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阅读这本书可以说是让自己醍醐灌顶，改变了以往很多错误的认知，对于自己身处的这国家这个城市的发展，我们都是以表面的认知来认识的，然而这都是短期的、片面的。读完这本书，更能明白我们自身身处的这个国家、城市的发展路径——“在集聚中走向平衡”最最核心的一句话，它蕴含了前进的方向和力量，大国要发展，必须进行城镇化，发展大城市，打破户籍制度限制，让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让更多的人集聚到大城市，不仅提升了大城市的生产效率，同时也是缩小城乡、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大国大城”是目标，是方向，更是结果。

Pps：将最后一章的小结核心内容提前了：

1、中国当前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深刻挑战在于，人们对于大国发展要达到的目标缺乏共识，局部和短期的利益损害了全局和长远的利益。

2、经济发展对于空间集聚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地方政府却追求本地经济规模和税收规模的最大化。对于地区间规模意义上“均衡发展”的过度追求，使得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困难重重，经济结构的扭曲日益严重。

3、以生产要素市场改革为切入点，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和城乡、区域间再配置，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双赢的改革之路。

4、对国家竞争力特别重要的两个因素：一是技术创新能力，二是市场规模，前者必须依赖教育和培训，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5、低利率鼓励了投资，刺激了房贷，土地市场的行政性配置也导致大量低效率和社会矛盾。

中西部省份大量借债，但投入——产出效率更低，负债——GDP比例更高。

6、简单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来补贴出现危机的欠发达地区，不能减少之前的过度投资所造成的大量资源浪费，也不能改变促使地方政府大规模借债的机制。

7、中国的改革必须凝聚共识，在尊重个体自由选择的前提下，强调“公共利益”。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要素市场改革：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利率改革对于有效配置金融资源的意义；第二，要充分认识到地理因素对于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建设用地指标应更多配置到生产率粳稻的地区。第三，要深刻理解城市化、都市圈和大城市发展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作用。

8、要缩小城乡间、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只有通过劳动力流动来实现。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减少与户籍制度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分割和公共服务不均等，就能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

9、要缩小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正确的道路是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来使城市居民的福利差距小于其收入差距。

10、中央政府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应着眼于建设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以提高这些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

11、对于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城市病，主要靠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改进来治理。

对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缺，要靠增加供给来解决，不能盲目地限制需求。而增加基础设施和服务供给的前提是科学地认识和预测城市人口增长趋势。

12、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保护。

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可以改变当前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发展不足，而工业部门出现资本深化和重工业超常发展的状况。

13、现代经济学的两条重要原理：第一，在时间维度上，如果离开了利率调节机制，那么，在被抑制的低利率引导下，资本积累将过多，经济增长将偏离最优路径。第二，在空间维度上，地理自然条件对经济发展影响重大， 而且，即使在自然条件完全一样的两个地方，由于起点的微小差异就可能在收益递增机制下导致经济活动在其中的一个地方集聚。

14、不能通过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和阻碍生产要素流动来发展经济，要通过市场化改革，解放生产要素价格，促进生产要素流动。

15、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对于城市发展和整个经济的健康运行都有好处。

Ppps：内文摘要部分：

1、中国的城市发展政策一直偏向于控制城市化进程和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具体体现在人口规模限制和户籍制度方面。

2、一个国家的最优规模取决于国家规模增加带来的收益与治理成本增加之间的权衡。

3、大国的优势：（1）可能借助规模经济而发展“战略性”产业；

                           （2）降低技术创新的投入成本

                            （3）有能力提供公共品

                             （4）服务业（金融、医疗、教育、文化）受益，尤其是文化和教育产业。

4、中国发展目前的现状：地方政府分割市场保护自己，抑制着发挥大国应有的规模经济，损失掉了地区间分工的优势，劳动力跨地区流动障碍，城乡和地区间劳动力流动不充分。大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受到严格控制。户籍、土地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影响劳动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5、劳动力自由流动，最终实现地区间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均等，是大国发展唯一可行的战略选择。

6、区域经济学的精髓：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7、自由移民的意义：能保障一国居民最大化自己收入的权利，让人们到能够获得更高收入的地方去工作。从长期来看，只有自由移民才是缩小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有效方式（不同地区才能形成相互之间的分工与合作）。

8、发达地区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需要人口集聚

欠发达地区发展：适宜农业、旅游业、资源产业，关键要减少人口，提高人均收入，给钱次要。

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可以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不断地创造就业。

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减少农业人口。

9、在国家间存在劳动力流动障碍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实现追赶的唯一途径是：参与全球化，实现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挥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逐步通过贸易来推动发展，积累资本，再逐渐产业升级。

10、三大要素的流动：土地是不流动的，这是自然属性；高技能劳动力流向他们充裕的地方；资本流向它们稀缺的地方。

11、土地使用权可以流动，中西部将建设用地指标给沿海省份用，将空置的宅基地复耕为农业用地，然后允许跨省流动的农民将与宅基地相应的建设用地指标转让给工作和居住的城市。

12、从区域发展政策角度来讲，帮助中国内地发展，两个措施：1、在内地建设公路、铁路，把有竞争力的产品运送出来；2、因地制宜建设小型机场，把需要旅游的人运进去。（道路和机场）

13、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城市、地区和国家三个层面政策：

第一，城市层面，强调规模经济，尽量减少三个M（拥挤、污染、犯罪）的成本，最大化城市发展带来的收益；

第二，地区之间，着眼于生活标准的均等化，而不是规模经济的均等化，不是经济资源和人口的均匀分布。

第三，国家政策，两句话，一是以国际贸易代替劳动力流动；二是，由于发达国家只要高技能者不要低技能者，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就要对高技能者的流出设置障碍，或者对高技能者的回流提供额外支持。

14、实现国家的统一、经济效率的提高、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三大目标的措施：

将经济资源和人口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转变为人均GDP、人均实际收入和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平衡”，这种人均意义上的平衡恰恰是可以在人口自由流动的过程中实现的。

15、东部地区人房价快于工资上涨的原因：一是人往高处走，不断地流入，另一方面，土地供给上受到了严格的控制。（人多地少）

16、中国经济在发展集聚，人口却没有同步地集聚，城市间的人均GDP差距难缩小。

通过“动人”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发展和实现区域平衡才是长久之道。财政转移应更多地用于城乡和区域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17、中国的问题是城市化进程受阻，而不是城市化过度。

人口的流出是农村地区提高规模经营程度和劳动生产率的前提条件。

18、东部房价推动的工资上涨，中西部最近工资抬升的工资上涨，都使得工资的上涨偏离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出现产品的升级换代，而只是生产方式更加倾向于资本密集型了（利率长期被抑制，资本价格便宜）。（简单地通过资本替代劳动来实现产业升级，而不是劳动者技能的提升。）

19、在短期，投资和政府支出的确有利于经济增长，长期并不显著，甚至是负的。在长期内，国际市场和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对城市经济增长更为重要。（地理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

20、帮助欠发达地区，正确的方式是投资于“人”，而不是盲目投资产业。（两项政策：使人口自由流动，提高欠发达地区人口的受教育水平）

21、“城市病”主要不是城市扩张本身带来的，而是取决于技术与管理。

城市规模扩张带来的好处：

一是人力资本外部性。一个人教育水平提高，不仅提高自己的收入，相互学习影响促进知识的传播和生产，别人的收入也提高。

二是有利于创造就业机会。有利于服务业发展。

22、高密度、马路多而窄的模式更有利于引导服务业多样性、生活的便利性和出行需求的减少，出行也更偏好步行和自行陈。低密度和宽马路适合开车，不利于行走，达不到服务业所需的“进门人口”，低密度导致服务业供给不足。

23、一个城市的活力恰恰在于它的低端服务业。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在一个城市中是“互补”的，更大的城市从事体力型服务业的劳动者比重更高。限制低技能者的数量，将减少其劳动供给，结果是此类服务价格的上涨。

24、中国城市发展：全球趋势的又一例证。地理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齐夫法则：一国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二大城市人口的两倍，是第三大城市人口的三倍，是第N大城市人口的N倍。

如果一个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按照过去规划的人口归来来提供，而实际的人口规模远远超过曾经的规划，就会造成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短缺。

25、经济的集聚程度和城市的规模是“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相互权衡的结果。

如果要提高劳动生产力，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应该扩张其规模，而不是小型化。

中国存在着大城市不大、大城市数量不够多的规模均等化现象。

从长期来看，只有增加供给和降低门槛才能缓解人口增长与公共服务不足之间的矛盾。

26、当前城市化的问题是城市面积扩张太快，而不是城市人口增长太快。

只有在距离香港和上海这样的大港口450公里的范围内，城市面积的扩张才有利于发挥城市的规模经济，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率。

对于已经进城且有稳定工作的农民来说，让他们获得社会保障才是现代化的出路。

27、环保的出路是提高人口密度。正确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进一步发展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并转变生活方式。经济向大城市集聚，反而有利于在总体上降低单位GDP的污染物排放。制造业向大城市周边集中也有利于总体上减少污染排放以及治理污染。（相对于小规模、分散式布局，经济的集中布局和人口的集中居住将大大有利于污染治理水平的提高。集聚有利于增加生产，减少排放，产出在分母，污染在分子，结果是单位GDP的排放下降。）

28、农民工在城市留下青春和健康，带走自己。本质是城市社会中的身份歧视。

公共服务启示，公共政策制定的理性效率和公平原则：

理性：公共服务歧视的合理与不合理：当遇到人口流动带来的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的矛盾时，一方面要通过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总量来缓解矛盾，而不应该通过限制人口的流入来会比问题；另一方面，要不断减少户籍和公共服务之间的挂钩程度。

效率：不要违背经济规律：即便控制特大城市人口，也必须以市场的手段来进行，而不是粗暴地行政干预。（供给需求决定价格的机制是塑造城市产业结构的最优机制。）

公平：对事不对人的城市管理：短缺永远是价格太低时出现供小于求的现象。

29、户籍制约了消费：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中国的城市化推进了生产，却没有同步推进消费。

如果社会保障健全，则储蓄的动机将减弱。

30、经济集聚的收益主要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带来更高的收入、更多的就业机会；

经济集聚发展的成本则是在大城市更高的生产要素价格（地价、房价和相应更高的工资水平），以及产品运往其他地区的运输成本。

城市病，主要体现在拥挤、污染和犯罪三个方面。

居住、就业和公共服务的空间失衡问题，也是导致出现“城市病”非常严重的原因。（优质中小学在市中心，就业在市中心，而居住往外围扩散）

拥堵与建设、道路规划也有关：大马路、地铁出行比例不高、职住分离、公共服务（特别是优质教育）集中在市中心、旧城改造过程中的人口疏散、中心城区建设限高等。

治理城市病，宜疏不宜堵，通过技术与管理加以改善。

措施：1、充分尊重需求，增加供给；2、调增产业结构，鼓励环境友好型的生活方式；3、技术更新和管理创新；4、职住平衡，将一部分就业疏散到郊区——不是所有服务业都需要集中在市中心；5、进行财政改革。

31、如果城市存在问题，应该用征税的方式改变价格，这样的政策对每个人都一样，才能做到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