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姐比我大十三岁，初中毕业，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十七岁那年，她成了一名知青，去了沙鳝公社仓坑大队支农。
当时有规定，居民户口家里，一个去支农，下一个就能支工。大姐主动去了农村，才换来了二姐后来能顺利招工进城。现在想来，那是大姐默默为家里做出的牺牲。
刚去支农时，大姐先是下地种田，后来大队里办了一家小集体翻铁厂，大队书记老蒋见大姐识字、会算账，便把她带到厂里，当了仓库保管员。这段记忆已经有些模糊，等有空，我一定要再问问大姐，当年是不是这样。
那时妈妈总担心大姐在乡下吃苦，常常带着四五岁的我和一两岁的弟弟，去农村探望她。我们挤在大姐那间小小的宿舍里，妈妈帮着做些农活。
弟弟在大姐那儿，顿顿吃的是蒸番薯、番薯汤、番薯丝，粗茶淡饭，反倒长得白白胖胖。而我从小寄养在外婆家，被外婆当成小皇帝一样疼着，顿顿有鸡蛋、鸭蛋、鱼鲜，却长成了一根 “柳细条”。这事，妈妈早年常常当笑话提起。
每年过年，大姐从乡下回来，总会给我带番薯条。那是我童年记忆里，很珍贵的零食了。只是吃多了会胀肚子，还会不停地放屁，现在想起来，依旧觉得好笑。
我还记得，大队书记老蒋曾带着他儿子来我们家，原来是想给儿子说媒。老蒋书记圆脸，长得很像后来的演员陶泽如，只是更胖一些；他儿子小蒋眼睛不大，五短身材，人却忠厚老实，一直笑眯眯的。
妈妈忙着烧点心招待，我因为嘴馋，守在旁边不肯离开，就想分一口吃的。
只是这门亲事最后没有成。一来大姐没看上小蒋，二来爸妈也不同意，觉得女儿不能嫁到农村。那时城乡户口天差地别，大家都盼着大姐支农三五年后，就能返城。
蒋家父子并没有因此生气怪罪，反而依旧关照大姐在农村的生活，还把我们家当亲戚走动。农村人实在，常提着一只鸡、一只鸭，或是番薯粉、米面来镇上；妈妈也总会回赠些海鲜、鱼鲞。这份朴素的人情，一直维持到老蒋书记去世，小蒋成家。
小蒋后来还常来我家，跟我下象棋。那时妈妈在泥塑象棋厂上班，很多印坏的棋子被我们捡回来，成了我和弟弟的玩具。在爸爸的教导下，我的棋艺从小就不错，小蒋每次来，都下不过我，为此，我沾沾自喜。
大姐支农期满返城后，进了供销社，成了吃 “皇粮” 的人。最后，她嫁给了知根知底的邻居姐夫，姐夫是渔民出身，踏实本分，一家人过得安稳。
在我心里，大姐一直待我极好。可我这辈子，却唯独对她又打又骂过一次，至今想起来，满心愧疚。
我入学早，因为家里没人带，当小学校长的父亲拗不过母亲，把我带到山坳小学，直接塞进了班级。我错过了学拼音的时机，所以到现在也不会拼音。
大姐过年回家，我开心地把成绩单递过去，满心盼着表扬。可大姐看了，随口开玩笑说：“奇怪，没读几天书，成绩怎么这么好？莫不是考试偷看，或是爸爸当校长，老师特意送的吧？”
那时我才六七岁，哪里懂这是调侃逗乐，只觉得是奇耻大辱。我又哭又闹，怎么哄都哄不住，甚至对着大姐拳打脚踢，还把成绩单撕得粉碎，把大姐也惹哭了。
妈妈先狠狠批评了大姐，说我受了委屈；转头又严肃地教育我，受点委屈怎能撕成绩单，还敢打大姐。她甚至骗我：“没了成绩单，看你下学期怎么报名？快让大姐帮你糊起来！”
我一下子吓坏了。大姐走过来，一把将我抱起，说：“走，我们去街上买盒浆糊，把成绩单粘好。”
这场闹剧终于得以收场。
如今再想起这件事，我仍十分后悔，不知道大姐还记不记得。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大姐很疼我。有了弟弟后，妈妈顾不上我，是大姐像半个娘一样护着我长大。大姐还是个针织能手，我们身上的毛衣围脖之类的，很多都是大姐编织的，甚至我们姐弟家的孩子身上穿戴的，也常是她的杰作。
岁月匆匆，那些苦日子早已远去，可大姐的好，却一直刻在我心里。想来，十分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