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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晋开运三年（946年），杭州。
吴越王钱弘佐坐在殿上，眉间压着一团杀气。
权臣程昭悦恃宠而骄，结党营私，已到了非除不可的地步。
“今夜，你率甲士千人，围其宅第，就地诛杀。”
钱弘佐看着水丘昭券，下了这道密令。
水丘昭券没有接令。
他站在那里，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后来被记进了《资治通鉴》：“昭悦，家臣也，有罪当显戮，不宜夜兴兵。”
程昭悦是家臣，有罪就该公开处斩，不该半夜偷偷摸摸地出兵。
钱弘佐愣住了。
他以为水丘昭券会领命而去，像所有忠心的臣子一样，替君王做那些见不得光的事。
可水丘昭券没有。
他让年轻的君王明白——杀人可以，但要光明正大地杀。
钱弘佐沉默了很久，最终收回了那道密令。
《资治通鉴》记下了他的反应——“王以为知大体”，认为水丘昭券深明大义。
一
水丘昭券，字汝谨，临安人。
水丘源于东汉的古老姓氏。
在吴越国，水丘氏是显赫的外戚家族，因为吴越国奠基人钱镠（liú）的祖母和母亲都出自水丘氏。
因此，“水丘昭券”本人也是吴越国的皇亲国戚。
他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官员，官至内都监使，掌禁军监察与军政机要。
他“性沉厚，知书，能文章”。
那时南唐攻打福州，福州向吴越求救。
满朝文武都说路太远、救不了，只有水丘昭券站了出来：“救邻恤灾，古今通义。”
他力劝钱弘佐出兵。
君王采纳了他的建议，吴越军渡海赴援，解了福州之围。
他救人的时候，正大光明地救。
他劝君王杀人的时候，也要正大光明地杀。
在乱世里，他连杀人都区分白天黑夜，是乱世中难得的君子。
二
开运三年（946年），钱弘佐病逝，其弟钱弘倧继位。
新君年少，权臣胡进思把持朝政，骄横跋扈。
钱弘倧想除掉他，问计于水丘昭券。
水丘昭券说了一句话，再次被记入《资治通鉴》：“进思党盛，未可猝去，不如姑容之。”——胡进思党羽众多，不可仓促行事，不如暂且容忍。
他劝君王，杀可以，但要有把握才能杀。
可君王没有听他的。
胡进思得知消息，抢先发动了政变。
政变当夜，水丘昭券正在宫中。
乱兵冲进来时，他没有逃，没有躲，挺身挡在钱弘倧面前，怒斥乱兵。
刀刃砍下来时，血溅到了钱弘倧的衣袖上。
《资治通鉴》记下了那一刻：“进思杀水丘昭券。”
他死的时候，连胡进思的妻子都哭了：“它人犹可杀，昭券，君子也，奈何害之！”——别人杀了也就杀了，水丘昭券是君子，杀他，天理难容。
一个暴虐的权臣之妻，替他要杀的君子落泪。
那一刻，连敌人都承认——他是个君子。
可见“君子”之称在时人心中已有共识。
三
“乱世君子”，这是对他一生最凝练的概括。
力主救福州：南唐攻福州，众人皆以为路远难救，唯独他主张“救邻恤灾，古今通义”。
谏止夜杀：钱弘佐欲夜诛权臣程昭悦，他进言“有罪当显戮，不宜夜兴兵”，坚持程序正义。
劝缓图胡进思：钱弘倧欲除胡进思，他判断“进思党盛，未可猝去，不如姑容之”，主张暂缓行事。
最后，他死于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 胡进思发动的宫廷政变中。
胡进思在废除钱弘倧、另立钱弘俶后，将水丘昭券视为首要清除对象。
据记载，他全家被诛杀，连年幼的女儿也未能幸免。而他并非在家中遇害，是在王宫天册堂被杀的。
当时他挺身护主，怒斥乱兵，被当场斩杀，刀上的血甚至溅到了钱弘倧的衣袖上（史载“刃及于弘倧袖”）。
水丘昭券的悲剧，根源在于他的信念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
——在五代那个“兵强马壮者随时可为天子”的乱世中，他始终坚守原则，以“正”立身。
他信奉“王者治四方，当以堂皇正大之政，不作权宜苟且之谋”。
然而在五代十国那个武夫当道、权臣横行的的乱世，信奉“光明正大”的人，注定活不长久。
他并非不懂权谋，而是不屑于使用阴谋。
这份执着，最终让他成了政变中第一个被清除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