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的时候，我正沿着一条铁路北行。四周是淡色的枯树林。我隐约听见水声，从林子里传来，沙沙作响。我猜那条小河是从先前的湖水中分流出来的，穿过树林，一直流向远方。

远方。当我想到这个词语时，脑子里正在回忆另一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古代家族的故事，我还没能读完它。里面写着不少旧时的风月，意向斑斓，用词典雅，可就是有些太长，花去我不少时间。我是在读到第七十九章时开始沿铁路北行的，之后再没读过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剩得不多了。它躺在我的行囊里，一连好些天。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也会感到寂寞。

就在这个时候，那人忽然开口和我说话。我甚至没有注意到他。他坐在一张长椅上，像是疯了。但他告诉我，他没有疯，疯子另有其人。他问我打算去哪儿，我说出个地名，他听见后就抬头看了看天。

时间不早了，他说。天黑前你到不了的，不如去我那儿歇歇脚吧。

我同意了。他要去的地方叫做米脂乡，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时值暮春，微寒的空气里混着一丝野果的味道。我跟在他后面，从村口的田垄上走过，一条深黛色的河流就在不远的地方流淌。河面上架着木桥。黄褐色的桥身，弧线弯弯，很有一番古朴的韵味。

那人告诉我，疯子平时就住在桥上。我问他，谁？他重复一遍，说是疯子，疯子住在桥上。说着，又领我朝他家走去。

走过一间破庙时，疯子出现了。他坐在破庙的门槛上，忙着把手里的草绳塞进嘴里。见我们从他身前走过，他忽然站起来，丢掉了手里的草绳。

朱砂死了。他在背后冲我们大喊。

没人理他。他气急败坏地走到我们面前，拦住了我的去路。朱砂死了。这一次，他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我不明白。我问身边那人，朱砂是谁？那人就说，是个姑娘，住在他家隔壁。不久前死了，说是从楼上跳下来，摔死的。

疯子摇头。

你是傻瓜。疯子伸出三根手指，指着他的鼻子说道。朱砂飞走了。她是鸟，你是傻瓜。

走到他家时，正赶上饭点，他的妻子已经做好了饭菜等他回家。显然，她不曾料到自己丈夫会带一个陌生人回家，初一见我，不免有些惊讶。但她很快平复过来，嘱咐我稍等一会儿，又添上一副碗筷，顺便叫来隔壁的弟弟一起吃饭。那人解释说，是朱砂的弟弟。自从朱砂死后，就常常在他家吃饭。这么小的孩子，无依无靠，真可怜。

吃过晚饭，弟弟在院子里玩一块儿木板。他不认识我。他问我，是米脂乡的人吗，我说我不是。他点点头，说，难怪。我从来没见过你。

弟弟又埋头捣弄一阵，我有些困了，打算回屋里睡觉。刚起身，弟弟喊住我。你要走了吗，他说。

嗯。

噢，他嘟哝一声，忽然拿起手里的东西，让我往仔细看。我看了会儿，发现木板上加了轴，连着两个小轮。他开口了，说你没见过这个吧，语气有些得意。我承认自己没见过，但我困了，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

我的反应让弟弟大失所望。他坐在院子里，呆呆地望着天空。是那种春季里常见的星象，月色暗淡，北极星的光亮里依稀泛出一丝冰蓝。我想他没多久就会感到厌倦的，不管是天空还是木板。

夜里，气温降得很低。我缩在床上，尽量裹紧棉被，但收效不大，仍然三番五次地从梦中冻醒。醒来时，月漏枝头，墙上是窗格绰约的影。院子里响起木轮碾过石板的声音。是朱砂的弟弟。他在慌乱地跑着，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又过一会儿，起风了，窗前的木榛花落了一地。弟弟站在夜色里，我听见他的声音带着哭腔。他说，他的武侠画本不见了，是谁偷走的。

第二天，米脂乡开始下雨。

那人站在门廊下看了看天，进来时，神情有些忧郁。他告诉我，从这场雨开始，梅雨季节到了，一时半会恐怕停不下来。他说要不你多留几日吧，至少等雨小些了，再走不迟。我答应了，借宿在他家里。

到了吃饭的时候，他同我说起疯子的事。他说，其实疯子也不是一直都疯的，时好时坏，只是你分不清。关于他究竟是什么时候疯的，乡里众说纷纭。不过也有人说，是在朱砂被绑走之前。

朱砂去了三年。

三年里的某一天，疯子走在路上，突然抓住周围的人，伸出一根手指。他表情神秘地指了指天。发霉了，疯子说。有人要死。人们问他，什么发霉了，谁要死。疯子就说，天发霉了。有人要死。接着，他捂着肚子大笑起来。笑得弯了腰，趴在地上，用手捶地。旁边杀猪的屠夫看不下去，一刀剁在案板上，把疯子拉起来。他拧着疯子的耳朵说，喂，你是不是疯了，没疯的话别挡着我做生意。

结果，他发现疯子真是疯了。

疯子疯了以后，常常绕着米脂乡乱跑。一边跑，一边在嘴里喃喃自语。两句话。一句是，天发霉了，有人要死；另一句则是，朱砂飞走了。

乡里有个要饭的老头。他在一天下午把疯子逮住，告诉他，朱砂早走了，现在恐怕成了压寨夫人。可疯子不理他。疯子说，放屁，跟着就踢烂了老头要饭用的瓷碗，冲他放出一声响屁。之后又接着说，接着跑。要饭的老头跪在后面，抹着眼泪把瓷碗的碎片收好，骂他是个疯子。骂到一半，老头想起这人本来就是疯子，只好不骂了，继续抹眼泪。

但疯子也不总是那么疯的。好一点的时候，人们常常见他坐在桥上，找路过的小孩儿说话。疯子最喜欢讲这样一句话：做菜之前要洗手，吃饭之前要洗手。

还有呢？

疯子想了一下，说，尿尿之后也要洗手。

小孩儿问，那尿尿之前呢？

疯子裂开嘴笑了。他不知道，因为朱砂没给他讲过。

我问他，这和朱砂又有什么关系？

那人喝了一口妻子递来的茶。他说，这又是一个故事了，还在疯子发疯以前：

那阵子，米脂乡的路还没修好。像所有乡里人那样，朱砂家的院子门口也铺着大片大片的鹅卵石。打小时候起，朱砂就喜欢踩着鹅卵石，蹦蹦跳跳地从上面过去。十岁那年，她父亲亲自动手，在院门口修出一条水泥的小路。可朱砂不喜欢它。朱砂喜欢鹅卵石。

疯子和朱砂年岁相仿，住在她的隔壁。

那会儿，米脂乡的天气还很干燥，不像现在，老是落雨。每天早上的时候，疯子坐在窗户后面，总能看见朱砂走出院子，踮着脚，踩过院前的鹅卵石滩。他喜欢她抬头看人的样子，像兔子一样，眼神羞怯，小心翼翼。

疯子和朱砂一起，在乡里长到十六岁。与朱砂不同，疯子觉得自己是大人了，他打算做点大人该做的事。人们都说，那件事发生在八月的一天下午。疯子穿着一件暗蓝色布衫，走近了朱砂后院的一扇边门前。衣服是他姑妈刚刚浆洗过的，很干净，被太阳晒了，隐约能嗅到皂角的香味。

带着一丝慌张的神情，疯子走到门前。他注意到那扇边门已经几近腐烂了，木缝里长着一层薄薄的青苔。他在门前犹豫了很久，手抬起来，又放下去。重复几次过后，太阳逐渐西斜。暗红色的光线落下来，照亮了米脂乡层叠的屋顶和远处细密的白桦林。

一阵空落的声响从院前传来。疯子知道那是朱砂回来了，她正踩在鹅卵石上，蹦蹦跳跳，蹦蹦跳跳。

他又在门前站了一会儿。这时候，米脂乡的乡民们几乎全都回家了，路上只剩下那个要饭的老头，捧着瓷碗乞讨。正当他犹豫的时候，木门吱溜溜地开了，出来的是朱砂的父亲。他挥舞着一只巨大的手掌，把疯子赶到一边，然后狠狠地甩上门。从始至终，他的嘴里只吐出过一个字，滚。

疯子吓坏了。

他一口气跑出很远。再回头，人已经不见了，只有几丛藤草在门楣上簌簌晃动。

后来，疯子再不敢靠近那家院子。他仍然喜欢着朱砂，但不敢过去，只能在自己家里，透过窗户远远地看她，一天接着一天。

又是一个傍晚，家里的井堵住了，姑妈差他到河边打两桶水回来。去到河边，疯子意外地发现，朱砂也在那里。也许从更早的时候起，朱砂已经习惯于在脸上挂起一丝厌倦了，但疯子无疑是在这天傍晚才刚刚发现的。

他走到朱砂身边，也像她那样，蹲下来，双手抱住膝盖。他问朱砂，怎么了，朱砂只是摇头。她说，她不想洗手。

洗手？

嗯。她点点头，目光却失神地落在河面上，一刻不停。她说，每天都要洗手，每时每刻都要洗手。做饭前要洗手，吃饭前也要洗手。真是烦死人了。

如果不呢？

就要挨打。

谁打你？

你说呢？朱砂侧过身子，挑着眉看他。半晌，他听见她长长地叹了口气。我多想离开这里，她说。哪怕被拐走也行。说着，扬起手，把一颗石子丢到很远的地方。

直到很久以后，疯子还说，他想不明白，那颗石子是哪里捡来的。

到了四月，朱砂真被带走了，是米脂乡进入梅雨季节的第一天。天色很阴。大片大片的云块散落着，深铅色，像破絮一样，低低地压住了河面。人们看见朱砂的弟弟满乡跑着，张牙舞爪，却不发出一点声音。直到撞见疯子，他终于停下来，伸手指了指天。

他对疯子说，天发霉了，姐姐要死。

这样过了三年，就在米脂乡的乡民们认为朱砂做了压寨夫人时，朱砂回来了。

她是从桥上过来的，背上背着很大一个包裹，人也瘦了许多。因为缺水的缘故，乡民们第一眼看见她时，她的嘴唇像鬼一样是青色的，叫人害怕。她疲惫极了，拨开人群，一个人走到院子前，又转过身，看看她身后的乡民。

都回去吧，她说。跟着，探出脚，踩在鹅卵石上，小心翼翼地过去了。

朱砂说，她没有逃，是绑匪头子放她走的。收拾好包裹后，她从山上下来，沿着茅穗枯白的水线走了整整三天。她脸上仍然挂着厌倦的神情，手指不停地摆弄着一块石子。

她说她本不想回来，只是为了拆掉一个东西，所以不得不回来一趟。

是什么东西？

铁轨。朱砂说。她用手敲了敲桌子，站起来，给自己倒上一碗茶。在桌上放好了，她抬起睫毛，问周围的人，也要茶么？人们纷纷摆手。她想了想，又问，谁要跟我一起去？人们互相看看，仍是摆手。后来，人群散了，米脂乡里就多了一种说法：朱砂也疯了。

第二天，乡民们看见她带着一只小铁铲走出了院子。

正值八月，暑气逼人。朱砂的弟弟站在一株柳树底下，眯着眼看她。柳树快被晒干了，朱砂招招手，说，弟弟，你过来，弟弟就小跑着往她身边走来。朱砂把他抱住，说你昨天去哪儿了，怎么不见人？弟弟说，我去叔叔家吃饭了。叔叔？隔壁的那个叔叔？嗯。弟弟点头。那你怎么不回来呢？

我不知道你回来了，弟弟说。我睡了一晚，早上才见着你。

噢。朱砂应了一声，像是若有所思的样子，嘴巴微微张成一个椭圆。

弟弟跑了。她转过身，想再看眼弟弟，却发现疯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跟在了后面。疯子笑嘻嘻的，一步跳到朱砂面前。他说，朱砂朱砂，你要去哪？

朱砂说，她要去铁轨那边。

疯子又说，铁轨铁轨，你要干啥？

朱砂扬了扬手里的铲子。拆它，你要来吗？

疯子很高兴。他说，要来要来，拆它拆它。

所以人们看见疯子和朱砂走在一起时，一点也不惊讶。他们只是叹气，说多可惜，好端端一个姑娘，就这么疯了。

铁轨是铁做的，铁铲也是铁做的。铁铲和铁轨撞在一起，朱砂不知道哪个更疼一点，反正她已经疼了。疯子在边上看着，时不时给她舀来一碗水，或者站在后面用芭蕉叶子扇风。朱砂有些气恼。她用手擦擦额上的汗珠，说，你倒是帮一把啊，光站着有什么用？疯子嘿嘿地笑两声，摊开双手。他说，没铲没铲，不能帮朱砂。

嘁，朱砂一跺脚，抢过疯子手里的芭蕉叶，扔到一边。她指着疯子说，那你回去，帮我找几个木板来，给我弟弟。疯子乐呵呵地答应了。朱砂不放心，又问他，你知道我弟弟是谁吧？疯子说，知道知道，然后一路小跑，转眼就没了人影。

晚上，朱砂回来乡里，周围都是乡民们在对她小声地指指点点。她像是没有听见，往下扯了扯头巾，径直从鹅卵石滩上过去了。走进院子，疯子抱着一堆木板，正呆呆地站在那里等她。

弟弟也来了。他说，干嘛叫我，你白天做什么去了？朱砂说，我去拆铁路了，很累的，你别来恼我。弟弟看她一眼，默不作声地往屋里走了。朱砂说，你站住，到我这里来。弟弟转过身，手紧紧地攥着，很惶惑地抬头瞧她。弟弟说，你要干嘛，你可别打我。朱砂把手叉在腰上，她说谁要打你了，我忙了一天，哪来的闲工夫打你，快过来。弟弟就穿着布鞋噗噗地过来了。朱砂朝疯子一努嘴，说，你也别抱了，把东西放下吧。疯子照着做了，又听见她问，你有地方住吗？疯子点点头。疯子疯子，住在桥下。朱砂皱了下眉，算了，你去吧，说着就把木板抱到弟弟跟前。

弟弟说，这么多木头拿来干嘛？咱家的屋顶还没漏雨呢。

朱砂摇摇头，冲他一笑。谁说漏雨了才要木头？听说过滑板吗？姐姐教你。

雨势渐渐转小。那人停住话头，走到门廊外看了两眼，提议说要带我四处逛逛。用他的话讲，雨季的米脂乡才最是好看。尤其是等到雾气起来过后，瓦楞上，水田边，到处都一片朦胧，如在梦中。

沿着门前的小路，我们一直走到河边。疯子果然在那里躲雨。远远的，见我们来了，他很大声地笑起来。那人问他，笑什么，疯子就用手指了指朱砂的家。

看见那片鹅卵石了吗，疯子说。大雨要来了，它们会被冲垮的。

那人呲了一声，让我别理他。可我觉得这疯子很有意思。我说，你先回去吧，我想和他聊聊。那人吃惊地瞪大了眼。他说一会儿可能雨又要大了。而且，你和一个疯子有什么好讲？我不知道，我说。但我想和他讲讲。那人看看我，又看看疯子，撑着伞走了。临走前，他不忘嘱咐我，当心些，别在外面留太久。

出于谨慎，起初我一直站在桥洞外面，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雨水打在桥上，沿着桥身两侧的轮廓不断滴落下来，在水里敲出一串脆响。疯子靠墙坐着，饶有兴趣地打量我一会儿，从身后摸出一张白纸。

不进来坐坐吗？他把白纸放在地上摆好，用手拍了两下。见我仍在犹豫，疯子笑起来。他说，我知道你怕我。谁不怕疯子呢？可是，他顿一下，脸上浮现出一丝狡黠：其实我也不是一直疯的。

哦？

我其实全都记得。疯子冲我耸耸肩。他换了一个姿势，盘起双腿，用手抱住脚尖。只是有时候清醒，有时候不那么清醒。

我不明白。

为什么不进来？你怕我吗？疯子再次拍拍地上的那张白纸。进来吧，他说，外面雨多大。我摊开手，走到他身边坐下，表示无所谓。他又示意我靠在墙上，说是这样会更暖和一点。我注意到他的声音很平稳，与我往常听到的截然不同。疯子望着桥洞外的灰暗雨帘，接着刚才的话说起来。

不那么清醒……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就像，就像是睡着了。他一面说着，一面用手狠狠地捶打脑袋。其实我全都记得，真的，不怕你不信，我全都记得。朱砂回来的第二天，她就让我陪她去了铁轨那儿。你知道她让我干嘛吗？帮她拆铁轨。可我没铲子，拆不动，只好帮她递水，扇风。你不知道，那会儿可热了，八月的太阳，毒得很。可她嫌我，说我没用啊，又差我回去给她弟弟找木板。你说，这木板有什么用呢？嘿，我也不懂。但我还是回去了，找了木板，第二天，又跟着她跑到铁轨那边。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一连好几天，她没有同我说话。终于到了第……等等，我数下。噢，是了，第九天。到了第九天的时候，你知道她问我什么吗？

第九天，她是真给累慌了。铲子上折出好大一道口子，铁轨还是一动不动。朱砂生气呀。她把铲子摔了，蹲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我嘴笨，加上那会儿晕乎乎的，好像没醒，只能在一边干着急，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她在那里哭了半晌，最后掏出张绢子，挨着把眼泪擦了，转过身来问我，为什么不去救她。

她说，我爸死了也就死了，乡里全是没良心的。可为什么你也不来救我？

我答不上来。你说，我该怎么讲？我能说自己是疯子吗？可哪有疯子说自己是疯子的理？何况，她被带走的时候，我还没疯。我站着想了好久，半天只憋出一句话来。

什么话？

什么话？他拧起眉毛，用手锤了锤脑袋。我说了什么话？他歪着脑袋，看看我，又看看桥壁，像是自言自语。沉默一会儿，他忽然一拍手，从桥洞里跳起来。你想起来了？他点点头，想起来了。那你说了什么？

疯子裂嘴一笑，用手指着我的鼻尖：说啥说啥，你傻你傻！说完，一蹦一跳地，拍着手走了。

我从桥洞里出来，看见四月的米脂乡还在落雨。

乡里的人们这样告诉我。他们说，朱砂回来不久，她的舅妈给她订好了一门亲事，嫁给邻村一户有钱人家的少爷做妾。

那是五月的清晨，夜雾尚未褪尽。有人看见一顶红轿从村口过来了，摇摇落落的样子，像一条小船在河里飘荡。朱砂被接走时，乡里响起几声零星的狗吠。她以为是谁来送她了，从轿子里探出半张脸，朝后面张望，却只看见一只公鸡在地上啄米。

三天之后回门，仍是那顶摇曳的红轿子。

轿子在她家门前停下了。她掀开朱红的帘子，走到院前，踮着脚，想要踩过那些鹅卵石。刚一伸出脚尖，又缩回去，怔怔地站着，隔了老半天，人们听见她说，算了，还是走吧，便钻进轿子里，起起落落地离开。路边的人隔着帘子问她，朱砂，你就这么走了，都不去看看你弟吗？朱砂在帘子里叹气。她对那人说，看什么弟弟呀，都不知道去哪儿疯了，只怕心里早没了我这姐姐。

后来，轿子竟然抬去了铁轨边。

疯子蹲在那里，一手扒着铁轨，挖泥鳅。朱砂走过去，轻轻踢了疯子一脚。她对疯子说，我睡不好。疯子抬起头瞧她，跟着笑起来。他拍拍手说，好，好。朱砂伸手揽了一把裙子，坐在铁轨上，又说，我最近老是做梦。疯子点点头说，梦，梦。朱砂说，要不我讲给你听吧，反正你也听不懂。疯子说，好，好，朱砂就侧着脸，用手抱住膝盖，自顾自地讲起来。

她说，自打这门亲事定下了，她一直睡不好。有时候她会梦见有人唱歌，有时候又会梦见自己上了一条船。

船上空荡荡的，只有一个船员。他坐在深黑的木桌后面，翘着脚，百无聊赖地把手指绞在一起。我问他，这是哪儿，他连眼睛都不抬一下，让我猜。我说，这是条船。他说，那你就错了，这不是船。如果是船，那它总得去到一个码头，丢锚，靠岸。可你知道它要去哪儿吗？你知道它要在哪儿靠岸吗？我摇头，说不知道。他说那就对了，因为这本就不是船。我又问他，但我为什么感到恶心呢？晃悠悠的，总停不下来。他很鄙夷地笑了。他说，因为这是一顶轿子啊，我的傻姑娘。

疯子也笑了。他说，然后呢，我的傻姑娘。

然后，我又梦见一处花丛。我总觉得有人躲在那里，抱一把琵琶，轻歌曼唱。可我找不到他，四处都不见人影。直到昨天早上——

昨天晚上？

昨天早上，黑色的铁皮火车开动了，轰隆隆地吐着黑烟。歌声响起时，火车正好从我眼前掠过，发出好大的声响。等到黑烟散去，我看见那处花丛已经它被碾碎了，只剩琵琶的木架落在那里，烂得不成样子。你说，那个唱歌的人呢？我看不见他。

他跑了。

跑了？跑去哪儿了？

看见米脂乡起雾了吗？疯子说。起雾的时候，那孩子就在雾里飞跑。

后来，又是一连串的雨天。

我撑着伞，在乡里漫无目的地四处闲逛着，忽然就遇见一个婆子。她说她是刚从邻村过来的，一路上收点棉花，顺便走访下亲戚，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家可以做媒。我遇见她时，她已经很久没出过远门了，这还是几年来的头一次。她听出了我的外地口音，问我是从哪儿来的，我随口说出一个地名。她想一会儿，说以前从没听过。我说这也正常，是南边的小城，离米脂乡太远。她乐呵呵地笑了，又说，也不知道最近几年怎么了，老是落雨。前些年，她来这儿做媒，也是赶上雨天，一连找了好几个轿夫，没一个动身。

怎么办呢？

涨钱呗，她说。涨了足足一倍的价钱，总算是凑够了轿夫，喊人抬了轿子过来。幸好，老爷家有钱，不差这么点。

见过新娘子没，我问她。

哪能没见呢，盖头都是我给她披的。人倒是秀气，不过听说风评不大好，好像被谁掳走过，过几年又回来的。可挨不住少爷喜欢啊。少爷说了，小姑娘家娶来做夫人，当个门面就够了，真要入房的，还得是这样熟透了的果儿。

她说她是早晨出发的，等到了米脂乡，已是当天下午。晚上又翻过一座山头，直到半夜，总算娶回了家。她跟着轿子从山顶走过时，朱砂忽然掀起帘子，看了看外面。婆子被吓得不轻。她说姑娘呀，快放下来罢，这可合不上礼。朱砂撇撇嘴，把帘子放下了，坐在轿子里问她，山底下是哪儿，都这时候了，怎么还这样亮堂。

婆子也瞅了一眼。她笑着说，可不就是咱要去的地儿吗，等姑娘进了门，还不看得清清楚楚？朱砂没有做声。一行人便绕着山路，慢悠悠地下去了。

进了门，朱砂从轿子里出来，依次见过老爷少爷。时间不早了，老爷催着她去到少爷屋里，说是先睡个好觉，别的明早再说。

隔天一早，少爷天不亮就起来了。婆子笑眯眯地凑过去，问昨晚的事情。她说，少爷要觉得喜欢，多少给点赏钱，让我这老骨头也好有个棺材本。少爷意犹未尽地笑了。他说你这婆子，老惦记着，生怕少了你。

少爷说，其实他昨晚已经困了。半夜醒来时，细雨方歇，只剩下一层薄薄的水烟，浮在村舍的屋顶上。朱砂醒着。他问她怎么不睡呢？她说她睡不着，老是做梦。他又问她，梦见什么了，朱砂想了一下，说，猫和老鹰住在一起。他说他不明白。朱砂说，睡吧，不明白才好。跟着，就探出一只手，搭在他的胸口上。手臂很凉，这让他一直没法睡好。他听见村口小河淌水的声音，叶子簌簌地落到地上。又过一会儿，他像是梦见了什么，睁开眼，一股温热的气息传到耳边。

我底下潮了。她说。

窗外是起伏的月影。她下了床，脱去最后一件衣服，放到架子上，挂好，然后踮着脚过来，一下钻进他的被子里。她冷得就像一块儿冰。她紧贴着他，双手环绕住他的脖子上，嘴巴凑到耳边。她对他说，喊我。

于是他就喊。朱砂，朱砂。

她很疲倦地笑了，伏在他身上，低声叫喊起来。

少爷说，有一瞬间，他看见她背上的皮肤，白皙如玉。她很快陷落下去，反弓着身子，紧紧地绷起腰肢。她用手捶他，说，你倒是使劲儿呀，怎么跟个姑娘家似的，没吃饭呢。他狠狠地一巴掌拍在她屁股上，骂她是个婊子。

她仰起头，往后拢了拢头发，又拉起他的手，按住自己的胸。她说，快，快，我是个婊子，你快弄死我。

跟着，外面开始刮风。

他躺了很久。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醒着，迷迷糊糊地，就听见她从床上起来，走到窗前。

起雾了，她说。明早又要下雨。说着，就关上了窗。

讲到这里，一个女人忽然从柴房前走过，手里挎个篮子，装着一大把青葱。婆子忙不迭地喊住她，从台阶上一路跑下去，问她多少钱一把。女人伸出三根手指，报个价钱，婆子不依。婆子说贵了，这价钱足够买上两把。女人说那算了，篮子一收，就像要走。又被婆子拉住，在雨里讨价还价半天。女人生气了，她说，哪有你这么讲价的，还拉着人不许走了，到底买是不买。婆子说，买，怎么不买，但不是这个价。女人说，那你倒是先把手松了，别拉着我呀。婆子松了手，女人理一下衣服，抱怨说，瞧你，把我衣服都给弄皱了，真是的。

没多久，婆子跟着那卖青葱的女人走了。她最后告诉我，等什么想成亲了，再去找她。

隔了几天，雨势仍不见小。我问那人，这场雨大概还要下多久。那人说，他也不知道，只是近年来越发潮了，怕庄稼长不好。又问我，饮食起居可还如意。我说都挺好的，只是这雨一天天下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我出门时，疯子正走在街上。他浑身湿漉漉的，手里拿着一只铁铲。见我出来，他向我打个招呼，问我，要不要去朱砂的坟上看看。说着又指指脑袋，让我放心。他说他现在清醒着呢，一点不疯。

疯子说，朱砂死后被人葬在了村口的小河边。白事很风光，是乡里人凑钱替她办的，请了好几个人来哭丧。都是行家，远近有名。反而是她弟弟，没良心，不知跑哪儿去了，一整天不见个影儿。等到有人找着他，丧事也办完了。

疯子还说，他记得很清楚，出殡那天早晨，两个负责撒纸花的女人还吵了一架。

吵什么呢？

朱砂呀，疯子说。朱砂死的时候，就躺在她家门口的鹅卵石滩上，乡里人全见着啦，乡长还专门派人来做了检查。那人把朱砂身上的伤口一个个翻开，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跟着就回去了，不声不响地，没人知道伤口里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于是一个女人就说，那里面血红血红的，肯定都塞着玫瑰花。另外一个不同意了。她说还是早春呢，哪儿来的玫瑰。要她说，里面肯定是樱花，还是快要开败的那种，红得撩人。

两人隔着棺材吵了半天，忽然听见哭声，再抬头，两侧的挽幛纷纷竖起来了，朱砂的舅舅走在前面，手里还捧着一圈纸花。

等到我们走近朱砂的坟茔，坟前的野花全开了，河水正在桥下冥寂地流淌。疯子从怀里掏出一只馒头，白面做的，按在坟头上放好，又跪下来，帮她把墓碑打扫干净。他说，你虽然死了，可也要爱干净。别脏了手又不去洗，当心吃坏肚子。

回来后，我在屋里坐了一会儿，听见雨水拍打在青灰的瓦楞上，发出淅沥的声响。望着空旷的院落，我忽然想起朱砂的弟弟。他好长一段时间没来了，吃饭时也不怎么见他。我去到前厅里，恰巧遇见那人坐在门廊下喝茶，便问他，朱砂的弟弟去哪儿了。那人说，谁知道呢，指不定哪儿疯去了。顿了一下，又补充说，其实就是这样，包括他姐姐，也不正常。

朱砂？

那人点点头。他说，自打朱砂回来以后，什么都变了。而且……你得知道，对于有些人来讲，生活就是想象。朱砂是这样，她弟弟是这样，抓她的绑匪也是这样。你知道绑匪为什么抓她？

为什么？

因为他做了一场梦。

梦？

绑匪说，在一天夜里，他刚睡着，眼前就出现了一株樱花树。他觉得周围很熟悉，可他想了很久，始终没法记起这个地方的名字。他想回家。于是他不停地走，走了很多天，也可能是很多年。

终于，在三月的某一天里，他走到河边，看见了一条铁路。

正是盛放的季节。铁路两侧，樱花如烟似雾地开着，风一吹，就看见碎屑般的花瓣在空气里飘洒。又走一阵，前面出现了一个女孩戴着草帽的背影。他们离得不远，中间只隔着一条铁轨的距离。这让他按捺不住，想要过去。

这时，他听见火车咆哮的声音。

一道巨大的黑影从他身前掠过，如同一片浓重的夜色，将他的视线吞没得一干二净。他最后记得的是女孩伸手摁住帽檐的样子。等到火车过去了，他以为她也会跟着走远，没想到却看见风把她的草帽高高扬起。他听见女孩说，别跑。跟着，她秀颀的身影就忽然踅入树林深处，消失不见。

绑匪骑在马上，扬了扬手里的马鞭。他说，所以你们现在明白了？我不是来绑架的，我是来追寻她的背影。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那人想了会儿，说是好几年了吧，具体也记不清。不过……五年是有的，大概就是五年前。

他说，那是绑匪第一次来到米脂乡。那会儿，朱砂的父亲才刚刚去世。

关于这件事情，对于疯子来讲，让他很伤脑筋。他不知道究竟是该去庆祝一番，还是该把眼眶抹红了，去安慰朱砂。父亲死后的第三天，人们看见朱砂出来了，配着一只白花，在院子里敲敲打打。她说，她要在院子里搭个秋千，这也是她父亲的遗愿。

到了傍晚，秋千搭好了。朱砂抱着弟弟，坐上去，双脚用力一蹬，秋千就荡起来，院子里满是她俩摇摇落落的影儿。

隔天上午，绑匪带着一行人过来了，褐色的马蹄在村外的小路上掀起好大的灰。等他走进乡里，人们全躲进房间了，隔着一层窗户纸看他。要饭的老头趴在地板上，小声跟旁边的人说，那人骑马，肯定有钱。一旁蹲着的屠户就眯着眼，仔细看了看。他说不对，这马太瘦了，卖不出好价钱。

绑匪在村里逛了两圈，一人不见。后来他从马背上下去，学着卖糖饼的吆喝一声，说好吃又甜的糖饼哟，就看见院子的木门开了，弟弟从里面探出半个脑袋。

弟弟说，真甜吗？

绑匪很温和地笑了。他说不甜不给钱。

弟弟也裂开嘴，冲他笑笑。弟弟说，你不许耍赖。跟着就跑出院子，往绑匪那边去了。

要饭的老头眉头一皱，说这下完了。屠夫心不在焉地看一眼，又转过来，说这算啥，这么小个东西，身上的肉加起来还没五两。

话音刚落，他们又看见木门吱地一声开了。朱砂跑出来，一手揽住她弟弟，要往回走。绑匪说，等等，你要去哪儿？回家。朱砂转过来，眼睛直直地瞪着他。绑匪说，那你走吧，记得回来就行。朱砂明白了。她说，那我先把弟弟带回去，说着，牵了弟弟的手往回走。

绑匪说，你再等等，朱砂就停下来，看着他走到自己身边。绑匪说，伸手，然后把一只糖饼递给朱砂。他蹲下来，用手捏了捏弟弟的脸，对他说，让姐姐喂你吃吧，不甜不算钱。

姐弟俩进去后，院门再次合拢了。绑匪站在街上，他朝四周的窗户说，你们怕什么呢，我只抢女人，一个就足够了。

他又说，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她吗？因为骚。你们瞧她那样子，瞧她那眼神，就三个字，不对劲。你们知道什么叫不对劲吗？不对劲就是骚，骚就是不对劲。

你们知道我还喜欢她什么吗？

我喜欢马尾。我他妈最受不了的就是马尾。每次见到马尾，我这心就扑通直跳，裤裆里的野东西也跟着不听使唤起来。

柳家的寡妇伏在窗沿下，早已羞红了脸。她对周围的人说，这不老实的，净会捡着见不得人的事儿讲，也不嫌臊。屠户说，人家说人家的，又不说你，你臊个啥？柳寡妇不说话了，嘟着嘴躲在窗沿下看他。

隔了不久，朱砂出来了，头发挽在脑后，换了一身鲜艳衣裳。她说，今天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也算是出嫁了，总得好好打扮一下，否则多可惜；又走到绑匪面前，问他的名字，以后该怎么称呼。

绑匪说，就叫我绑匪吧。

朱砂说，难道你的名字就是绑匪么，说着指一下他身后的人。那他们呢，也叫绑匪？

不不，绑匪笑着摆摆手。他说，他们是喽啰，不是绑匪。绑匪是我，只有我才叫绑匪。

后来，朱砂就坐在绑匪后面，沿着那条小河，一直走出了米脂乡。听人说，她骑着马，刚走上桥头，又转过身去，回望了她家院子一眼。窗格是绿色的，雪白的窗纸嵌在里面，夕阳一照，竟隐约透出点玫红的颜色。

人们推开她家院门的时候，弟弟手里还拿着那只糖饼，坐在横板上荡秋千。他问进来的乡民们，姐姐呢，姐姐去了哪儿。等到听见人说，姐姐不回来了，他就呜呜地哭起来。他说现在只剩他一个人了，秋千可怎么玩啊。

所以你瞧，这几个人里没一个正常。

那人端起茶碗喝上几口，听见他妻子在厨房里叫他，让他过去打下手。他砸吧砸吧嘴，对我说，今晚有醋溜鲫鱼，刚从河里抓来的，鲜得很。

晚饭没有安排在饭厅里。他妻子说饭厅太潮了，不适合吃鱼，就把桌子搬到柴房外面。恰好，雨水在傍晚之前停了，空气里四散漂浮着稻米与野花的气息。一排竹匾在院墙上挂着，天色黯淡，偶尔能看见几只飞过的候鸟。

晚饭很丰盛，那盘鲫鱼被摆在了桌子的正中间。他妻子一边跟他说着话，一边用筷子把鱼肉挑出来，夹到我碗里。见我吃了一口，她问我味道如何，咸了还是淡了。实际上，我从小讨厌吃鱼，但经她一问，我还是努力夸赞了一番，说好久没吃过这样新鲜的鱼了，不咸不淡，味道也刚刚好。她连忙摆手，说太过奖了，哪有说的怎么好，脸上又分明露出得意的表情。等到酒过三巡，趁着她与丈夫说笑时，我终于找到了机会。我把鱼肉从碗里全丢出来，放在桌上，用先前吃剩的鸡骨头遮好。

吃完饭，她直说疲倦，一个人先回了屋里。那人还在啃碗里的鱼头。他一面啃着，说天色也不早了，你要走就先回吧，待会儿我还得帮着收拾碗筷。

我说那你慢吃，跟着就走出院子，去到街上闲逛。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两旁的食店里坐着不少人。柳家的寡妇站在路边，一手叉腰，同一个樵夫模样的男人调情。她用绢子遮住半张脸，笑着说，最近又胖了，再这么下去可怎么见人。另一边是屠户的店子。他正在案板上奋力杀猪，门外排队的人挤成一条长龙。没走多远，疯子急匆匆地从我跟前过去了，我连忙喊住他，问他去哪儿。他甚至没有停下，兀自走了，像是没有听见。

要饭的老头冲我招招手。他手里拿着一只馒头，问我要吃馒头吗，刚捡的，还热着。见我摇头，他叹气说，你不知道，自打我老婆死了，就没人吃我的馒头。真是可惜。我正欲开口，他又问我，知不知道有老婆的好处是啥？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有老婆好啊。有了老婆，不管捡到什么东西，都能让她给收着。之后想尿尿就尿尿，想拉屎就拉屎，也不怕被别人捡去了。

我只能表示同意。坐下来，我递给他一把炒豆子，问他，看见疯子没，疯子是要上哪儿去。老头一仰头把豆子全吞了，冲我笑笑。老头说，疯子病好了。

什么？

疯子。老头又咬一口，馒头只剩下了一小半。疯子说的。他说他不疯了，你信吗？

我摇头。

这就对了，老头拍拍我的肩。你还是正常的，跟疯子不一样。他刚刚跟我讲，他病好了，现在要去找一个人。

人？什么人？

女人，他说这女人总戴着一张浅色头巾。我跟他说，乡里没这人了，浅色的头巾，以往只有朱砂喜欢。等到朱砂死了，现在可再没见过。哪知道他偏不信，说我糊弄他，还要打我。我只好跑。跑了半天，你别说，还因祸得福，捡到一个馒头。你说，这是不是巧了？

不过啊，说到浅色头巾……老头吞下最后一口馒头，拿起袖子抹了抹嘴。我记得朱砂死的那天，她还一直戴着。

那是她回门的第三天早晨，红轿还停在院子里。天刚亮，人们就看见她坐在屋顶的瓦楞上，悬着脚，空悠悠地晃荡。她穿着一身素色的裙子，裙摆很长，拖在屋檐底下，就像是柳絮似的。

乡里的人没一个敢过去。

轿夫也醒了。他们在院子里慌乱地踱步。其中一个说，少奶奶你可千万别胡思乱想，这一跳可就没了。

朱砂瞧着他们，睁大了水灵的眼睛。她说，谁说我要跳了，我就坐一会儿，指不定什么时候下来呢。说完，又想一下，问他们疯子去了哪儿。

轿夫说他们不知道。问乡里人，一个个都缩在院门外面，不敢说话。朱砂看见了，坐在屋顶上朝他们做鬼脸。她说你们真是胆小鬼，绑匪也怕，我也怕，倒是有什么不怕的，说出来呀。外面的人都不敢作声。半晌，听见屠户忽然说了一声，杀猪我不怕，朱砂就咯咯地笑起来。她说，都散了吧，我就看会儿风景，等看够了自己会下去的。

于是人们就真散了。到了傍晚，疯子终于从外面回来，一眼就看见了坐在屋顶上的朱砂。他说，朱砂朱砂，你在干啥？朱砂说，看风景呢。你不怕我吗？

疯子拍着手笑了。他说，疯子疯子，不怕不怕。

朱砂侧着脸看看他，忽然抬起手，指了指院子西边。她说，看见那只木梯没？把它搬过来，靠在房檐底下。

疯子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果然有一只木梯。他跑过去，把木梯搬来了，朱砂又让他上去。她拍拍身边的瓦楞说，陪我坐会儿吧，这地方好冷。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起风。

疯子便一路爬了上去。上到屋顶，他紧挨着她坐下，压低了声音，悄悄问她，你爸呢？会不会把我赶走？

朱砂撇撇嘴，没有说话。

他俩在房顶上坐了很久，直到暮色四合，旷野里终于刮起北风。远处，一层赤红色的浮晕出现在夕阳四周。村外的樱花全枯了，地上满是褐色的叶子，细细密密地铺在一起。而那张浅色的头巾，它也被映红了，风一吹，朱砂没能抓住，就见它飘落下去，像是一朵云。

朱砂眨了眨眼。她说，要不，你帮我个忙。

疯子没明白，他说怎么帮？

推一把。朱砂拢了拢被风吹乱的头发。她说，一点儿不难的，就往前推一把。

疯子迟疑着点点头。仍不放心，他又问朱砂说，你爸真的不在？他为什么不管你？

朱砂有些凄婉地笑了。她说现在谁还管我呢？他早出门了。偶尔夜里回来，又得赶在天亮之前离开。

所以，疯子推了？

推了。疯子说，朱砂是鸟。

晚上，我从要饭老头那儿回来，时间已经不早。他们全睡了，院子里静悄悄的，黑得骇人。我在窗前坐着，听见厅堂里挂钟滴答作响的声音，把夜里的每分每秒都洗得干干净净。远远地，⼜像是听见一块石头落进水里，跟着，就响起一声狗吠，仿佛几千里地没有人烟。我想起之前婆子对我提及的话。她说，朱砂嫁去邻村时，少爷对她充满了好奇。

在一次冲动过后，少爷抚摸着她光洁的身子，像是问她，又像是呢喃自语。他说，这么好个东西，那绑匪怎么就舍得给放了呢？

朱砂说，那是因为他吃饭时噎着了，一时没站稳。

她说，绑匪是个要强的人，不管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起初是写诗，后来眼见着没希望，就改行做了绑匪。他常对手下说，要有干一行爱一行的觉悟。素质差点，没关系；但要是没有觉悟，那就真完了。

作为绑匪，一直到把她放走那天，他的形象都是完美的。

那天晚上，他正在前厅里吃饭。手下的人忽然进来说，新抓来一姑娘，要带给他看看。绑匪便说，看看也好，顺便估个价钱，别让人买家吃亏。

桌上是绑匪最爱的红烧狗肉，稍辣，但是下酒，暖胃。正吃着，姑娘给人带来了，羞答答地跪在桌前。绑匪说，露个脸吧，手下就上去把盖头给掀了。

这姑娘可真是丑。

但绑匪是半个读书人，不能当了姑娘的面让人没法下台。他强忍着说了两声好，让手下把她带走了，赶紧抱起饭碗，一顿猛扒。压惊。谁晓得就噎着了。只见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咳嗽两声，又一个趔趄，摔在地上打滚。事后，绑匪叫周围的人全散了，自己去到她屋里叹气。他说他这辈子算是完了，这么多年，没像今天一样丢人过。她本想安慰几句，却被他阻止了。他说，人都会老的，不服不行。第二天，就让她收拾好包裹，下山回家。

朱砂说完了，发现少爷早已闭上眼睛，沉沉睡去。墙上是水色的窗影。她一把将他推开，另外扯来一床棉被，说，睡睡睡，你们这些男人，猪似的，一完事就知道睡。

隔天上午，少爷领着她挨个见过家人。等回了房间，关上门，她对少爷说，她全明白了。少爷问她，你明白什么啦。朱砂就说，她明白以后会是什么样子了。

她说，再过几年，等我老一点，或者不见了，你妈就会让你再娶一个媳妇。十五六岁的姑娘，盖头一掀，水灵得很。你喜欢她，这不要紧。但你俩进洞房时，你要记得告诉她一句话。

什么话？

你告诉她：春天过了，叶子就要凋落；而叶子落了，我就要变成一只鸟，飞去别的地方。

就在梅雨快要过去的时候，那人找到我，问我想不想听听绑匪的故事。我说，你知道他？那人说，怎么不知道。这附近一带的村子，哪个没被他抢过。不抢米，只抢女人，还得是漂亮姑娘。

然而，在很早以前，绑匪年轻的时候，他其实想做个诗人。为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笔耕不辍，写了不少的东西。他经常请邻居去他家里，读他新写的诗。人家都夸他写得好，说他以后能变成李白，或者杜甫，流芳百世。但绑匪心里是知道的，这些人根本不懂诗。所以私底下，他偶尔也去请教村里的老秀才，让他指点一下自己。

那会儿，老秀才住在一间破庙里，已经穷得叮当响了，可还是不愿帮他。老秀才用刚刚挖过鼻孔的手指对他指指点点，说算了吧，你这写的，狗屁不通，根本就不能算诗。

绑匪是个诚恳的人。他毕恭毕敬地做了个揖，问老秀才，那怎么才算是诗？

老秀才翘着脚坐下，说诗这个东西嘛，说来也不难。平仄押韵，对仗工整，再加几个典故，便是诗了。不过……

不过？

不过你嘛，差了点。这东西毕竟得靠童子功。得有名师指点，十年寒窗，方可成诗。

绑匪听愣了。他扑通一声跪下，说要拜老秀才为师。老秀才连连摆手，说你好歹半个读书人呢，连点儿规矩也不懂。没酒没钱，拜什么师？祖师爷也是要吃肉的！

第二天，绑匪提着一包腊肉、二两白干去了。老秀才终于收他做了学生。老秀才津津有味地吃着，说教你作诗这事嘛，容易。你先回去写个十首，过几天拿来了，我邀几个故交老友过来，一起帮你点拨点拨。

绑匪听了，乐不可支。回到家里，叫人把食物清水备足了，门一关，转眼就是好多天。

到了九月，十首诗总算是全部做完。他兴冲冲地拿去请老秀才评点，老秀才只看了一眼，就诗稿压下，说你先回去吧，过三天再来。

后来的事情，就是从朱砂那里听来的了。

绑匪是这样告诉朱砂的。他说，那帮老头，其实都是他妈的一群骗子，根本不懂诗。我写了三个月，可说是用心良苦，结果他们看了，只知道说我韵脚不对，又或者是平仄不压。我问他们，就没一点好的吗？他们想了半天，最后吞吞吐吐地说，这一句“孤帆泊笺头，别思萦梦尾”还不错，至少对仗工整。

我当时气得不行。

你说，这样有什么意思？写个屙屎撒尿也一样能对上韵脚。

但那时候我算是明白了。这群老不死的，他们根本不关心我写的什么，只关心我有没有按着规矩来。没有，那就不算数，不承认是诗。我他妈的是越想越气，越气越想，后来索性做了绑匪，不去理这群老东西。你看看现在，这方圆几百里，谁还敢说我写的不是诗？

朱砂听着，笑笑，双腿伸到椅子底下，交叉在一起。她说，原来你喜欢这些虚名。绑匪愣一下，摇摇头，说他不喜欢。朱砂很温和地看着他。她说，不，你喜欢，只是不愿被人发现而已。绑匪斜倚在墙上，伸手撑了个懒腰。他说就算是吧，那又怎么样？

后来呢，后来你还有写吗？

绑匪说，写啊，当然写。虽然现在做了绑匪，但一个是爱好，一个是职业，不一样的。等到以后老了，绑不动人了，还一样可以写诗。到时候就找个地方，隐居起来，每天下棋写诗，养花喝茶。你说，我这想法如何？

挺好的，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乐子。

绑匪笑起来。他说这一点你放心，我小时候也不光是写诗的。以前，我最爱玩的东西可是滑板。知道什么是滑板吗？过来，我带你去院子里看看。

然后？

没了。那人说，朱砂只讲到这里，后来像是听见什么，出门去了。

院子外面是一片漆黑的天色。疯子回来了，人们站在路边问他，那个浅色头巾的女人去了哪里。疯子很不耐烦地摇摇头。他说走了走了，找不到了，跟着就去到墙角下缩着。

那人说，外面闹哄哄的，你看见了吗？

我说我看见了。

嗯，那人点点头。疯子在外面，你说，要不要让他进来，住一晚上？

我不介意，我说。这是你的房子，都听你的。于是那人叫来妻子，让她把柴房打扫一下，自己走出了院子。

疯子进门时，模样有些警惕。他说你们莫不是要害我吧，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那人说，我没事害你干嘛，不嫌脏了自家院子。他妻子也笑了，把疯子带去柴房里，说你今晚暂时住这儿吧，等天亮了再回桥洞去。说完转身要走。

疯子说，等等，把她拦住。

他妻子又回头看一眼，问他怎么了。

疯子指了指她身后。晚上记得关门，疯子说。朱砂就要从那里跳下去了，你们得看好她，否则我打你。

疯子在柴房里睡了一会儿，找到我，问我想不想听故事。他说我的病全好了，现在真的正常得很，一点不疯。我问他要讲什么故事，他冲我一笑，问我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疯子。

他说，就是米脂乡的那个疯子，平时都住桥洞里。

疯子是在九月的一天里认识朱砂的，那是很多年前了。那阵子，秋风一天凉于一天，夏日的蝉鸣早已沉寂下去。枫树的叶子红透了，而梧桐才刚刚开始落叶。

疯子还没疯，他是从别处走来的货郎。

他是沿着那条小河走入米脂乡的。货郎鼓就放在他的身后，叮咚作响。乡里的妇人都说，没见过这么瘦小的货郎。给担子一压，跟豆芽菜似的，歪歪斜斜，直不起腰。可疯子不这样想。他喜欢自己的生活，尤其喜欢独自旅行时的那种疲劳与寂寞。这使他感到宁静。他想趁着年轻时到处走走，不要等到老了，才像他的父亲或者爷爷那样，一辈子都待在同一个地方。

疯子走入米脂乡的那天早晨，刚下过雨，黄土路上积满了水渍与落叶。他看见一家院子门口堆着好些鹅卵石，经过一夜的雨水冲洗，被阳光描绘得晶莹细腻。院门是关着的，角落里伸出的几根树枝，竟是红黄相间，点缀着层层暖色。他忘记木门是在什么时候被推开的了。一个女孩，穿着白色的睡袍走出院子，倚门而立。

她说你这儿有顶针卖吗？

疯子点了点头。

她说给我瞧瞧吧，我想挑一只银的。

于是疯子把货担放下，找了一会儿，只从里面摸出一只淡金色的。疯子有些不好意思，他说只剩这一个了，银色的全卖光了。

女孩从他手里接过那枚顶针，仔细瞧瞧，又递还给他。他就是在这个时候碰到了她的指尖。他听见她说，这颜色其实还好，只是样式，我不大喜欢。

还有别的吗？女孩问他。

疯子摇摇头，接着，他看见她脸上掠过一丝失望。她说那算了吧，转身进了院子，木门吱地一声关上。

后来，他又好几次回来，路过这里。他总见着她，站在门口，手里摆弄一枝茑萝，从院子的墙头拖坠而下。每次她都会问他，有没有一只银色的顶针；而当他拿给她了，她又用同样的理由将他拒绝。

她说，它的样式，她不喜欢。

朱砂出阁那天，疯子最后一次回到乡里。五月的米脂乡，刚过完梅雨，云朵像羊群一样散布蓝天。他看见一顶红色的轿子，四个轿夫抬着，摇摇晃晃地从桥上过来了，又摇摇晃晃地走到院子外边。

没多久，他听见一声号子，红轿摇摇晃晃地走了；再过去，已经没有朱砂站在门前。

疯子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她的指尖那么凉？

我说我不知道。

疯子说，因为她是一座雕像。

没过多久，我们听说绑匪死了。消息是从绑匪的跟班儿那里得来的，他原本也是米脂乡的乡民，离家多年，如今终于返乡。

跟班其实并不老。他说他很小的时候就被绑匪带走了，因为生得难看，一直没卖出去；加上家里穷，威胁撕票也拿不出钱，如此，就在绑匪身边留下了。

跟班说，绑匪是在前天下午去世的。那时他抱着抢来的女人，刚刚写完一首新诗。对于绑匪来讲，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用他的话说，写新诗，也就意味着要和自己过去的文学事业做个了结。所以他很兴奋。所以他又有些忐忑。他打算把自己的新作拿到山下的酒馆去，朗诵给周围的人听。

走到山腰，他看见一个挑柴的农夫正沿着山路朝自己走近。但那时他正沉浸在诗作完成的喜悦里，对于即将到来的灾难，丝毫没有注意。擦身而过的瞬间，他没能反应过来，被农夫从后面连捅三刀，刀刀致命。据说，直到他死，那把刀子还留在他的身体里。

他在山路上躺了好久。最后让女人搀扶着，一路拖着步子，终于回到家里。那时他早已奄奄一息。跟班要去找大夫，被他阻止了。他说，你把朱砂叫来吧，我现在只想和她说说话。

跟班说，朱砂早走了。

他说，哦，又等一会儿，问他，朱砂是不是看火车去了。

他说小三儿啊，你看看这天，怎么这么快就黑了，你是不是没点烛火。

跟班说，头儿，烛火全点了。

他点点头，说，那就好。

跟班说，头儿，你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咱们都听着呢。

他又点点头。

沉默半晌，他略微动了下脖子，说，你们其实不懂我。

这么多年了，他说。我写了这么多年。你们也跟着我走了不少地方。可是，不管在哪儿，我都在想一件事。

描述。

我该如何去描述。

一棵树。一片海。一滴从屋檐上落下的雨。一盏投出街影的灯。

我该如何去描述？

我不知道。

但是我害怕。

我是真的害怕。

你们说，我这一死，我写的诗，我写的故事，还会不会人去读？那些女人，她们听见了我的名字，还会不会像现在一样害怕？

噢，我都忘了。我是绑匪。我哪来的名字。

可我还是怕呀。

我怕以后没人记得我。

你们说，谁会记得我？

所以你们不懂我，你们不懂。

我想说的东西有太多。我想写的东西也有太多。但我写不完了，也没法说完。

看来，真是要死了。哎，要死要死。

但你们也不用难过。

读过《论语》没有？

我知道你们都没读过。

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朝闻道，夕可死矣。

我今天写过新诗了，所以朝闻道，亦可死矣。

等你们以后改行了，不做绑匪，记得找一本《论语》读完，就懂了。

《论语》是本好书。

事到如今，唯一让我放不下的，只剩一件事。

你们说，《红楼梦》那最后四十回，究竟是让哪个狗日的给藏起来了？

我操他妈的。

跟班说，这就是绑匪最后的话了。他死得很安详，只是肚子里的血流了一地，让进来收拾房间的婆子一直抱怨不停。

之后的日子，天气终于开始转晴。我该走了，那人却一定要我留下，多住几日。他说，后天米脂乡的铁路就要开通了，到时候至少去看一眼，再走不迟。

连着两天晚上，我没法睡好，窗外全是铁路施工的声音。有时它甚至传入我的梦里，变成一道巨大的菱形阴影，覆盖住整个米脂乡。我梦见铁路旁边的河水枯竭了，木桥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底下是一片乱石铺就的河床。我还能看见一株樱树。它在草色衰败的土地上孑然盛开，落落寡合的样子，犹如一片粉色的云。

我觉得奇怪。

醒来后，我问那人，为什么在前些日子里，我一直不曾听见这样的声响。那人说，是因为前阵子下雨，没法施工。现在雨停了，自然要加班加点，赶在规定的时间里把进度完成。

两天后，铁路终于正式开通。

一大早，那人催着我起来，吃过早饭，便要走去村头的山坡上，看火车第一次驶过米脂乡。我很疲倦，昼夜不停地施工声致使我睡眠不足，但周围尽是兴奋的人群。山路仍有些湿滑。我混在人群里，小心翼翼地走着，等待晨风将夜色一点点掀开。

人群里，我遇见了柳家的寡妇。她同另一个女人走在一起，手里拿着一张白色的绢子，不时抬起来，擦擦额角的汗珠。到了山坡上，她在悬崖边站住，下意识地回望了一眼自家的院子。一条水红色的肚兜正在晾衣绳上挂着，随风飘动。她压低了声音，对身边的女人说，糟了，我忘收衣服了。女人也跟着往她家里看看，扑哧一笑。她说没什么好担心的，现在谁还会去看你那肚兜呢，都盯着火车看了。柳家寡妇有些闷闷不乐。她抱怨说，这群穷鬼，也不知道火车有个什么好看的，跟着就把手抱在胸前，听见轰隆隆的声音从山下传来。

周围的人纷纷踮起脚，说来了来了，火车来了。

也许是错觉。当我顺着人们手指的方向眺望火车时，我依稀看见铁轨上出现了一小团黑点。起先，我以为那是一只鸟，类似草鹀或者乌鸦。后来，火车越来越近，那团黑点也开始飞奔起来。我问那人，在铁轨上看见那团黑点没有，那人只摇摇头。他说，你太累了，看完火车再回去多睡会儿吧。

不等火车开近，雾色渐起。火车漆黑的身形隐遁其中，犹如一点墨渍，坠入水中，晕染，散开，然后慢慢消失。现实变得轻佻了，我开始怀疑自己。我忽然想起那部小说。我已经读到第七十九章了，还剩最后一章，就是没法读完。我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我担心那最后一章不是我想要的结局。疯子离开米脂乡前，曾找我讨要过它。他说，反正你不看，还留着干嘛。其实他说得有道理，但我还是拒绝了。后来，我跟着他走到一个路口。路口正对着一棵枯树，左边是垂落的夕阳，右边是明薄的蓝天。他问我，该往哪儿走。我说，往右走吧，他就转身向左走去，一直走进了绯红的落日云霞里。

火车冲出浓雾的刹那，我似乎听见远处传来了一声轻微的脆响，细若游丝。我想那或许是一块木板，或者告示牌，施工结束后被人遗忘在了铁轨上。人群开始欢呼。他们津津乐道地谈论着火车，说这么大个东西，跑起来要几匹马才能拉住。有人说要三匹，有人说要十匹。最后屠夫站出来，说按照他过往的杀猪经验，二十匹马才能拉动一节车厢，而且车厢里还不能装别的，得全装着猪肉。

火车远去后，人们又在山坡上站了一会儿，直到天色变得阴沉，才纷纷下山回家。回家路上，柳家寡妇同那个女人一起，再次走到我的跟前。她们在小声说着什么，偶尔发出一点笑声，又很快平息。后来，另一个婆子也加入进去，跟着讲了几句，就听见柳家的寡妇问她，怎么回事。

婆子说，还能怎么回事，被火车给撞的。

女人朝周围看一眼，伸手拽了婆子一把。她说，小声点。你再详细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婆子说，先前不是起雾了么。那孩子，你们知道的，每到起雾天气，就爱踩着滑板在乡里瞎跑。这不，他说他要和火车比赛，一不留神，就给撞死了。

听说他那木头滑板，现在还留在铁轨上，烂得不成样子。

现在，我终于睡着，是个诚实的人了。

我坐在院子的门廊底下，把玩手里的一颗鹅卵石。秋天的阳光从墙影藤丛里散落下来，窗纸上，是她逐渐明晰的身形。

她站在那里，搓着手取暖。

我听见她把木门叩响了。她问我，能不能让她进来。

我说，你是谁？

她说她是朱砂。

朱砂，朱砂。她说，你不记得我了吗，我们以前见过，在好多地方。起先，你是我的邻居，住在院子隔壁。后来，你去做了货郎，挑着一个担子，货郎鼓的声音叮叮当当。再往后，你又想做诗人，却意外成了绑匪，到处抢姑娘。现在，你疯了。你全都不记得了，对吗？

我点点头，说我不记得了。

她犹豫一下，走进屋里，找到一只藤椅，收拢了双膝坐下。我注意到了她头上那只浅色的头巾。她把手缩拢在一起，搭在腿上，隔着一点点距离，安静地看着我。

半晌，她说出一个女人的名字，问我，有没有读过这个女人的书。我想了一会儿，先说没有，很快又后悔了，说读过。让她瞧见，她就笑起来。她仍是刚才的样子，慰藉我，说没关系。

她说，她也很久没读过了。只有一段话，时至今日，仍然记得清晰。她问我，想不想听。如果想，她可以念出来。

我说，想。

她冲我眨眨眼。她说，她甚至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一样能飞出来。她是被绣在屏风上的，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绘着霞光水影，织金云丛。这样的鸟儿，年月久了，羽毛会开始黯淡，眼睛也会渐渐失去光彩。

最后，死也还死在屏风上。

她说，现在你明白了吗？所以我要去拆掉铁轨。

说着，她又转过身去，看看窗外的天。

我该走了，她说。南方的日落总是这样。一边，太阳还未落尽，另一边，在铁路的尽头，烟树迷离，青溶溶的，早有了一撇月影。

你说，你还有多久才醒？

我不知道。

她笑着把头发拢到耳朵后面，然后走出院子，去了铁轨旁边。

绑匪和疯子都在铁轨上坐着，她的小丈夫也在那里，与他们坐在一起。她说，你们坐着干嘛呢，他们就齐刷刷地抬起头来，看她一眼。

等人，他们说。还要等一辆火车。

天迟迟地黑了。我站在门口，不知道火车到底会不会来。

几天过后，我终于离开米脂乡。

那人把我送到桥边。他递给我一柄纸伞，然后问我，知不知道疯子死了，就在昨晚。是从屋顶上跳下去摔死的，死前还一直念叨说，他是鸟。

而就在疯子死后，又好些人说，他们看见了朱砂。

他们说，当时她就坐在院子里，翘着腿，脚尖上挑一只高跟鞋。她手里夹着烟，眼看要烧尽了，有谁走进院子，她抬起头瞧了一眼。跟着，她把手里的烟卷丢进海棠花里，站起来，理一下头发，又消失不见。

那盆海棠花开得密密的，烟卷落进去，转眼把叶子给烧黄了。后来，院子里响起一个稚嫩的声音。他说，天发霉了，米脂乡就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