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新看了一下《岳阳楼记》，再加上由于最近《清平乐》热播，带我们回到了大宋王朝那个蓬勃朝气、风光无限的时代，用银幕向我们展现了一批光风霁月、桀骜率直的文人士大夫形象。因此以下内容都是从宋代文人视角，范仲淹为代表的宋代文人。
可以这么说，经过魏晋的慷慨风流、隋唐的潇洒疏放，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人设正式形成于北宋，而北宋人格的形成则肇始于仁宗一朝，百炼钢化作绕指柔，刚正执拗的背后却又不失温茹风雅之趣。因此数朝几千年，要说那大明一朝恢宏之盛，大宋这一朝则极尽风雅。
虽说近几年的明朝宋朝影视剧都是作品ip化，虽是改编小说作品，不是历史正剧纪录片，有些与史实不符，这也难免，瑕不掩瑜，作为弘扬传统文化角度来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光从这点来看，也是好的。
之前在B站上看到一个视频，讲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如今社会下到底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在电视媒体价值舆论的导引下，似乎多背几首诗或多熟知几段历史已经变相成为炫耀才学的一种途径。因此传播途径，接受者的接受能力，大众的接受能力都与之相关。
以我自己为例，从小喜欢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也如愿热爱学习古代文学，因此可在大量书籍充斥下，精神世界反而愈感虚无，也可能是我个人能力的问题，不过现实问题是，与时代脱节，曾想过如果踏上这条路，最对口的工作就是皓首穷经，焚膏继晷，研究终老，而这一切的一切只能靠情怀撑着。
后来我知道，喜欢一个物件，并不是需要去拥有它，你也可以远远欣赏它，并且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别人它的美好，足以为外人道也。诗词文赋看多了，便觉得古人思想大抵不会超出儒释道这三家，无非忠君报国、超然物外，或仕或隐的二重人格，不像读外国文学那般揭露人性之恶的畅快深刻。
以上这些牢骚之句都是我想法转变之前的一个心理过程，先聊一聊这一态度的转折点，在我读古人诗文和生平竟然有些惺惺相惜的感受。也就是最近几年才有的感受。
你可能不能理解，我盯着电视剧里的那些卓冠文坛的人物，纷纷出场，我竟然有恍惚的感觉，想到晏殊，想到欧阳修，想到曾巩，苏东坡，想到王安石，范仲淹……这就有点像乐迷们看华语乐坛纪录片讲到周杰伦第一张专辑未发表前的感觉。我写这篇文章就是想把这种同理心分享给大家，想了好久要从何说起，直到相中了《岳阳楼记》这篇几乎全中国人都会背诵的名篇。借着清平乐聊聊这个话题。
首先第一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句话就不禁让人内心波动，要知道庆历四年秋，宋代著名案件进奏院案发酵（苏舜钦请客，公款吃喝，王益柔作狂诗蔑视圣上），以苏舜钦为首的一批改革派官员接连遭到罢黜，这是仁宗对政治班底的又一次大换血。苏舜钦被革去所有职务，以布衣之身投奔苏州舅父家，接着是王洙贬濠州、富弼贬青州、韩琦贬扬州、范仲淹贬邓州（河南）、欧阳修贬滁州，标志着庆历新政的失败。而政治改革的落幕则拉开了宋代文学的巨幕，文人心态人格的形成、文风的成熟皆在此时。“庆历四年”——谁曾料到，这短短的一年竟蕴含了多少风云诡谲。
范仲淹作此文是在庆历六年九月，被贬邓州也已一年有余，三个月前他受到滕子京的《求记书》并一幅《洞庭秋晚图》，烦请他写文记颂重修岳阳楼之功绩。滕子京即滕宗谅，和范仲淹同为真宗大中祥符八年的进士，有同年同僚之谊，仲淹在经略陕西边线抗御西夏时就曾多次引荐宗谅，先是为天章阁待制知泾州（甘肃泾川），后知庆州（甘肃庆阳）。在庆州任上因为挪用十六万缗公使钱，而遭到了监察御史梁坚的弹劾，被贬岳州。滕宗谅动用公款主要是用于安抚亡士家属、犒劳边境属羌和接待游士故人，因所耗财款过大而授人以柄。滕宗谅到岳州并不曾抱怨，继续干实事，重修岳阳楼，疏凿堰虹堤，兴办学堂，发展教育，使得仅仅一年就使岳州“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他除了延请范仲淹作文外，还邀约尹洙作《岳州学记》、欧阳修作《堰虹堤记》，可见这位地方官朋友圈之广，可以说滕宗谅被贬则预示了庆历四年的时局走向。
不过文章写成之时已是事后。而且并非作者亲临，只是在邓州任上按图而作，景色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文人士大夫宽广博大的心境。除却题记，全文共有四段，前三段皆为写景，并分类探讨了阴天则悲，晴天则喜的文人感官，情随景迁，全用韵语。儿时学习岳阳楼记，最为崇拜的就是文中对景色的描绘，令人置身其中，感受天地万物的浸润。
但其实最能代表时代特点的是最后一段，思想境界高远是一方面，但如果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也有十分深远的变革意义。骈文的兴起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齐梁时期永明声律体的提出，使诗体化骈文各竞新巧，“俪采白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写得好的融情于景、清新流畅的如江淹的《别赋》《恨赋》、吴均《与宋元思书》、陶弘景《答谢中书书》等。
唐代韩柳领导下的古文运动兴起，以先秦两汉政论文为圭臬的散文体占据主导地位。唐末骈文回归，重辞藻、典故、声律、对偶，文风柔靡，其影响一直波及到北宋初期的西昆体，即以馆阁文臣杨亿、钱惟演、刘筠为代表，片面师法李商隐诗文，追求辞藻华美、内容空洞的文学流派。
到仁宗朝，文坛风气一变。天圣五年，改革科举，将具有时代政见的策论纳入考核科目中，文才、吏才、经术相结合，这直接促使文风由浮华转为质实，一批韩愈古文的崇拜者相继出现，前有宋初三学士穆修、孙复、石介为古文的积极倡导者，后有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加以变革，也就是把骈文和散文结合到一起，产生了一种新的文体——文赋，欧阳修的《秋声赋》为滥觞，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达到顶峰。
范仲淹这篇《岳阳楼记》就是文体过渡中的一篇，前三段以对语写时景，不能说超出南朝写景之文多少，但妙就妙在为最后一段的喷薄而出不断造势，一切的铺垫只为待最后一句话的说出。明人孙绪：“范文正公《岳阳楼记》，或谓其用赋体，殆未深考耳。此是学吕温《三堂记》，体制如出一轴。然《岳阳楼记》闳远超越，青出于蓝矣答。夫以文正千载人物，而乃肯学吕温，亦见君子不以人废言之盛心也。”吕温是唐代人，与柳宗元、刘禹锡参加过王叔文集团的革新运动。《三堂记》前四段分别叙述春夏秋冬不同季节文人心中所感，最后一段寄托诗人感悟，其中一句说：“不以自乐而忽鳏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穑之勤。”（这句话也是电视剧《清平乐》范仲淹出场时，晏殊评价他的一句话。）和《岳阳楼记》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意十分贴合，后者可以说是对前者的总结升华。
《岳阳楼记》比《三堂记》更胜一筹，就在于最后一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其实早在天圣四年（1026），范仲淹掌教南京（河南商丘）应天书院时就已提出，《南京书院题名记》中有类似的句子：“有忧天下之心，进可为卿大夫者，天下其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为乡先生者，亦不无矣。”
说明范公始终践行着这一人生信条，并且愈是逆境，愈加炉火纯青，最终借着《岳阳楼记》的对句浑然而出，震古烁今垂范后世，使之前铺垫的所有辞藻都黯然失色。
就像我这篇分析文章，费尽周折绕了一大圈，又是介绍时代背景，又是论述文体发展的，最终只为引出眼前这段文字：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格局”。我尽量避免用“境界”一词，因为这显得太远了，太超脱了，让人够不着。至少他们能感动你。就可以了。至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叫范仲淹，记得有这么一群宋代文人，了解这么一段历史，珍惜这惺惺相惜的共情。
经过近代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洗礼”，有很多人在看到传统文人类似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这种具有儒家正统价值观的言论，总是敬而远之，甚至感到又大又空，在如今娱乐至死的后现代世界里越发显得格格不入，似乎看那些嬉笑怒骂，揭示人性丑陋的艺术作品更有存在感。
我不想谈什么当下文化的无根性，现代年轻人的人格偏执，只是想反观自己，因为我也是如今这个社会上浮躁迷茫中的一个，一个带点抑郁质，整天神经兮兮，不知所求中的一个。
但我很庆幸，还知道感动，为宋代士大夫们而感动，他们无所畏惧，为天下人请命；他亦有所畏惧，怕不能日干夕惕，时时勤勉。试想我那些生活的小烦心事，在这样一种使命感面前是显得多么微不足道，他们格局决定了人生的上限。
我不是想歌颂什么空泛的伟大精神，只是想踏踏实实地认认真真地重新审视那群率真可爱的人。
最后用一句话总结：我自知，我这一生做不了苍穹皓月，也成不了漫天繁星，自然是没有光辉流转，照耀四方的辉煌，却也甘心仿做那川泽流萤，或可三山五岳微光盈盈，或可斗草踏春含溪怀谷。
2020 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