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先生已逝三十余年，其遗留的作品，思想光芒却愈发耀眼，愈久弥新。我等沐浴其中，备受浸润，泮林革音。今复读《谈文学》，又有新认识，记录下来，聊以自勉。
如书中所言，文艺的功用在于表现作者的情感思想，使读者领会，进而感动。作者公开写作，起码应有两点要素：
1.有情感和思想需要表达和宣泄，不吐不快，不能没话找话，挤牙膏。
2.作者珍视的精神价值，渴望和别人分享。这种分享是情感饱满的，发自内心的，态度必须是诚恳的，严肃而又亲切的。绝对不能投其所好，迎合或欺骗读者。
缺少后者，则是对读者不忠实，对艺术也不忠实。很多低级表现从此起。
第一，无病呻吟，装腔作势
“文艺必出于至性深情，谁都知道。”因为有先例，没有至性深情，也可以出产作品。很多人受此引诱，或装腔作势，或取浅薄的情调加以过分的夸张。
人非草木。古树昏鸦，怀才莫展，可有所感；伤春悲秋，在所难免。适可而止就行，用不着大吹大擂，好像人生就这点事而已。
朱老重点批评了我国固有的骚人墨客、才子佳人习气，批判了以拜伦为代表的西方浪漫主义，往往满纸痛哭流涕，实则没有什么真情实感。这一点柏拉图早就看明白了，逢迎人类爱找情感刺激的弱点的作品，常特别受读者欢迎。
第二，憨皮臭脸，油腔滑调
拿文艺逢场作戏的人，最爱拿“幽默”作护身符。幽默对文艺极其重要，但程度很难把握，一不小心就流于轻薄了。一流的作品，幽默和严肃高度融合，一讥一笑，除了助兴，还有耐人寻味的成分，常常笑中带泪。
少时读《阿Q正传》，内心是喜乐的，最爱模仿阿Q调戏小尼姑那一段，惟妙惟肖，“和尚摸得我却摸不得”更是成为口头禅；年长一些读阿Q，内心盛满感伤，同情阿Q的悲惨命运；成年后再读阿Q，更多是反思，阿Q身上隐藏了我们民族的太多性格。
《阿Q正传》里的幽默，是大师级别的幽默，和平庸作品里的插科打诨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三，摇旗呐喊，党同伐异
“思想上只有是非，文艺上只有美丑。我们的去取好恶应该只有这一个标准。”文艺应该是创造的，是百花齐放的，不应该受政治、区域、社会地位、宗教信仰和私人恩怨等的左右。
拉帮结派，自立为王的风气在现在文艺界也不新鲜。对本派作者的作品，大吹大擂，不是自己人的作品，恨不得手撕脚踩。可悲的是，很多读者莫辨是非，养成偏见。这就不仅是低级趣味了，根本是流氓行为。
当下有不计其数的文学社群，闭门造车，互相吹嘘，互喷麻醉散，捧臭脚，一团和气，对于彼此文章的缺点，绝口不提。对外面的作品，则一贬再贬，不辨是非。说到底，这样的行为，和文艺没有半毛钱关系。
第四，道学冬烘，说教劝善
今天还有很多人，秉承“文以载道”的观点，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应承担社会教化之功用。早先深以为然，近来读《中国现代文学史》，方知“五四”新文学运动，重点颠覆的就是“文以载道”的观念，提出了“人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为艺术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新的文学观念。新世纪了，我们若还固守着“文以载道”，未免太过迂腐。
朱老提出此观点，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我们要区分开“道德同情”和“美感同情”，不可混为一团。拿《白毛女》举例，如果黄世仁和穆仁智的扮演者，十分入戏，那这两个反面人物形象必定是极其可憎的，让人欲除之而后快。但站在美学的立场来看，这两个人物形象塑造无疑极为成功。
我们中国人的喜剧思维发达，悲剧思维却很欠缺，看戏看小说，总是渴望结局大圆满。对作品里的恶人，总恨不得“恶有恶报”早点应验。可以认为这是我们民族里珍贵的善良特质，但这种善良，对艺术却是伤害，容易形成低级趣味。
第五，涂脂抹粉，卖弄风姿
“文艺的卖弄有两种方式：最普通的是卖弄辞藻，只堆砌漂亮的字眼，不管它们对思想情感有无必要；其次是卖弄学识，文艺作者不能没有学识，但是他的学识须如盐溶于水，尝得出味，指不出形状。”
一般是越是博学的作者，越不懂得节制，像一个暴发户，把所有金银珠宝都码出来，生怕别人看不见。
还有一种卖弄是卖弄才气。“文艺作者固然不能没有才气，但是逞才使气，存心炫耀，仍是趣味低劣。”此类作者，最易雄辩，作品易显肤浅。
总结部分，摘抄朱先生的原文吧：
“一个从事文学者如果入手就养成低级趣味，愈向前走就离文学的坦途大道愈远。我认为文学教育第一件要事是要养成高尚纯正的趣味，这没有捷径，唯一的办法是多玩味第一流文艺杰作，在这些作品中把第一眼看去是平淡无奇的东西玩味出隐藏的妙蕴，然后拿‘通俗’的作品来比较，自然会见出优劣。
“优劣都由比较得来，一生都在喝坏酒，不会觉得酒的坏，喝过一些好酒以后，坏酒一进口就不对味。一切方面的趣味大抵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