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的时候，我就预感到，家中父母，迟早是要生大病的。
但是我不够相信自己的直觉，一直也没有什么行动：比如，我没有为预感到父母的生大病，而采取什么预防措施，比如为他们买商业保险等。
我只是隐约地不敢花钱，存着，等父母“生大病”那天。
果然，母亲先中招了。她生病后，好像一切都变得正常了一点：我终于要去面对自己，本来要去面对的事。她可以休息一阵，她终于开始吃到到正常的一日三餐，一日三餐里，终于顿顿有肉、有青菜的搭配，她终于不再家里做家务忙碌得像停不下来的陀螺，她终于开始吃点水果、喝牛奶（生病之前这些东西买给她，她都是不吃的。她的潜意识有一种好强，认为自己不用吃这些东西，骨子里认为自己还可年轻，还可做年轻未竞的梦）
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女儿，我能理解，她生病之前的逻辑。我母亲和上个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那一批人不一样，她天资聪明，加上她儿时幸运得不曾受到多少‘’重男轻女外的压迫，我的外公外婆、姨妈们对她多有宠爱，使母亲有较早的自我觉醒意识。但和那个年代大部分女性一样，她的觉醒处于“半觉醒状态”——大概知道自己的渴望，但不确定也不知路往哪里走。在她看来，基本无路可走，或者有路不敢走。我母亲内心，极度渴望自由，极度渴望不被拘束、不被某种角色、身份定义，不被他人干涉、恣意绽放自己生命力的自由。而那个年代的伦理与舆论，要求她只能做一个，上班——回家两点一线的“贤妻良母”。她在这样的角色束缚中，非常认真履职，又时常怀疑、偶尔崩溃，想要逃离而不得。
这是我母亲，非常勤劳、贤惠的性格另外一面，充满张力和悖论的“底色”。我时常从内心深处，感觉到我母亲的人格底色，而那时的我，太弱、太小了——从我的角度去解读她的人格底色，感觉到是她好像不够爱我，对我没有什么耐心。她好像下一秒要崩溃，面对生活的磋磨，我总是被她怪罪。我没有今天足够的理论与冷静，去分析。
爱是人性富余的情感，不是匮乏下的施舍。
什么爱不爱的？她在母亲、贤妻的角色里，被困住一生，她是那么渴望自由，却还是痛苦又幸福地在履职，这对于我而言，已经够了，我已经承受不起。
那么多次，我鼓励她做自己，放飞自我，她一步步慢慢地走，慢慢解放自己，再退休后，解放过度，没有正视她自己已然是年过半百的老人，营养和身体不如前。她将老年当成，自己从未真正活过的少年对待，总是折腾、总是无数的新的想法，家里翻来覆去翻新，各种新鲜的地方打卡，她像年轻人一样去作息，时常晚睡早起，她拒绝吃水果、牛奶、营养品，宁愿拿去转送人，认为自己身体壮着呢；她一年要染发至少三次，不许人间见白头。
错置了的时间感，让她终于生这场病。命运无情的同时，我不得不感谢命运慈悲的一面：命运之锤，才能让一切重回正规，抵得过女儿无数次的唠叨与劝告。
而我，好像是另外一种底色。我表面上看起来风火，爱自由，底色中，何尝不愿守着一人、一双儿女，慢慢老去和长大？我有一帘幽梦，终究不知与谁能共。
哈哈命运不让人如愿，我偏要在另一个领域，达成如愿。
事业的屡屡受挫，让我无比恶心、惧怕，生活的屡屡让我不如意，我偏不放弃，我偏要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