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路一号街坊那片说拆迁但又停顿的老房子里出来，荧荧开车送我回家。问她北京好还是包头好，她说工作还是在北京好，机会多，而生活还是在包头好。一米七八的她瘦了，但还是很好看。王硕也瘦了，在618厂工作的他有了女友，也是包头人，两人是小学初中高中同学，但不同班。作为二伯唯一的男孙，有了北京国企工作、北京户口、北京住房的年轻的他，未来的生活可以想见一片光明，二伯可以安心了。张云没有回来，她的儿子恰巧在办签证，即将去参加美国的一个小孩子夏令营。堂姐和姐夫从北京回来，住到了凯宾酒店，原因是已经没有娘的娘家，因为拆迁被搬得几乎一空。
我张罗着想给荧荧介绍个对象，可远在南京的邻居大男孩觉得荧荧一米七八的身高太有压力。再想想两人差距6岁的不吉利数字，遂作罢。
和长我六七岁却得管我叫姑的爱华聊天，他说他白天黑夜连着打两份工的辛苦。儿子已经成年，他准备把家中150平的大房子让给儿子居住，自己住到了公租房里，虽然物质贫乏，但心里快乐。
担忧新平哥的身体，感觉他的肺有问题，劝他就医，他却无所谓地说能活60多岁就满足了。借调到兵总公司审计各个企业的他，在北京工作已经好几年了，他说已难以忍受老国企微薄的工资和一成不变的环境。和儿子同在北京，但儿子有了女友，他们各顾各，饭馆是他吃饭的固定地方。
有人问，叫不叫山西侯马的匡哥回来，新嫂说别叫了，他信佛，热衷于拿自己的钱印佛书送人，有病了，却不去看医生，脑子越来越糊涂，最后被当护士的女儿送去就医，身体才终于转好。
张燕嫂子问我要不要医院里的冰箱和饮水机，我婉拒，说家里有。他们又说给新哥吧，他们肯定要。我也觉得新哥肯定会要，当年那个英俊无比、以专家身份去巴基斯坦工作一年的新哥一天天老了，也一天天邋遢起来，他开始捡破烂，家里成了破烂仓库，让居委会大妈分外头疼。
因为二伯的故去，一大家子人从天南地北坐飞机赶回来，这些亲戚中的好些人，如果走在包头的大街上，我根本认不出来他们，也不会知道他们其实和我血脉相连。
祭奠台上，照片里的二伯微笑着看着这帮孝子贤孙，正是因为他的参加革命，一路到了北京，又支边来到包头，后面的这些泥腿子才得以来到包头落叶生根。
二伯没上过学，村里地主喜欢他，让他陪自己的儿子上私塾，他肯定想不到，自己的一时善举，促使识文断字的二伯日后参加了革命，赴北京，在那里娶了北京一名女大学生，又辗转成为包头一家大型国企的二三把手。从小在保姆照料下长大的二伯母，从不嫌弃二伯那些从老家接二连三而来的穷亲戚，于是，我的父辈们得以在包头扎下根来。
二伯在照片里微笑，屋里的儿孙们也在笑，不知二伯能看到这些人笑容背后的苦楚吗？当然，也有欢乐。
过几日，这些因二伯而聚的人会纷纷打马离开，回到属于自己的城市和家中，那个三室加一套间的老屋则会落锁，遗留下几柜子的书（我曾无耻地惦记过那里的二十四史，可它早已没有了踪迹）和寂寞为伴，当阳光东移，书上的字和灰尘将沉默抑或舞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