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许多外地朋友到重庆旅游，主要打卡地是解放碑、洪崖洞和观音桥，对“三千年巴县，八百年重庆”缺乏全面的了解。作为一个重庆土货，我责任为外地朋友多讲一点家乡历史。
【作者简介】
重师文学与新闻学院本科毕业，《华商报》原重庆记者站记者、原《人居与健康》杂志主编，现为社区老人编撰回忆录和传记，是重庆新时代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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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根生土长的重庆巴南李家沱人，我的家乡情比海深。
1939年8月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在李家沱长江边台地圈购300市亩，分配给由“迁厂之母”林继庸主持的中国实业界之“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内迁来渝厂矿使用，李家沱因此被建设成为战时重庆两江沿岸众多分散工业区之一。李家沱因抗战而兴，再因工业而盛，从战时工业区发展成为解放后的重庆南部工业重镇。
李家沱曾经是民国巴县新县治的迁建地和新中国的川东行署区（省级）巴县人民政府、重庆市第四区人民政府、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驻地。
三千年巴县，八百年重庆。巴县被称为“重庆母县”，是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和传承载体。
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灭殷后封宗姬于巴地建立巴国，国都设于今渝中半岛（江州），开启巴渝文明，距今约3053年。秦汉至清代，该区域长期属巴县管辖（公元561年设巴县），1929年国民政府撤巴县设重庆市，巴县核心区成为重庆主城。
巴县历史上辖境极广，据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巴县治辽阔案》记载：当时的巴县，西界璧山县、南界綦江县，北界合川及岳池县，东南界南川县，西南界江津县，西北界铜梁县，东北界邻水县，面积约5000平方公里。
作为川东重镇，巴县凭借水路要冲之利，长期聚集大量商民。清末时人口已逾百万，是四川盆地人口最稠密的县份之一。依托长江水道，巴县成为西南物资集散中心。清末开埠后，县城（重庆）设海关，洋行商号云集，实际管理权多由巴县衙门协调，凸显其经济影响力。县境涵盖富庶的川东丘陵盆地，农耕发达，曾是川盐、生丝、桐油等商品的重要产区。
相较于江南人口大县（如苏州府吴县），巴县的政治辐射力更突出；相较于北方大县（如直隶保定县），其经济枢纽功能更为显著。在四川盆地内，其综合地位与成都“首县”华阳县相当，形成“巴县治东、华阳治西”的双心格局。
巴县在历史上绝非普通县份，而是集政治枢纽、经济中心、文化重镇于一体的大县。其“大”不仅体现于幅员和人口，更在于对西南地区的辐射力。尽管当代已区划调整，但巴县之名仍烙印于重庆城市基因中，堪称中国传统地方行政体系中“大县”的典型代表。
中国温泉之乡——重庆巴南，即前巴县的今生，而我的出生地李家沱曾经是民国巴县新县治的迁建地。
近日，为助力重庆市巴南区创文工作，提升大家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知晓度与参与度，巴南文旅发布微信公众号普及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知识，面向市民开展线上问卷调查，旨在动员大家共同守护家乡的文化遗产。
作为一个老巴县人，我也谈谈我对家乡文物的了解。
历史的长河为重庆市留存了十分丰富的文物古迹，如颗颗珍珠散落于城乡之间，向游人诉说着这片土地过往的辉煌。
春秋战国时代，重庆是古巴国的都城。生存的艰辛，培养了巴人勤劳、勇敢、重义、乐观的民族精神。巴国将军蔓子曾向楚国借兵以平内乱。楚国借机要挟，要求事成后割让三城。内乱平定后，蔓子为保全国土，自刎并将其头颅送予楚王，以践行信义。今重庆市区的莲花池仍存有蔓子墓，曾于清初修整，民国时重修。蔓子的事迹成为千古绝唱：“兴亡事亦祗寻常，气壮山河万万年，巴人楚人今安在？犹剩将军一杯土！”巴人的民族文化以船棺、青铜兵器和符号文字著称于世。
秦汉时代，重庆的文明达到新的高峰。汉画像石、画像砖和陶俑，形象生动，简练传神，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在沙坪坝对岸、长江北岸的盘溪，至今屹立着一处汉代石阙，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距今已有约两千年历史。在风景秀丽的江津四面山头道河，保存有大型石刻崖画，分布范围达400余平方米，系汉代前后生活于此地的民族所创作。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日益兴盛，留下了大量的石刻造像艺术。重庆市石刻造像近两百处，分布极广。以重庆北部的潼南、大足、铜梁、合川等县的唐代造像为中心，向南辐射；宋代造像则遍布全境，大致反映了该地区造像风气的传播途径。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足北山和宝顶山石刻举世闻名，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其保存完好程度在全国亦属罕见。重庆的大佛造像也因数量众多而蔚为奇观。
位于今合川区城东五公里的钓鱼城，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全国罕见的古战场遗址。
南宋末年，蒙古大军南下入蜀，钓鱼城成为宋军西线战场的重要支撑点。从公元1243年到1279年，此地坚守长达36年。特别是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一役，守军以弱胜强，重创蒙古军队，蒙古大汗蒙哥亦死于军中，在世界战争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钓鱼城古迹丰富，现存8公里城垣、8道城门，以及水军码头、地道等军事设施。城垣以巨石砌成，依山为险，气势雄浑。城内有后代为纪念抗蒙将领而建的护国寺、忠义祠。宋亡之后，历代文人雅士登临凭吊，留下众多脍炙人口的诗文，在城西摩崖上汇聚成碑林。
陈毅元帅于1927年到此，追思前贤，感慨万千，曾口占一绝：“钓鱼城何处？遥望一高原。壮烈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是中国抗战的首脑机关所在地，也是远东反法西斯战场的指挥中心。经历了八年血与火的洗礼，这里留下了近两百处重要的陪都遗迹。南岸黄山上的云岫楼，是当年蒋介石的官邸；其旁的草亭曾接待过马歇尔。如今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旧物依然。渝中区两路口新村的宋庆龄旧居，是她在抗战期间在重庆主要工作与生活的地方。这三处遗迹均由文物部门考证修复，恢复旧貌并增设展览，自1993年起向游客开放，成为重要的文物参观点。化龙桥红岩村与曾家岩50号，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四路的桂园，是抗战胜利后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城内的办公地及《双十协定》签字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还有抗战胜利纪功碑（现解放碑）、六·五大隧道惨案旧址（较场口）、国民参政会旧址（中华路174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礼堂旧址（解放东路60号）、美国大使馆旧址（人民公园1号）、苏联大使馆旧址（枇杷山正街104号）、国民政府中央造币厂旧址（枣子岚垭6号）、冯玉祥公馆（嘉陵桥东村38号）、于右任旧居（响水桥5号）等诸多陪都时期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及历史名人的遗迹。
以上所举，仅是重庆文物古迹的很小一部分。
截至2025年12月，重庆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已取得显著成果： 全市完成新发现文物调查2731处，占第三次文物普查总量的10.5%；累计调查登录不可移动文物25908处，其中新发现文物2356处，涵盖石窟寺及石刻、工业遗产、教育建筑等类型。专项调查同步推进，包括成渝古道、成渝铁路（重庆段）等7项已收官，新增线索388处，三线建设遗产专项调查发现线索114处。
新发现文物类型丰富，凸显重庆特色：例如塘河古镇半边街民居群、重庆肉类联合加工厂办公楼、狮子山防空炮台、蜀道荔枝道遗存、重庆大学图书馆旧址、襄渝铁路梨菜线虎头岩铁路桥、下庄“天路”鸡冠梁路段等，这些遗存涉及历史建筑、工业遗产、红色资源和交通遗存，生动反映了重庆在近现代教育、工业、抗战史及区域交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今天，重庆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胸襟迎接四方宾朋。
珍视历史传统，保护好现有文物古迹，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在保护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文物的社会价值，让更多文物点具备接待参观的条件，是文物工作的长期目标。若游客能在游览中体味重庆的历史文化传统，获得心灵的回归与精神的满足，这将是所有文物工作者和重庆人深以为荣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