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封锁了，路上的电车停了。“叮铃铃铃铃铃”，每一个“铃”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
这是战时的上海，意外总是不期而至。突如其来的封锁，让行驶中的电车按下了暂停键，成了诺大城市里的一座孤岛。
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封锁》讲述的是便是这个电车里的故事。
1.
车上有拎着熏鱼、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和他的妻子，有剃着光头、手里把玩着核桃的老头子，有怀抱小孩的奶妈，有正在画人体骨骼图的医科学生，当然，最重要的，还有本人的男女主人公，男的叫吕宗桢，35岁，是华茂银行的会计师，女的叫吴翠远，25岁，是大学里的英文助教。
宗桢在车上看见了令人讨厌的亲戚，他假装没看到，把座位换到了吴翠远的旁边，并试图与翠远搭讪。他把胳膊搭在翠远的身后，“这封锁几时完呢？真讨厌。” 这唐突的举动让翠远的身子僵了一僵，宗桢趁势继续进攻：“你也觉着闷罢？我们说两句话，总没有什么要紧！我们——我们谈谈！”他带着一丝哀恳。
他对翠远轻声描述着刚才初见时对她的第一印象，他希望这一幕暧昧的搭讪能被亲戚看到，然后回家转述给他的妻子听。直到确认亲戚眼里灼热的眼神和脸上会心的微笑，他才收回胳膊，谈吐也正经起来了。
中年男人的心思里，居然藏了这么多小心机。
随着他的正经，翠远以为是自己端凝的人格所致，不免也放下戒备，与之攀谈起来。
宗桢述说自己工作的苦恼、失落和无意义感，述说太太对他的不同情。
“忙得没头脑。早上乘车上公事房去，下午又乘车回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去，为什么来！我对于我的工作一点也不感到兴趣。说是为了挣钱罢，也不知道是为谁挣的！”
“我简直不懂我为什么天天到了时候就回去。回哪儿去？实际上我是无家可归的。”
“你，你不知道她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
世上有了太太的男人，似乎都是急切需要别的女人的同情。
宗桢就这样一股脑地把内心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想法倾吐给了翠远。平时，他是父亲、是丈夫、是职员、是商店的顾客，是这座城的市民，此刻，他只是一个单纯的男子，旁边有个安静的女子，静静地听他说话，偶尔回应一句鼓励式的、或理解式的话，让男人得到了慰藉。
突然，车上一阵乱，两辆卡车上装满了兵，他俩的头同时探出去，面庞异常接近。他看着她，她脸红了。
在这似乎很短也似乎很长的交流中，他俩迅速进展到一种恋爱的状态。
2.
吴翠远，生在一个有着宗教背景的模范之家，父母竭力鼓励她用功读书，一步步往上爬。直到她打破了当时女子职业的新纪录，成为大学里的英语老师，父母却又态度大变，宁愿她当初在读书上马虎一点，匀点时间找一个有钱的女婿。
她的家人都是好人，天天洗澡、看报，听无限电向来不听戏曲京剧，专听贝多芬、瓦格涅的交响曲，听不懂也要听。
她觉得好人并不一定是“真”的人。成年人的世界总是充斥着太多的虚假和做作。
工作中，她也不如意。学生们对一个没有留过洋的中国人教英文颇有微词，她听了很在意，自认为校长、教授、学生，无人看得起她。
在家里受气，在工作岗位也受气。她不快乐。
受过高等教育又如何，也就那么一回事，她一度看轻自己。
当面对眼前这个掏心窝子说话的男人时，她看到了一个“真”的人，“自然”的人。她心动了，她恨透了一尘不染的家人，他们要她嫁个有钱人，她偏不！气气他们也好。
于是，在这场短暂的恋爱中，她和他一度聊到了谈婚论嫁。大多时候，他说，她听，恋爱中的女人破例地不大爱说话。
因为她下意识地知道：
男人彻底地懂得了一个女人之后，是不会爱她的。
他要了她的电话号码，嘴里喃喃地重复着，没人知道他究竟有没有记住。
随着“叮铃铃铃铃铃”，封锁开放了。列车继续往前开。他回到了原先的座位。
她明白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上海仿佛打了个盹，做了一个不合情理的梦。
3.
小说以男女主人公的短暂恋爱，写出了一个中年男人在生活中的迷茫和婚姻中的无奈，也从女主人公的视角反映出当时女人在社会上的处境，即便拥有较高的学历和正式的工作，也比不上嫁个有钱人更能获得尊重和认可。
女主人公在这场短暂的情感交流中，对男人心理的精准把握和刻意迎合，也反映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处于弱势和被动的地位。
在张爱玲塑造的诸多女性角色中，女主人公翠远的外貌显得尤为不起眼，被张爱玲形容为：不难看，若说美也只是一种模棱两可的美，生怕得罪了谁的美。
“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这样一个没有款式的女人，代表着社会上的大多数。可以说，坐在电车上的所有乘客，都是社会上的普通人。
而承载故事发生的电车，则具有多重意义。
首先，它是一个缩小版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由各色普通人聚集的狭小空间里，人的动作、语言、神态，都得到了无限放大，共同演绎了战时上海的众生相，空虚、迷茫、无奈，既能窥见苦闷的根本，却又无力改变。
其次，它是一个脱离现实的真空地带。电车的封锁和暂停，让时间和空间与外界割裂开来，人们得以喘息，不再顾忌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多重身份、世俗观念和道德束缚，转而向内探求自我的真实感受。或者说，人，只有在远离人群的地方，才能看见真实的自己。
最后，电车短暂的封锁后，又在轨道上咣当当向前驶去，车里的人又回到各自按部就班的生活中去，就如打了个盹，看似发生了什么，却什么都没有改变，象征着命运的不可控，表达了张爱玲的人生观。
这部短篇小说在张爱玲的作品中虽然名气不及其他，却有着不寻常的意义，胡兰成看见这部小说后，被其才华打动，遂向杂志社的友人打听作者，终于见到张爱玲本人，并发展出后来的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