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兵有府兵的兵籍，编户齐民有编户齐民的民籍，兵籍和民籍是分开来的。到了北周武帝天和元年（公元566年），“筑武功、[插图]斜谷、武都、留谷、津坑诸城，以置军人”（《周书·武帝纪》），府兵和府兵的家属，虽然在渭水上游有了定居的地区，但不从事耕作，兵民分治的情况，也还没有改变。所以在北周武帝建德二年（公元573年），募百姓充当府兵时，也还宣称“除其县籍”（《隋书·食货志》），说明当时兵民仍是分籍的。不过从这时起，已“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府兵已经招募均田农民来充当，军队已经对均田户开门，所以“是后夏人（汉民）半为兵矣”（《隋书·食货志》），说明府兵制已经开始和均田制结合在一起，均田户固然未必都是府兵，而府兵必然是均田户了。但是尽管如此，军民还是异籍的，所以在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的诏令中，有“初令军、人（民字避讳所改）以二十一成丁”（《隋书·食货志》）的话，军民并提，即因军民异籍而言。到了隋开皇十年，就下令“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隋书·高祖纪》），府兵户的户籍就和一般编户齐民的民籍统一起来——兵民共籍了，这正是府兵制和均田制进一步结合的必然结果。
可是从后来隋炀帝“增置军府，扫地为兵，自是租赋之入益减”（《隋书·食货志》）几句话看来，仍旧和西魏、北周时一样，军人是可以免除租调的。军人可以受田而免除租调，这是和一般均田户明显不同的地方。这里也体现了炀帝的野心勃勃，好战，为了招兵买马做的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