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多中国读者来说，玛格丽特·杜拉斯是为数不多的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法国女作家，根据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情人》曾经轰动一时。而杜拉斯更是用自己灵动的笔端为我们虚幻、勾绘了一个个触及心灵深层的故事。在她的文本中，梦幻与真实被精心地组织交叉在一起，不同于平常那些以讲故事为乐的作家们，我们在她华丽如诗般的文字之下，总能隐约地捕捉到一丝类似梦幻的真实。她运用不同被虚构的人物代码还原了自己，还原了自己的一生。她的一生都在写故事，不过这个故事的主角在某种程度上，却从来不是他者，而是那个无比真实的玛格丽特·杜拉斯。

杜拉斯29岁的时候才正式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对于这个出生在印度支那热土上早熟而敏感的女子来说，实在不算太早。似乎要和此达成某种默契，杜拉斯的荣誉也总是姗姗来迟，直到70年代，文坛和影坛才因为那部可以名垂影史的《广岛之恋》注意到这个情感和经历复杂小个子女人。而龚古尔奖则在与她擦肩而过几十年之后，在杜拉斯已经身心疲倦、步履蹒跚的晚年回到这个用情感与生命去书写一生的女人怀里。

任何熟知甚至初步接触到杜拉斯小说的读者，都不难从她的文本中读出一个个相似而熟识的人物形象。那刚毅严酷，却不得不对金钱和土地让步的母亲；那满怀热情甚至是充满了情欲的小女人；那说不清道不明影子一般的情人。从她一系列近似于个人档案或者说是充满了强烈自传性质的小说来看，她虚构的许多故事都建立在一段无法忘却的回忆之上。这种带有浓重弗洛伊德性质的童年与少女时期的记忆，使得杜拉斯一生都不能忘却，她总是用迷朦、诗意的眼睛去打量，去装扮着这种梦幻性的过往。她用文字编织出一幅真实的梦境，不停的游走在真实与虚构之间。

杜拉斯是一个不主张写传记特别是自传的作家，她甚至认为：“干吗要介绍作家，他的书已经足够了”，这点从给她写《杜拉斯传》的劳拉·阿德莱尔那里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证实。在序言里记载了这样的话：“那个时候，有一本关于她的书快要出来了，她企图推迟它的出版。我到后来才明白她为何如此的恼火愤怒，杜拉斯讨厌别人挖掘她的生活，她恨，根本就是恨别人写她”[i]。其实，在我们看来，给杜拉斯作传，本身就是一件充满着矛盾两面性的事情。如果是狂烈热爱杜拉斯文字与情感的读者，也许完全不需要传记就能从她的文本中还原出一个真实的杜拉斯来。然而理性的来看，我们觉得这样做还是颇有意义的。因为在传记作者的调查研究之下，我们可以更清晰的还原出那些在虚构文本中最接近真实的一幕。

杜拉斯故事的非虚构性体现在她文本的细节中，除了半真半假地讲述整个故事外，杜拉斯总是会有意无意用一些最真实的东西来告诉读者，文本中有些故事是她亲身经历过的。她并不完全在虚构，而是在用写日记的手法来讲述一段她曾有过的过往。这样的微小细节在杜拉斯一系列连串起来组成编年史的作品中可以说比比皆是。在她那部最有名气的《情人》中，她就用这样的文字,透露出自己母亲所嫁给的第一个男人的姓名：“在她看到那个钻石指环的时候，她曾经轻声说：这让我想起来我和我第一个丈夫订婚时遇到的一个独身小青年，我说的就是那位奥布斯居尔先生。大家都笑了。她说：那就是他的姓，真的，真是这样”。[ii]而类似的细节我们还能找到一大串来。在她另一部受到瞩目的作品《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杜拉斯也是用相同的手法告诉我们她的母亲是如何因为受到殖民地开拓号召的诱惑，从遥远的大西洋畔来到太平洋边印度支那这片热土上来的。这些似乎组成了杜拉斯文本最有特色也是令人感到振奋的一幕。虽然这种写法，在今天的作家作品中已经屡见不鲜，但在杜拉斯之前，像她这样大量的用真实的细节去建构、组织整部文本，并不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同时，我们也就会有趣地观察到劳拉·阿德莱尔在写《杜拉斯传》时，记录杜拉斯的生平所采用的一些资料并不是杜拉斯的日记、文件或是别人真实的讲述的。而是直接引用杜拉斯的小说中的段落，直接让杜拉斯为自己讲话，且这种讲话不是采访式的，是杜拉斯自己在小说文本中为大家自己所讲述的。但要指出的是，这样的写作方式并不是一定意味着给杜拉斯作传的就成为一件极其容易的事情。因为要辨别杜拉斯文本中哪些细节是真实的而哪些又是虚构的并不是那么简单。劳拉·阿德莱尔是在调阅了杜拉斯去世后保存在现代出版档案馆的生平档案和散乱的不成章法的文件，并亲自到越南杜拉斯曾居住生活过的地方调查后，才将杜拉斯生平中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看的。正像传记作者说的那样，杜拉斯虽然可以被称得上“自传专家”“职业忏悔师”，但她并不喜欢完全地赤裸裸地暴露自己，而是捉迷藏式的将自己躲在纱窗的背后，使你既能看到清晰地一个完整的影子，一个迷一般的女人轮廓，但同时却只是一个影子。你不能掌握杜拉斯的全部，因为她毕竟还是一名在喜欢编造故事情节的作家。

也许正是这种原因导致了在把握杜拉斯身边的这些人物时会遇到很强的迷惑。像那位母亲，那位同时活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和《情人》中的母亲，为我们展现的却是不同的风采。《堤坝》可以说是一本描写母亲的书，在这本揭露殖民地骗局、指责殖民主义的小说中，母亲的形象一度是如此的光辉，虽然她的身躯被生活所击垮，但不屈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而在《情人》一书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贪婪的、寄生虫一般的母亲，为了金钱，也是为了那块被海水侵渍的毫无希望的土地，母亲似乎放弃了尊严。这种明显地反差使人一度怀疑杜拉斯回忆的真实性。然而我们在全局地审阅了两个母亲的形象，加上我们获知的一些文本外的真实信息之后，我们发现这些文本依然是真实的。作为母亲的第三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孩，杜拉斯对母亲的审视充满了矛盾性。母亲的严厉和慈祥、坚强与懦弱、高贵与贪婪，这些截然相反的两面性在女儿的眼中浑然融为一体。这是能使人理解的，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人自身性格本来就不是单一的而是充满了矛盾的两面性。而作为身边的亲人，杜拉斯更是深切地领略到母亲身上切实的分裂，一个母亲，一个单身的母亲，一个要面对生活，艰苦度日，独自抚养孩子的母亲，怎么可能是一味的慈祥或是一味的高贵呢？杜拉斯对母亲审视的角度不同，书写的感情地也会有不同的侧重，就会让我们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从单一文本来看母亲的形象似乎是单一、扁形的，但如果从总体性来把握，我们就会现母亲的形象不但不单薄，而且无比的立体与生动。

隐藏在杜拉斯文本下，也是在她的故事中最被人津津乐道的人物恐怕就是那位“情人”了。这个在杜拉斯少女情怀萌动时期曾经出现的男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不同的文本中呈现的形象差异是如此的巨大？既然这些问题在读者之间争议颇大，那我们还是先从她的文本中来寻找吧。虽然杜拉斯在书中记载了许多男人，但他们之中只有三个是属于情人这一形象的，而对于这些形象，转变的不只是杜拉斯的情感态度，甚至他们的外表与国籍、人种都并不相同。情人最初现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与我们熟知的那位情人不同的是这个情人不但是一个白种人，而且是一个令人感到猥琐、淫秽的男人。我们能从文字中读出杜拉斯是如何地不喜欢这个瘦弱和毫无魅力可言的情人。那么，为什么会和他在一起，没错，是金钱，这个曾经极大地困扰着杜拉斯和她母亲的问题。那块土地使得母亲近乎濒临破产，而在贫困面前尊严又有什么意义可言呢？而情欲，这个在少女萌动时期发生在杜拉斯身上的秘密，也并不像她在《堤坝》中所表现的那么抗拒。我们在《情人》里洞悉了这一切，在《情人》和《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里，情人的形象已经得到转变，他肤色白洁，充满了魅力和光辉，虽然他是一个中国人，但除了这一点以外，少女杜拉斯似乎看不到他的别的“缺陷”。虽然财富的问题依然存在，但爱情和情欲不可避免的爆发在两个青年之间，浓烈而不可收拾。那么，到底哪一个比较接近现实中的男人，或者说，这个情人真的存在吗？在《杜拉斯传》中，劳拉·阿德莱尔经过越南之旅，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存在过。我看到了他的坟墓，他的房子”。而且杜拉斯曾宣称“《堤坝》是小说，而《情人》是叙述，是自传式的记忆残片。”看来已经毋庸置疑了，我们不必再考虑情人存在与否的问题了。情人存在，而且是一个曾富甲一方的中国人，他的金钱和魅力都曾征服过少女杜拉斯，然而就像《情人》中所展现的那样，中国人家里并不同意这个贫穷的白人少女，他已经有了未婚妻。而杜拉斯的母亲在索要了中国人一大笔钱财之后带着杜拉斯一家人黯然神伤地离开了这边曾给与她无限希望的土地。虽然我们很想要知道的是在她与情人之间发生的那些细节会有多大程度的真实性，或者，杜拉斯有没有完全不变地记录这段历史。但是关于这一点，恐怕连杜拉斯自己似乎也不甚清楚，因为如果纵向地观察杜拉斯的写作的话，我们发现，晚年的杜拉斯越来越沉浸在自己文本的烟云中，虚构恍若存在，真实又恍如只是一个美丽的梦。然而尽管如此，我们却依然能感觉到杜拉斯那份情感的真实，在历经了多年的风雨之后，这种情感，这种思念，更凸现出强烈的可信与真切。

也许，我们从来就不该怀疑杜拉斯的真诚，她确实是在用自己真切的情感，用现实的身躯，用自己的一生来写作。而那些不论是真实或者是虚构的事物都曾在杜拉斯的脑海里留下了不可抹灭的痕迹，这些回忆在她的写作生涯中，在她曲折而复杂的一生中也许从来就不曾消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