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三年秋,重庆。
嘉陵江畔的雾气终年不散,像一层湿漉漉的纱,笼着山城参差的屋瓦。林疏影站在文星湾的青石板路上,手里捏着刚到的《大公报》。报纸被雾气洇湿了边角,但文艺版上那首诗依然清晰: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刊登在“怀乡诗选”栏目里,毫不起眼。但第三句“何当共剪西窗烛”的“剪”字下,有一个极小的墨点——不是印刷瑕疵,是有人刻意点的。
她用指甲在“剪”字上轻轻一划,纸张表面有细微的凹痕。是密码。
回到借住的吊脚楼,她闩上门,取出那本已被翻烂的《平水韵》。对照译出的结果是一串数字:1208,0730,XLY。
十二月八日,上午七点半,小梨园。
小梨园是七星岗的一家茶馆,常有文人聚会。明天就是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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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重庆还笼罩在雾中。林疏影沿着石阶往下走,石板湿滑,两旁是依山而建的吊脚楼,晾晒的衣物在雾气中滴着水。远处传来轮渡的汽笛声,沉闷而悠长。
小梨园里人不多。说书先生还没开场,几个老茶客在角落里下棋。她选了靠窗的位置,要了一盏沱茶。茶水滚烫,驱散了清晨的寒意。
七点半整。
一个穿灰布长衫的男子在她对面坐下。五十来岁,面容清癯,戴一副圆框眼镜。他将一份《中央日报》放在桌上,文艺版朝上。
“今年的雾真大。”男子开口,声音低沉。
“是啊,十天有九天见不到太阳。”林疏影说,这是接头的暗语。
男子点点头,从怀里取出一个信封,压在报纸下推过来:“周先生托我带的。”
信封很薄。林疏影接过,指尖触到里面硬硬的——是照片。
“他……”
“还活着。”男子端起茶碗,嘴唇不动地低语,“上个月转移到了苏州。组织受损严重,暂时静默。”
“受伤了吗?”
男子沉默片刻:“去年冬天被捕过一次,受了刑,但没吐口。后来营救出来了。”
茶碗在手中微微发烫。林疏影感到胸口有什么东西在收紧。
“这个,”男子又推过来一个小布包,“是他给你的。”
布包里是一本薄薄的手抄诗集。蓝布封面,线装,纸是粗糙的土纸。翻开,里面是用钢笔誊抄的宋词,字迹是沈墨白的,但比从前更加瘦硬,有些笔画甚至透出纸张背面——是手抖吗?还是伤痛未愈?
在苏轼《江城子》那页,有他新添的批注: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东坡悼亡,我念生者。隔山隔水,此心同光。”
批注的墨色很新。林疏影用手指轻抚那些字迹,仿佛能触到写字时手的颤抖。
“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周校长一直有联系。”男子喝完茶,起身,“我得走了。你多保重。”
他留下茶钱,消失在雾气中。
林疏影打开信封。里面是两张照片,都很模糊,像是偷拍的。
第一张:苏州河边,一个瘦削的背影站在雨里,撑着黑伞。看不清脸,但那身形她认得。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三十二年冬,脱险后摄”。
第二张:一扇窗内,台灯下,有人在伏案写字。只能看见半边肩膀和执笔的手。那只手——她凑近细看——食指有道明显的疤痕,是新的。背面写着:“三十三年秋,夜”。
她将照片贴在胸口,很久很久。窗外的雾渐渐散了,阳光刺破云层,照在嘉陵江上,江水泛着碎金般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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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天起,林疏影开始等信。
不是通过组织渠道——那太危险,也太慢。而是一种更隐秘的方式:在报刊上刊登诗词。
她在重庆的《新民报》文艺版登过一首: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李商隐的《无题》。在“心有灵犀”的“灵”字下,她让编辑故意印歪了一点。
三个月后,她在上海《新闻报》上看到了回应。也是一首《无题》,但选了不同的句子: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在“春蚕到死”的“死”字旁,有个几乎看不见的逗号——应该是句号才对。
他在说:别说不吉利的话。我在坚持。
就这样,隔着千山万水,隔着战线与封锁,他们用这种方式“通信”。每次看到对方的诗,就像收到一封信。没有地址,没有署名,甚至没有明确的内容。但彼此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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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四年春,林疏影去了北碚的复旦大学代课。
学校建在缙云山下,清幽偏僻,轰炸也少些。她教英文文学,讲莎士比亚,讲华兹华斯,也悄悄在课上说济慈——用父亲教她的方式,在讲解韵律时夹带些别的东西。
有学生听懂了。一个叫陈瑜的女生,在交上来的作业里夹了一张纸条:
“老师,我叔叔在第三战区,需要一些书。”
林疏影看了她很久,然后说:“我这里有本《英诗选读》,你拿去看吧。”
书里夹着密写的信息,关于日军在湘西的调动。
这是危险的。她知道。但父亲说过:如果看见有人需要光,而你手里有灯,那就点亮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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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欧洲战场结束的消息传来。重庆街头有了久违的笑脸。林疏影在磁器口买了一块绿豆糕,坐在江边慢慢吃。甜意在舌尖化开时,她忽然想起那个雨夜,沈墨白让老赵给她的绿豆糕。
也是这么甜。
晚上批改作业时,她无意间翻开《中央日报》。在密密麻麻的战报中缝,有一则不起眼的启事:
“寻书:民国二十八年春,于上海四马路遗失《白香词谱笺》一册,蓝色布面。拾者请联络本报第三信箱。酬谢。”
《白香词谱笺》。是他们第一次在图书馆“偶遇”时,他看的那本书。
她盯着那则启事看了很久,然后研墨,铺纸,写下一首词。不是抄录,是自己填的:
《鹧鸪天·寄远》
雾锁山城雨打窗,三年消息两茫茫。
诗笺每作青禽寄,夜梦常因旧字伤。
秋已尽,鬓微霜,凭栏犹自望归航。
若得重逢太平日,共话西窗烛影长。
她将这首词投给了《大公报》。没有署名,只写“巴山客”。
一周后,词刊登出来了。编辑还加了按语:“乱离中犹存风雅,可见吾国文脉未绝。”
她不知道他能否看到。也许能,也许不能。但她写了,就像他在苏州的夜灯下,写下那些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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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日晚,重庆的夏夜闷热难当。
林疏影在吊脚楼里备课,忽然听见远处传来爆炸般的喧哗。起初她以为是轰炸警报,但声音越来越响,夹杂着欢呼、锣鼓、鞭炮。
她推开门,看见整条街的人都涌了出来。
“日本投降了!”
“胜利了!胜利了!”
人群像决堤的洪水,涌向街头。素不相识的人拥抱在一起,痛哭流涕。商店老板把存货的酒搬出来,免费分送。学生们举着火把游行,唱《义勇军进行曲》。
林疏影站在门边,看着这一切。火光映在她脸上,明明灭灭。
胜利了。
四年了。从上海到重庆,从外白渡桥到嘉陵江。从那个提着藤箱在雨夜里奔跑的妇人,到如今站在山城欢呼人群边的英文教员。
她回到屋里,打开怀表。表盖里,父母的照片已经泛黄,那张邮票依旧平整,沈墨白的信折得方正。秒针走动,滴答,滴答,像这四年的每一个日夜。
窗外,欢呼声震天动地。有人放起了烟花,在夜空中绽开一朵朵绚烂的光。
她忽然想起他信里的话:“若他年重逢,当在太平山下,看灯火万家。”
现在,太平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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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报纸用整版刊登这个消息。林疏影在《大公报》上,又看到了一首诗。这次不是古体,是新诗:
《黎明》
夜最黑的时候,
我们说过:天会亮的。
现在天亮了,
你在哪里?
我在等你。
等你在曾经分别的桥头,
等你在诗里写过的西窗下,
等你在——
每一个有光的地方。
没有署名。但她认得那分行的方式,那克制中迸发的热烈。
她取出那本蓝布封面的手抄诗集,翻到最后一页。空白处,她研墨写下:
“天亮了。
我在这里。
在等你的光。”
然后她合上书,望向东方。
晨光正从缙云山后升起,染红天际。嘉陵江上的雾气开始消散,轮渡的汽笛声清晰传来。山城在苏醒,中国在苏醒。
怀表在胸口滴答作响。
滴答。滴答。
像心跳,像脚步,像一个人正在归来的路上。
她知道,有些等待不必有结果。
因为等待本身,就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