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民，是作家。
作家是个笑话。他想创作，我打心里赞成，我也想写点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我从来没立过什么，谈不上立人，连一句鼓舞的话也不敢说。俺俩初中一班，同时考上县第一高级中学，只是分在不同的班。我在一班，他在二班；这类似中考成绩，我总比他强一点。然，我不能刺激他敏敏的神经。理想，这东西，埋在一个人的心里，形成人的气质，不言而在，言而无趣。气质是非常后来的不大常用的新鲜货，在圣民身上表现为刺条式的犟劲。当作家这样的理想，是我初中时的梦，他也有，我就有是莫名的不爽；八十年的理想不是科学家吗？高中，嗨嗨，社会变了，卖茶叶蛋的都比教授挣得多。我试探过，他还是想当作家，这不是他妈的神经吗？《废都》里的文人不是颓废成顺势占柳月便宜的废品了吗？他要还当作家，我一定不当作家，我要发财，不能和他一样。
他为啥要当作家？我很烦，和他好，替他想得也多。越想越，越不胜其烦。起初一起吃，饭场在东排教室的东侧大院，比分队时生产队摊场还大。饭场与教学区、生活区分开，露着天，在靠北的一排窗口打饭，然后找个空隙蹲下来吃。虽是排队，但抢和跻最热闹，问题是他不抢不挤不排队，直到窗口没人，他才打饭。个小不是理由，细薄的胡子，白晰突出的面嫩也不是理由，这和我的性急合不来。不知什么时候，饭也不一起吃了，不一个班，你等我我等你的也不象男人。先吃后吃，都是吃，不挤一定是他当作家的理由。他退一步，看大家猪吃，他一个人占这么大的场，而且站吃＿＿虽他想法先在、自有、大异于常人，但让我想起了孔乙己的形象，我就忽然爽多了。去死吧，作家。
作家果然是个笑话。毕业那年，没考上。没考上正常呵，一班六七十人，就考上几个嘛。没考上正常呵，没考上复习，再来一年有什么，有人八年抗战，何况圣民快挨沿了。他去了北京打工。据说别人会把路费放在内裤衩的夹层里，流行的就是蛋下带兜的带拉链的那种三角裤衩；他缠在上臂上，当时混混没有他这样聪明，割兜、捏蛋、退鞋的勾当怎么可能发生在人精式的圣民身上。我没劝他，也不可能劝他，理想应该比毒品厉害；他想去社会，历炼，他不说我就不知道了吗，不然文章里都是遗精、对女生的幻觉、周而复始跑步、上课、自习，缺少社会深度和广度，作品成不了作品。他和我背道而驰，我高兴，理想当不了饭吃。《围城》、《白鹿原》，看看就可以了吧！去死吧，作家。
作家真成了笑话。一天，他父亲找我，说“小，恁俩好，你去劝劝他……"。“他在家么？”，我好奇地问。“在，只是＿＿”北京回来后，他闷在屋里，谁也不见，写作。写作这样的事，在农村还很轰动，学问被人看得很高；写作需要专才。闷着葫芦摇，定然也不行。他父亲，精明、能干，开个代销点，已供大儿子上了大学＿＿即使是个中专，也能使黄父腰杆挺得直。指望一门二才，难了。也可能请的先生没有看准。黄家庭院，虽座落堆土高起的岗上，只是北出门，背者背也；门楼靠西侧，东上而西下也，故息二败也。息即子。他要真信这个，我也理解，直起来的腰怎么可以弯下去。他在村头一块宽敞的地里独起一院，坐北朝南，门楼靠东，明三暗五、前出后厦，支持儿子写书；更重要的事在于独门别院，好给儿子定亲。媒人就喜欢这样的，清谅人好讲，糊涂人难缠；小妮也喜欢这样的，家风好，小子有学问。但是，任谁说亲，他就是不见，这可急坏了黄父。这不成了傻种吗？“你儿子是个作家，哈哈！”这样的风凉话，儿子不在意，父亲受不了。
我见了他，宽黄父的心，一定得做个样子；说什么，他父亲又听不见。“你写了？”“是呵，我写了不少。”他显得很兴奋。老同学见面，常理的兴奋；常理之外的兴奋，我知，他知，天知，地知。“我知道你写了什么。”他不奇怪，我反而怪了，我的试探证明了我的直觉。“诗词，或者就毛主席诗词，或者……没有出路。”他的脸似乎沉了下来。“我投投稿试试……”我听不下去，转开话题，问他在北京的饭店里是不是被老板娘放服务员占了便宜。我劝他听家里人话，听媒人的吹捧，早定了早好，一茬是一茬，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他笑了，笑疯了，愿以为我这大学生该境界高点。我也笑了，笑疯了，愿以为他会变，变得通达，变得社会。
几年过去，我没有确记。其间见面也稀，他的故事成了家乡谈之恒在喷饭素材。第一代的砖瓦房，四合之院已娶不了媳妇，两层的小楼是必须的。回到家乡，站在南地的大路上远看村庄，绿树掩映，小楼鳞枳，似乎比肩江南之富，很令人感慨。黄家也不例外，例外的是圣民的个性，还是响当当处男；是，从一楼搬到二楼，看麦垅绿铺，观夏秋荣枯，看不够吗？我想，我错在了什么地方。虽说理想这个词成了古董，但古董的价值在于有人鉴赏，在于小众世界的理解，在于小众世界理解之后大众世界的精神腐烂后的文荒沙化。
我说，圣民是区域文化荒漠中的仙人掌。圣民说，他不想是这样的刺头。我说，圣民是城市绿代中裁培的奇花异卉。圣民说，他怎么可能是受制于人的装饰品。圣民说，我烂得不行了，拿出手稿要我读一读。
圣民是作家。我坚信不异，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