小舅舅依照外公的意思安装的，只要外公轻轻一摁，每个房间里的人都能听到铃声。

当晚，外公试着摁了一下，接着每个绷紧神经准备好让老人家开心的小辈都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快地出现在了他的身边。外公满意地“嗯”了一下，就让大家都回去睡觉。

可到了凌晨，他真的不行的时候，却是用尽了力气大声地喊了两声外婆后，就永远地离开了。还是睡在一旁小床的外婆着急地摁下那个电铃，把大家都喊到了外公的房间。

到了老家，外公的遗体正摆在正厅靠墙的一张床板上，穿着寿衣。大舅妈和表姐妹们正守在一边，折着要烧的金纸元宝。

甫一踏进正厅，母亲眼泪就一下充盈了眼眶，蹲在外公的遗体身边就哭出了声。我也在一旁，被这悲伤的情绪感染着，久久地望着外公安详宁静的面庞，悲从中来。

外婆倒像是这个家里最平静的那一个，她稳重地操持着家中的大小琐事——现在要先准备什么、这个花圈该摆在哪里、明天的出殡流程将怎么进行，一切都在她的安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知道我们来了后，她便让我们先进屋吃早饭。

到了晚上，前来吊唁的人陆续散去，我们把大门关上。全家人围坐在一起，陪在外公身边，回忆起外公的点点滴滴。

外公是一名医生，退休前一直在外地一家医院上班，近四十年的行医生涯，他一心扑在治病救人上。

作为颅脑外科医生，在当时没有CT以及其他先进医疗设备的情况下，他凭借精湛的医术和对患者负责的态度，成功挽救了许多颅内出血病人的生命，因此很受病人爱戴。

外公还有一个先天优势，他的手掌特别小，手指也瘦长纤细，因此开刀的伤口比较小，可以少缝几针，减少一些痛苦。许多知情的病人都点名要他动手术。

在孩提时的儿女们眼里，外公一直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严肃严厉多于和蔼慈祥。若是开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都会被他训斥半天。

这主要是由于外公退休前常年在外，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孩子们与他接触较少，见到他总是敬而远之不敢亲近。

只有年幼的母亲，敢上前亲昵地搂住外公喊着“阿爸~阿爸~”

所以外公待母亲——这个最会撒娇还最会逗他开心的小女儿格外疼爱，在母亲读书的时候，他就很希望母亲能够步他的后尘，成为一名医生。他对母亲说，“你要是读医，我把我的医书全给你。”

最终，母亲还是没有选择那条路，不知道外公有没有因为这事感到遗憾。

外公退休后，就回到了老家。

从节奏紧张的医疗一线退下的他，一开始不怎么能适应故乡缓慢的生活节奏。加上在外地的时候，除了工作，他的业余时间就是研究学术，过得比较清静。回到老家后，孙儿们的淘气和吵闹也难免令他心生烦躁，所以表兄弟姐妹们记忆里的外公，大多是板着脸不苟言笑的一面。

可对身处异地的我来说，外公又是另一副模样——

他对所有的新的东西都感到好奇，遇到了都想凑上去看两眼。

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毛笔的签名特别隽秀。

外公还是我所认识的，唯一一个戒烟成功的人。

爱看新闻联播爱看报纸，对时政时刻保持关心。外公刚退休那会儿，有段时间受父母邀请来家里暂住。记忆里，外公总会坐在洒满阳光的阳台那儿，把一份报纸翻来覆去看很久，还不时做一些笔记。

那阵子刚好父亲单位组织旅游，我们邀请外公一同前去，他也欣然同意。那是个夏天，母亲准备了四件花色一样但不同大小的T恤，让我们穿上，外公也很配合地和我们一起统一服装。在父亲同事们惊奇的目光中，我们一家四口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回去后，听说外公常常拿出那时的照片，向街坊邻里兴奋地讲述旅途中的点点滴滴。

外公还爱吃封肉。每次外公来我们家，有机会的话，父亲都会带上他老人家，一起去老字号的封肉店，吃口味最正宗的封肉。

外公病危时，父亲特地去店里买了正宗的封肉带回老家。外公一看到封肉，就来了精神，说要尝尝。要知道，那时的外公仅靠输液维持生命，已经好几天没进食了。外公就着他最爱的封肉，吃下了好几口白米饭。

那是他临走前，吃的最香的一顿饭……

关于工作的事，他从不会主动提起。

还记得有次听到小舅舅打趣似地问他，当医生的时候有没有收过红包？外公当即面色严肃地摆了摆手，说道，病人已经很痛苦了，我是不会去收红包的。

我从母亲那里听说的，不仅是没收过红包，他甚至多次带头为无法支付诊疗费的病患发起捐款，集资为病人做手术。

母亲有次要做个小手术，当时父亲工作很忙，只得请来外公外婆过来帮忙照顾。

临到要做手术时，医生把手术确认书送到外公面前，请家属签字确认。外公二话没说，大笔一挥就签完了。医生定睛一看，哈哈大笑说“您签错啦！”外公仔细看看，疑惑地说“没错呀。”

这时母亲把确认书拿过来一看，这才发现，原来外公竟然把名字签在了“医师签字”栏里。

母亲说，“阿爸，你该签在‘病人家属’这里呀。”外公这才恍然大悟，不好意思地说“习惯了习惯了~”

外公是学医的，相信科学技术，对封建迷信不屑一顾。

早年看到外婆大费周章，为家族往生的长辈们准备丰盛的祭品祭拜的时候。他抱着手臂对外婆说，我死后，你要是给我搞这些迷信活动，我会把摆供品的桌子都掀掉！

外婆听完当场哈哈大笑，你要是能掀掉桌子我还更得拜拜了，那是你在显灵啊！

可到了晚年，他却对这些并不那么排斥了。

他的第一次去庙里祈祷愿就在老家的街道被传为佳话。

邻居阿尾伯伯精心驯养了许多信鸽，这些鸽子平时训练成绩很好，但在正式比赛中却没能取得好成绩。阿尾伯伯为此感到很是苦恼。

外公知道后，出于好奇，主动提出了去附近庙宇里保佑的建议。

于是他找来了纸笔，工工整整地起草了一小段祈愿的文稿，就独自前去求神明保佑了。

经过保佑后，阿尾伯伯的信鸽果然拿到了好名次。这件事也在小小的街道里引起了一阵轰动。

外公首战告捷，也很享受这种奇妙的感觉，当年我高考的时候，也点名请外公替我祈福。

外公又一次认认真真地拟好了文稿，兴致勃勃地去庙里。

果然，结局还挺不错。

外公在医院的时候带头为病人捐款治病，但自己在生活上却很节俭。

每年春节，儿女们都为他买新衣服，可在我印象里，他最常穿的还是一件灰绿色的夹克。

外公在上海治病的时候，在医院陪护的父亲根据老人家的喜好为他买了两双牛头牌真皮皮鞋，一双凉鞋、一双正装皮鞋。老人家爱不释手，可始终舍不得穿……

夜深了，大家各自去睡。我看父母亲还在外婆房间说着什么，就自己回到了正厅，守着外公。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祖父祖母相继离开，看到同龄人亲热地冲着爷爷奶奶撒娇，我总是羡慕非常。

所以对每年只见几次面的外公外婆，我很想亲近，总想力所能及地为他们做一些事。

我上大二那年春节回老家，看到外公虽然穿着保暖的衣服，可是一双耳朵在故乡刺骨的寒风中被冻得通红。于是我就挑选了可以包住耳朵的毛线帽给外公寄了过去。

后来，冬天里见到他，都能看到他戴着我送的帽子。看到他暖和的模样，我心里也特别开心。

第二天早晨，在摆满了亲友送的花圈的正厅里，举行了外公的出殡仪式。雨停了。天气的渐渐好转，也让一切流程得以顺利进行。

隐隐听到外婆念叨着，老头子一生，救人无数，总算老天有眼，行了个方便。

待到仪式结束之后，我和父母也准备回家了。

临走前，我特意到后院，去看那株外公捡回来的茶花。经历过含苞待放，经历过灿然绽放，此时已是花瓣凋零，叶子蔫蔫地，没了精神……

它也知道了吧？

护花人，已经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