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进入学校，就会接受老师的教育，作为学生的十六年间，接受过许多老师的教育，有的老师的言行，更深印在我的心中。在这众多的老师中最值得记忆和怀念的当数化学老师李中方。

一九五二年我入学浙江平湖师范（中专），每天早晨早操时，总会看到一位西装革履的青年老师，精神饱满地与学生一起早操，初见之时，不知老师的姓名，后来才知道那是化学老师李中方，那时还有一位王姓的化学老师。大约在二年级时，开始学习化学，而任课老师正是李老师。

李老师讲解化学课时，声音洪亮，语言生动，板书更是条理清楚，字迹端正。他总是从左上角开始，依次书写，他讲课时，如有相应的实验，都必定认真演示一番。至今还记得在一次讲到酸碱中和指示剂变色时，李老师当众演示变色情况，我小声插了一句，“有点象用水稀释一样。”正好被李老师听到，立即用实验证明：即在试管中加水到满，也未变色。多年后，我也成为化学老师，当然也更清楚酸碱指示剂变色原理，即使稀释十倍，溶液的PH值只改变1，而且即使无限稀释也不能把酸（或碱）性变为碱（或酸）性，只是溶液接近中性。

在李老师担任化学教学时，我也被推荐为化学课代表，因此有机会与李老师有更多的接触，李老师对学生十分随和，使人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对工作十分认真，办事干练，那时候教学设施也十分简陋，但化学实验却有很宽大的实验桌，这是由李老师主持制作的，没有大的元素周期表，李老师就叫我和同学绘制一张用几张图画纸拼接而成的、很大的元素周期表，那时候用的表是直式的，长周期元素在表中占两横列，当时发现的元素还不足一百个。我的任务是画表，写元素符号，而陈微麟同学书写元素名称（汉字）。制成后挂在实验室的后墙，每次进到实验室时我总要多看几眼，并为此感到自豪。

有时也到李老师的宿舍中去，他的房间很小，一个孩子还在襁褓之中。

不过，李老师担任化学课教学的时间不长，大约一年后即调任他处。而调来任课的新老师是一位年轻老师，由于缺乏教学经验，他当然不能和李老师相比，有时演示实验也未获成功，因此使我们更加怀念李老师。

一九五六年春，我在原余杭县闲林区中心小学任教，当年教育部关于大学招生问题中，提到在全国在职的小学教师中招收一万人进入高等师范学习，借此机会我开始复习迎考，当年春天报名不久，前往临安县城体检，正是在临安县城内巧遇时已调任在临安师范执教的李老师，师生见面十分欣慰，他得知我们要参加高考，愿意为我们提供一些化学复习资料。那时候没有现在的复印设备，要靠手写或蜡纸刻印，我多次收到李老师给我寄来的复习资料，那年，顺利地进入浙江师范学院化学系学习，不能不说李老师助了一臂之力。

一九六一年我在嘉兴一中工作，次年暑假学校从少年路搬迁到南门范蠡湖畔的原嘉兴师范学校内，那时国家进入困难时期的调整阶段，嘉兴一些学校也在调整之列，而李中方老师也从嘉兴工专（或叫化专）调入嘉兴一中，师生再次相遇，而我在李老师身边工作更加高兴。在一中再次见到李老师是一位工作十分严谨，而且善于动手的老师，我至今不忘，他到校后不久，就制作了一个加工玻璃管的煤油喷灯，操作时脚下还需鼓风，可以节省较贵的酒精。遗憾的是，当时没有问他要图纸，以备日后之用。

我和李老师又相处了约一年，我调离一中去嘉兴东栅中学担任物理教师。一九六十年代中期，得知李老师为筹建嘉兴化肥厂（生产碳铵的小化肥厂）和嘉兴农药厂也调离一中，嘉兴化肥厂和嘉兴农药厂均在嘉兴东栅，以后我多次前往农药厂看望李老师，那时他在试验室工作，常常在实验室中见到他，有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在做一种农药的中试工作，那时有什么问题也就去农药厂向他请教。例如：一九七十年代中期，我担负校办工厂化学试剂的分装工作，其中黄磷怎么分，就是个难题，李老师就为我解决了。

农药不仅有毒有害，而且生产农药也有污染，如废液、废气，那时农药厂外的小河中积满了污水，而且发黑，李老师十分关注污染问题，多次向我说起治污问题，特别提到生物治污。

一九八四年我调离东栅中学前夕，曾去嘉兴农药厂向李老师告别，但二次未遇，实为遗憾。后来在上海，多次向嘉兴农药厂的同志问及李老师的近况，知道不甚如意，虽被评为高级工程师而未能有所享受，据说李老师是解放前后浙江大学的毕业生，精于化学工业，为人一生正直。

二〇〇一年的元旦，我重游嘉兴，和同学相约去看望已近耄耋之年的李中方老师，近五十年过去，他依然清楚地回忆起在平湖的相识，现在的他满头银发，思维清晰，还谈治污的方法，最好就是微生物治污。老师还谈及同在嘉兴一中工作时未能对我更多的帮助而感歉意，使我倍受感动，他也得知我获得高级职称而感到欣慰。相约下次再去看望他，不幸的是此年春节前，李老师病逝。从此我失去了一位最好的老师，我曾问自己，今后如有疑难，还可向谁去请教？

201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