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跟着教小学的母亲在东狱庙读书，六七岁时，母亲请来一位老夫子，穿身洗得发白的长衫子，脚登麻耳草鞋，长得尖嘴猴腮，手拿一根香妃竹做成的长烟管，有点不怒自威的感觉，斜跨着一青布口袋。母亲说是刘家的远房亲戚，晚清最后的秀才，让他做我写字的启蒙老师。老秀才目光专注，也不言语，从青布口袋中掏出几本破破烂烂的碑帖，一一摊在课桌上，让我看看喜欢什么字样。
我东拿一本翻翻，西拿一本看看，那些字体在我眼里十分陌生，一点都没趣味。选来挑去，找出一本看着比较顺眼的帖子告诉老秀才，就是这本。老秀才从口袋中取出一副只有镜框，没有镜架的眼镜，用细绳套在自已的耳朵上，看过我选中的字帖，点点头，“选的好，颜真卿的楷书，也是我喜欢的书家，爱憎分明。”于是把其他的碑帖小心翼翼收拾好，用一块蓝花土布包裹放入他的口袋。然后郑重其事告诉我，每天先认认真真看几遍，看看人家是怎么写的，然后在有格子的纸上照着写，每天写二十个字。他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来检查一次。
及至长大后，慢慢知道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故事，特别是他写的那篇《祭侄文稿》，乱塗乱抹，歪歪扭扭，错别字多，居然是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评选出来的最优秀的三件作品之一。这才明白，在书法艺术领域，有做人的真性情，才能写出受人喜爱的好作品。好的书法艺术容不下任何装模作样、装腔作势。
老秀才给我当书法入门老师没多长时间，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四清运动，因为历史问题，参加过同盟会和四川保路运动，抗战期间与来乐山办学的马一浮交往，有说不清楚的往来关系。选了一个漆黑的夜晚，穿着那件发白的长衫，走去乌尤寺当年马一浮的“濠上草堂”处投江而去。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为我写的毛笔字点圈加注。
接着而来的“文革”，从学校单位到街头，各种大字报如雪片一般飘散，所有的信息都通过毛笔字的方式表达出来，或愤怒、或悲伤、从打倒某人到踏上一万只脚，让他遗臭万年。那些浓墨挥洒的毛笔字。有时如疾风骤雨，有时如涓涓细流，表达着人们的爱恨。那时候的我们乳臭未干，去看大字报，专拣有漫画的看，其次听大人介绍，谁家的大字报字写的漂亮。那些个日月，大凡平时写好字的人都闲不下来，每天都被人叫去写大字报，或者自己有义愤填膺的革命行动。我的家乡乐山五通桥有位擅长写字的人，姓杨，白天为造反派一方写打倒保守派的大字报，晚上又被保守派一方叫去写批判造反派的大字报。
“文革”，大字报成为毛笔字书体最辉煌的时期。不仅如此，因为要书写各种口号、伟人的话，各种美术字体也挂满街头。过去乐山地区商业局下属棉麻公司，中有一姓李的人善写字，“文革”伊始，只见李姓书家左手提红油漆桶，右手握一笔，照着墙壁捉笔划去，根本不用画格子，伟人语录如印刷品般精彩。
那时的人们仿佛都被神仙点了魂，对伟人无限的忠诚，对“地富反坏右特”无比的仇恨。这样的结果，导致所有身历其中的人，无论写字作文，无论做人做事，都是身不由己，进入另外的不可思议的领域。
作家刘索拉有一篇文章写文革那段，《苦练脏话的女生》，其中说到，文革种下的道德恶果，现在已经开始收获。时隔多年，粗野、鄙俗仍是当今社会风气的主流。不信你看看各地的城管，并不比“座山雕”的部下更文雅些；人民公仆更犹如色中恶鬼。今天的汉语为什么越来越下流？眼下，网友几乎百分之八十的回帖都是谩骂和粗鲁的语言：“屌丝、撕逼、傻逼、尼玛、你妹、卧槽、妈蛋、小婊砸、草泥马、马拉戈壁……”比比皆是。虽然文革结束，但汉语包括书法仍朝着“下三路”的方向，一泻千里。宣泄的是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戾气，展现的是大人物和小人物们共同构成的时代精神的低俗气质。无视现实社会矛盾的泛道德主义，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全民下流”。粗鄙的时代就这样延绵不绝，文革写就了我们这一代人思维和情感的源代码。季羡林说:“文革是一场最野蛮、最蛮横、最没有人性的，也不是什么革命，是一场闹剧、一场悲剧，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
如果说中国文化有两座珠穆朗玛峰，一是唐诗宋词，二是中国书法。到了文革，这两座山都坍塌了。从此以后，中国的书法从圣殿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流行书风”或者叫“革命书体”，继而又衍生出所谓的“丑书”。这些字体往古不多见，是一种诞生于特殊时期的字体。专门用来书写丑化包括“地富反坏右特军伪”等等家庭出身的人。
我曾经对那些写丑字，以丑为美的书家作过溯源，从他们的成长经历来看，这是文革遗风的后果。当下出现的许多以写美术字见长的书家，坊间也有人称之为“丑书”。细细考来，写美术字的这批人，大多出生于上世纪四十五十年代，到他们发蒙临帖的时候，书法成了过街老鼠，列入遗老遗少的名单，不受正堂待见。倒是多见于各种斗争场面，比如处决各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的名字是不能正常书写，一律东倒西歪，甚至翻转180度，字体笔划如一堆火柴棍或山间野藤，怎么丑怎么弄，反正革命群众喜闻乐见。有的还在黑体棍子字上用红笔打上大叉。这一类字体延伸下来，到了市场广告风起，又演变为吸引眼球的视觉艺术，以粗犷、笨拙、天真为底。酒吧、幼儿园、公园等一切可以耍娇、装嫩的地方“丑书”大行其事。
1980年代，有一篇著名的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作者张蔓菱，写的是她插队的经历。主人公“我”反思道：“人们曾经用一种不美就是美的理论教育我们，我常常无缘无故地反复洗一件新衣服，希望它显得陈旧些……”循着“工农化”的足迹，我们发现了这样的逻辑链条：工农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知青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要将后者改造成无产阶级，就必须将他们“工农化”。以不美为美的教育，就是“思想革命化”运动中深入人心的。爱美是资产阶级，不爱美是无产阶级。爱美往往与讲卫生连在一起，讲卫生就要远离肮脏，而工农是不怕脏的，于是怕脏就被纳入小资的“骄娇”二气之中，饱受鞭笞。与此同时，优雅和礼貌也因为不够工农化而被抛弃。于是，讲卫生与优雅礼貌成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标志，不讲卫生与粗俗、粗野成了无产阶级的光荣。这也是所有写“丑字”的书家们的理论渊源。
当丑陋怪异受到追捧时，美已经彻底沦陷。
文革留下的痕迹，正是当下许多书法作品，包括各种层级的书法展览。无一例外都透漏出铿锵的气势，其中展现出的淋漓尽致，那飞扬的笔墨线条，用书家们的话去形容叫“流行书风”，也有人称“老干体”，其书法结体之特点是“油腔滑调”，八面玲珑，就像当年张贴在饭堂门口、十字路口的大字报，一片叫好声中，便有人小声嘀咕，“先柳后赵，就是火气有点大。”
“流行书风”或“老干体”在当下的流行，始于两种出身的官僚，一是搞宣传，二是教师，他们都出自同一腔调中，天生与时俱进，其合拍的程度一如走“行政步”，从出场到环视；从待人处事到发表意见都有特定的技巧，看他们的字，你会进入梦游，仿佛置身会场，茶杯一律白瓷，一律摆成一条线，杯下红蓝两色铅笔一专用纸本，前面必有一姓名牌，否则容易千人一面。读他们的字，无论是当过兵或者做过文化工作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世故，仿佛走进公事人主持的办事大厅，外面看去，建筑气势恢宏，引导语温暖，各种办事程序一目了然，一旦真正的进入，如入迷宫，处处碰壁皆是盲区。在他们的笔下，二王的法度是华丽的纱裙，裙内则藏着各种机巧。
“流行书风”或者写“丑字”的先生们，他们除了常去各个层级办展，大都有一帆风顺的仕途或者吃着公粮，特别善于营销活动，都是挺能干的关系学家。退休前常在各种会议、宴会上见到他们的身影。退休了，各种文化协会又成为他们的第二办公区。至于担任书画主席副主席，引领潮流，定是不二之选。他们创造了当下艺术，建立了自“五七”反右运动到“文革”的艺术风格，并因此成名得利。榜样的力量无穷大，“流行书风”、“丑书”的队伍越来越庞大，成为当下书法艺术的主流。他们的得意预判着文革的阴魂仍然盘踞着脚下的土地，随时可以死灰复燃。这类书画家与古代文人墨客最大的差别，古代有所成就的艺术家，总是有吃不尽的苦头，住不尽的山林深处。
当然，流行书风和丑书的任意横行，是他们的天时地利。1978以后，除了极其有限的时间，文字可以有点自由，大多时候，文字的管控愈发严密。这就从另一方面为书画打开了一扇窗，放开了对书画市场的限制，无论从画册出版、书画展都给予宽松的空间。体制内的人赚得盆满钵儿满，自由派书画家也可跟着喝几口汤。显而易见，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环境，是不可能出真正的书法家和书法作品的。即便有书家无病呻吟，不外乎“人人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