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每逢春天种麦子的时候，便是一年放风筝的时候了。在农村，风筝不是哪都能放的，要放，得去麦场上，沙窝边子上放，但孩子们断不会跑那么远，于是就在田间地头放，脚下踩着刚发芽的麦苗，在田里来回奔跑。主人家看见了，顶多喊几嗓子吓唬吓唬，也不会把我们怎么样。刚发芽的麦子能禁得起我们这点折腾，要是再大点抽了穗，那是绝不可以随便下地的。

        农村比较忌讳在庄子边上放风筝，这我是从小知道的。我们队的庄子沿着村里的土路站成一排，所以路上从来也没见过谁放风筝。关于原因，我问过母亲，大致是因为孩子放风筝有时候不往回收，或者用家里针线做的风筝线，风大了容易断，风筝便会飘到庄子周围，那时候家家后院都是有几颗白杨树的，房顶上有的还有天线杆子，万一挂上去，那看着多不吉利，主人家怕是要找麻烦，孩子的不懂事终归是要算在大人头上的。

        七八岁的时候，自己糊不了风筝，一次上街硬是扯着母亲衣角买了一个，我清晰的记得那是一张京剧面孔的风筝，现在想来，应该是类似单五爷那样的花脸，骨架是大西北不常见的竹条。拿回家第一件事便是跑到地埂上去放。初春的西北风很强劲，但我始终没把它放到天上，它因我不知道的某种原因向一边栽头。回到家立刻把它拴到院子里撒气，不是不飞吗，让院子里的西北风吹一天，看你飞不飞。当然我还是有自己的小心思的，家里的驴耕地时走错了犁沟，抽一下它就有了记性，风筝不会飞，让风多吹吹，我相信它一定会飞。当然，结果可想而知了。

        到了三年级，终于会糊风筝了。先把前一年晾干的芨芨棍折上几根，再去大队门市部买一卷皱纹纸，三下五除二便糊好一个。系三根线或是两根，都能保证风筝上天。为了风筝飞得高，一者便是往轻了做，后来干脆用宣纸，把冬天吃橘子剩下的竹筐抽下竹板，削成细条来做。再者便是往大了做，印象中，小学每年那个时候都会组织我们去放风筝，地点就是我们队的麦场，那是一块很大的平整空地，地面瓷实，夏天收了麦子就晾在上面打场。至于春天基本不用。五年级时成老师带我们，用竹竿，报纸糊了一个比我个头还高的风筝。两个同学举着，老师拉线，风筝很快便飞了起来，不料风筝越飞越远，竟把线扯断了，看着风筝渐渐变小，直至模糊，我们怅惘了，风筝必然落在沙窝里了，那儿埋着村里的先大人，没人敢过去。不过，小孩子的怅惘能坚持多久呢。现在想想，倒是记忆中最快乐的一次经历。

        后来再没怎么放过风筝，同时，好像童年的滚铁环，打盖子，丢沙包，跳皮筋，都把我忘了，而我也未能再找到它们，只有风筝，我知道它找到了新的朋友 ——城市里那些比我小的孩子们。 大学某次，被同学约到黄河边放风筝，那是滨河北路的的一处小广场，大人，小孩都有，风虽没家乡的强劲，但风筝飞得很高，放风筝的人也多，风筝的样式更多，我试图寻找童年的那种感觉，但始终找不到了。

        毕业后，我回到家乡，谋得了一份古人称之为“西席”的工作。在春天的农村，却再未找到风筝的身影，或许是沙尘暴的肆虐，让重视安全的家长不让孩子出门；又或者，自己做的风筝远不如百货商店买来的仿真枪来的趣味。而我竟也没机会带着自己的学生们去放风筝，那得经过层层批准，且自己的事已够多了。现在的孩子有他们自己的乐趣，何不让那些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乐趣就属于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