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6岁开始，一到正月，我就会跟着父亲到舅舅家去拜年。父亲在舅舅家歇一晚后，就会丢下我，自己先回来。
父亲总是把我丢在二舅家。
二舅和小舅住在老屋。老屋很古老，居住了很多人家，一条长弄贯穿东西，所有的房子就排在这条长弄的两侧，最中心的位置，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堂屋，做为议事和接待客人用。堂屋的西头是二舅家，东头住着小舅一家。
其实我是不喜欢那个老屋的，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又闷又暗，压抑的吐不过气来。屋子里的地面我是不大敢踩的，坑坑哇哇，还潮湿，踩上去就觉得有一股嗖嗖的凉气钻到了脚上，全身的皮肤迅速长满鸡皮疙瘩，我只能擦着墙角走。晚上更是着急，因为不像家里通了电灯，点的是煤油灯，还为了省油，把灯挂在门框上，一盏灯照两个屋子的亮，风一吹，就一明一灭的。
二舅喜欢惹着二舅娘，像一个大人喜欢惹着孩子一样，使得二舅娘时而大笑，笑的前仰后合；时而大骂，骂的唾沫横飞，这也让我极不习惯。
我胆子小，内向。不敢跟他们说这些，就没有人晓得我不习惯。二舅、小舅不晓得，二舅娘、小舅娘也不晓得。
大舅娘时而来老屋，只要看到我在，就一定要把我带到她家去，她像晓得我的心事一样。
大舅娘家大抵富裕些，在离老屋约一里地的地方，另起了房子，房子宽趟、整洁而明亮。每一间屋子比老屋的那个堂屋都要大、都要亮，地面是平平的，地上的土是干干的，阳光能透过窗户照进来，虽然晚上点的也是煤油灯，但每间屋子都有一盏灯，又在每一盏灯上加了一个透明的玻璃灯罩，显得和家里的电灯一样的亮。
大舅娘和二舅娘、小舅娘完全不一样，她的个子高高的，头发梳的整整齐齐的，穿的衣服虽然不是崭新的，却干干净净、妥妥当当的，全身上下找不到一处皱褶。我觉得她是整个村子里最有钱的。
大舅和表哥需要去别的亲戚家拜年，大多时候就我和大舅娘在家。除了一日三餐以外，她变着法儿给我弄吃的，把蒸好的米粑放到取暖的火桶里烤，烤黄黄的，冒着热气儿，一口咬下去又甜又烫嘴，却舍不得从嘴里吐出来。又把秋天收获的毛栗从箱底翻出来，有时候生吃，有时候蒸熟了吃，或用大火炒着吃，有时一边和我说着话，一边剥了毛栗的壳，用滚开的水烫掉里面的一层皮，就炖出了一锅毛栗炖鸡汤。
间或怕我着急，就会问我，要不要去哪儿哪儿耍会。其实我哪儿也不要去，更不要去老屋，宁愿就这样和她呆着，说说话，或者不说话，去地里扯几颗葱、拔几颗蒜，哪怕三、五天，哪怕十来天。她也就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里陪着我。
有一年，我在二舅家，手上长了一个包，痛，痛的忍不住。大舅娘来了，先骂二舅，再骂二舅娘，骂得胀红了脸，“是你家孩子你就看着他这样痛啊，孩子都痛了好几天了，一天比一天厉害，怎么也不带他去看病。”我从没有见过她这么凶过，骂得不解气，边走还边骂着把我带去了医疗室，切掉了包块。我终于哭了，伏在大舅娘宽厚的背上，一直哭到了家里。
我经常在舅舅家住着住着就生病了，真是怪事。而带我去瞧病的总是大舅娘。还有一次，我腰上生了蛇门疮，听说这个疮如果围绕着腰走完一圈，就有性命危险。大舅娘不知从哪找来了师傅，用灯心草掺了麻油，点着火，戳到疮的位置，虽吓的我半死，却治好了我的病。
我也见过大舅娘沉默不语的时候，当客人散尽，或者家事已毕，她总是坐在八仙桌旁的长凳上，背对着桌子，身子稍微弯曲着看向窗外，巴哒巴哒地吐着烟圈，很久不说一句话。我坐在不远处的火桶里默默看着她，不知道此时，烟雾缭绕中的大舅娘，在想什么呢？
稍大一些，听到关于大舅娘的事。她嫁给大舅后，好多年没有生育，就把她哥哥家的一个才1岁的孩子抱回来，当儿子养着，养到了14岁，养了13年，却又让她哥哥硬生生地要了回去，找她哥哥理论了无数次，路都跑矮了，都没有结果。
大舅娘因此落下了喜欢孩子的毛病，尽管后来即使有了表哥，还是对所有她见到的孩子掏心窝子的疼爱，更不用说我了。
又听说，虽然她的家趟亮，只是收拾得干净，实际并没有钱；藏在箱底的毛栗，除了来了客人拿出来吃，从没有见她自己吃过；有人问她家借米，她一口说“有”，然后偷偷地跑去小舅家借来，再给人家；晚上有客人的时候，点的煤油灯罩子也是临时按上去的，等客人走了，就拿下了罩子，像二舅家一样，把灯挂到门框上，一盏灯照两个屋子的亮，任风吹过，一明一灭。
上了初中，我去舅舅家就少一些了。忽一日，在学校听到大舅娘脑溢血突然去世了，我不能接受，没等放学，也顾不了请假，就急急地奔回家，一路上泪水叭啦叭啦地掉下来。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问表哥大舅娘生前的一些事，当听到他说，大舅娘生前为人慷慨大方，死时却找不到一件没有补丁的内衣给她换上，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想到自己那么多个春节，大舅娘倾其所有，把家里最好的一切都给了我，不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我愧疚的不知如何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