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记得十三岁那年的秋天，二哥把偷藏的野柿子塞给邻居家小女儿时，她辫梢的红头绳在月光里晃成一团跳动的火苗。那时候山风里还没有迁移的尘土味，我们蹲在晒谷场的麦秸垛底下避风，听她讲山外的故事 。她总说镇子里的花朵不如山里的鲜艳，镇子里的星星没有山里亮，却不知道自己后来会一头扎进那片黯淡的光里。
邻居家的土坯墙总爬满牵牛花，七个孩子像窝在藤架下的瓜，三个儿子是吊着的冬瓜，要使劲往上蹿，四个女儿是贴着地的倭瓜，熟了就得摘。我常听见她娘在灶台前骂骂咧咧，纳鞋底的线穿过厚布，发出噌噌的声响：“丫头片子认字有啥用？还不是要嫁人生娃？” 她爹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锅在石阶上磕出火星：“等二娃子读完大学安排了工作，家里要啥有啥。”
小女儿已经十五岁了，她是最小的倭瓜，却偏生了副不肯伏地的性子。她会趁爹娘下地时，偷偷溜到我家让我二哥教她写字。二哥的铅笔头快捏不住了，在烟盒纸上写她的名字 “春杏”，笔尖戳破纸页，像要把这两个字种进土里。她蹲在地上，用烧黑的柴火棍在地上画，把 “杏” 字的木字头画成歪歪扭扭的树枝，枝头还点了两个黑点当果子。顺着她弯腰的衣领望进去，也有两个点，红色的，比较大。我一抬头看见二哥慌忙避开眼，他脸红了。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脸红。
“等我攒够钱，就去镇上买本字典。” 春杏抬头时，睫毛上沾着阳光的金粉，“到时候让你教我认‘离婚’两个字。” 二哥的脸腾地更红了，把铅笔头塞给她：“胡说啥，要认也认‘结婚’。”
山里的迁移风是从 一九九二 年刮起来的。先是老王家卖掉耕牛，拖家带口搬进镇子东头的矮房，回来拜年时，女人手腕上多了块塑料手表，在煤油灯底下晃得人眼晕。接着越来越多的人扛着铺盖卷往山下走，我家后山坡的荒地一天比一天多，风穿过空荡的屋舍，呜呜咽咽像在哭。
春杏她娘的心思活络起来，托人给四个女儿寻婆家，开口就要 “镇上有房”。大女儿嫁去了镇郊的砖瓦厂，二女儿许给了供销社售货员，三女儿被说给粮站会计的瘸子儿子，轮到春杏时，她娘拍着大腿说：“老幺得嫁个最体面的！”
那天我在溪边洗袜子，听见春杏她娘跟媒婆在石头后面嘀咕。“张家那小子我看过了，平房亮堂得很，屋里摆着沙发呢！” 媒婆的声音像被水泡过的糖，“黑白电视摆在当间，晚上能看《渴望》！” 她娘的笑声惊飞了水鸟：“那可不就是财神爷上门？比山里那穷小子强百倍！”
我攥着洗好的袜子手直发抖。前几日还看见春杏把绣了一半的荷包塞给二哥，青布面上绣着两只交颈的鸳鸯，针脚密得能锁住风。二哥红着脸说：“等秋收卖了核桃，我就去你家提亲。”
提亲的日子定在寒露那天。春杏她爹揣着媒人送去的红帖，蹲在我家门槛上抽了三袋烟。我爹递过去的茶水凉透了，他才瓮声瓮气地说：“不是我狠心，你看这山，还能困住娃一辈子？” 他指的是西坡那片刚荒芜的梯田，去年还种着玉米，今年只剩齐腰的蒿草。
二哥把自己关在柴房里，三天没出来。我扒着门缝看见他把春杏送的荷包揉得皱巴巴，灶台上的煤油灯昏昏沉沉，照着他十七岁的脸，像被霜打过的庄稼。
婚礼那天的唢呐吹得山响，春杏穿着红棉袄，头盖红布，被她哥背出村口时，脚步踉跄了一下。我躲在老槐树后面，看见红布底下掉出个东西，是二哥给她的那支铅笔头，滚进路边的泥里，顷刻被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踩进烂泥巴里。
镇上的平房确实气派，墙根镶着白瓷砖，院门口还栽着两株冬青。我跟着看热闹的人群进去，看见堂屋里摆着锃亮的沙发，铺着的确良布罩，黑白电视蹲在刷着红漆的电视柜上，旁边立着一个带大镜子的衣柜。有人啧啧称奇：“这排场，县太爷也不过如此。” 春杏的娘笑得合不拢嘴，拉着男方的娘往人群里钻，声音能掀翻屋顶：“以后我家春杏，也是镇上人了！”
三天回门时更热闹。春杏穿着新做的蓝卡其外套，男人提着点心盒子跟在后面，她娘杀了家里唯一的老母鸡，院子里挤满了来看 “城里亲戚” 的邻居。我听见春杏小声跟她娘说：“他总不跟我说话，晚上就盯着电视看。” 她娘把一筷子鸡腿塞进她碗里：“男人家都这样，有吃有穿就行，哪来那么多话说？”
他们走的那天，我去送他们到山口。男人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春杏坐在后座，路过晒谷场时，她忽然回头看了一眼，麦秸垛还蹲在原地，月光曾在那上面铺过一层银霜。她的眼神像被风吹散的烟，我没来得及看清，自行车就拐过了山弯。
没过几天，就听说新房遭了贼。春杏男人气喘吁吁地跑回村里报信，说衣柜被抬走了，电视、沙发全没了，连铺盖卷都被翻得乱七八糟。春杏的娘当场就瘫在地上，拍着大腿哭：“我的命咋这么苦啊！” 后来还是派出所的人来了，说现场门锁都没破坏，不像是外人干的。
再见到春杏，是在两年后的镇子集市上。她怀里抱着个瘦巴巴的娃，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蹲在墙角卖鸡蛋。看见我时，她慌忙低下头，头发遮住了半张脸。我假装没看见，走过几步又回头，发现她正翘首望向娘家的那座大山，眼里的光比当年麦秸垛上的月光还淡。
那天晚上，二哥从镇上回来，喝得酩酊大醉，趴在炕上说胡话：“他们说，那沙发是租的，电视是借的，连平房都是每月给租金的……” 我娘叹了口气，往灶里添了把柴：“苦了那丫头了。”
又过了半年，山里开始传，春杏男人好赌，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输光了，连租的平房都被房东收了回去。有人在铁路桥下见过他们，用树枝和麦秸搭了个窝棚，四面漏风，孩子冻得哇哇哭。春杏的娘去看过一次，回来就病了，躺在床上骂：“丢人现眼的东西，还不如死在外面！”
再后来，窝棚也没了。有人说看见春杏跟着不三不四的人进了录像厅，也有人说她在车站附近给人擦皮鞋。春杏的娘把她的东西全烧了，包括那件红棉袄，灰烬被风卷着，飘了满满一院子。
派出所来通知那天，我正在外地读高中。我娘在电话里跟我说，春杏家院子里吵翻了天，她娘把搪瓷脸盆摔在地上，碎片溅到门槛外：“死丫头！丢尽了祖宗的脸！谁爱去领谁去！” 她爹蹲在猪圈墙根，旱烟锅抽得吧嗒响，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就当没生过这个娃。” 她家大大小小十来口人，没一个愿意挪步，最后还是村支书叹了口气，骑着自行车去了镇上。
我站在学校的电话亭里，听着电流滋滋的声响，忽然想起那个麦秸垛上的秋夜。春杏指着最亮的那颗星说：“我娘说，那是织女星，嫁了个好人家。” 二哥说：“等我将来有出息了，就带你去看比这亮十倍的灯。”
许多年后，我回山里老家，发现铁路桥早就拆了，修成了高速公路。桥下的空地种上了果树，春天开满了白花。我站在那里，好像还能看见那个用麦秸搭的窝棚，风吹过的时候，草叶发出细碎的响，像谁在低声哭泣。
二哥后来娶了邻村的姑娘，生了两个娃，在镇上开了家杂货铺，柜台上摆着液晶电视，比当年那台黑白的清楚百倍。有次我去他店里，看见货架最上层放着个褪色的荷包，青布面上的鸳鸯磨得快看不见了。他顺着我的目光望过去，沉默了半晌，说：“那年的野柿子，真甜。”
村口的老槐树还在，只是再也没人在树下听唢呐了。迁移的潮流早就漫过了镇子，村里人大多搬进了县城，土坯房一间间塌了，只有春杏家的老屋还立在那里，墙头上的牵牛花爬了又谢，像是谁忘了收的红绳，在风里荡了一年又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