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在周一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公司，却发现整栋楼都不见了，你会是怎样的反应？如果你不在意，并且周围的社会也不怎么在意，那么，你终于丢掉了一份“狗屁工作”。

这是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Bullshit Jobs：A Theory）一书中设想的场景，也是他提出的最容易鉴定“狗屁工作”的方法——假设这个职业“嗖一下”消失了，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格雷伯坚定地认为，如果护士、教师和垃圾清理工转瞬之间不复存在，我们的生活将会“迅速陷入困境”。但是，“如果消失的是这个世界所有的人力资源顾问、沟通协调员、公关研究员、金融策略师、电话推销员、企业法律顾问，那人类是否会面临无法生存的情况，就不好说了”。

人们需要在工作中感受自我的意义

从理性的角度考量，人们常常倾向于选择消耗最少却能获得最大收益的行为。按照这个逻辑，不用做事还可以拿钱，应该是一份绝佳的好工作。可格雷伯却认为，“一份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领薪水的职业”就是“狗屁工作”——哪怕它能带来不错的收入。

根据他引用的民调数据，有37%的英国人觉得自己的工作对世界没有贡献，40%的荷兰人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尽管这些数据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驳——剑桥大学社会学家援引欧盟的数据，认为“狗屁工作”的比例在10%以下。但无论如何，提出问题依然是必要的。

现代工作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甚至用“整个社会的文明搭建在工作之上”形容也不为过。工作占据了我们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们想要在工作中施展自己的能力，这本身就是目的。”阿尔·吉尼和特里·沙利文的研究指出，工作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还有极其重要的定义自我的能力。

然而，“狗屁工作”使劳动失去了“创造的神圣性”，人们很难通过工作来找到自己的意义——于是转向了消费，用我们穿的衣服、听的音乐、追的球队等来表达自己。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世界上最残酷的折磨便是强迫人无休止地做一件明显毫无意义的工作。格雷柏甚至将这种影响认定为“精神暴力”，“会让这个人的创造力、想象力逐渐走向枯竭”。

中产阶级职业更容易受到“狗屁化”影响

接待员格特的工作是，每天接一两通前台电话，然后保证接待台上的糖果盘里有足够多的薄荷糖。

这是格雷伯划分的五类“狗屁工作”之一的“随从”工作，其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为了衬托他者的重要性，比如接待员就是为了让公司看起来更严肃专业。除此之外，还有“打手”“拼接修补者”“打钩者”和“分派者”四类“狗屁工作”。

负责影像后期制作的汤姆经常会接到一些广告业务，需要修饰画报上的明星外表，让他们看起来头发光亮、皮肤无暇。汤姆认为自己的工作分为两部分：制造需求，夸大号称能解决这些需求的产品的效果。让他感到痛苦的是，他清楚自己的工作会“潜移默化地改变观众心中对真实外貌与身材的认知”，然后引发人们的外貌焦虑，从而“成功帮助客户推销出那些其实并没什么用的产品”。

这一类工作被格雷柏概括为“打手”，它常常带有一定的操纵性和进攻性，甚至会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他认为，大部分广告从业者、公关专员、电话推销员和企业律师都符合这类情况。

拼接修补者的岗位则是为了解决某个本不该存在的问题。“就好像发现房顶漏水后，房主觉得找专业人士修理屋顶太麻烦了，于是就在漏水处下方放了个水桶，然后雇人全职来照看这个水桶，定期把水桶里的水倒掉。”这类工作的创造者不是一开始就解决问题，而是在损失达成后，再去雇用全职员工来处理这些损失。

“狗屁工作”甚至还要包括一些辅助性行业，例如给狗狗洗澡、外卖送餐服务等，“所有这些工作的存在不过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花费了太多时间在工作上而无暇顾及其他。”

凯恩斯曾在上世纪30年代预言：“到20 世纪末，科技水平将足够进步，以至在英美等国家，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长会缩短至15小时。”然而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发展，我们每周工作40小时甚至50小时，虽然实际有效工作时间可能确实不过15小时。

格雷伯认为，中产阶级职业要比工人阶级职业更受“狗屁化”的影响。美国《2016-2017 年度企业工作状况报告》显示，办公者花费在个人实际工作上的时间从46%降至39%，而电子邮件处理、无用会议、行政工作的时间花费，则都有2%-5%的增长幅度。

在格雷伯认定的“非狗屁工作”名单里，有护士、公交司机、牙医、街道清洁工、农民、教师、维修工、园丁、消防员、水管工、记者、安全检查员、裁缝、警察等职业，并且“一个人的工作越是明显地对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劳就越低”。

工作时间到底是谁的

老板雇佣的究竟是员工的工作能力，还是他们的时间？人们为什么要“假装工作”？这是格雷伯小时候做洗碗工兼职时就遇到的问题。

在遇到餐厅爆满的情况后，为了证明自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洗碗工”，他和其他洗碗工齐心协力刷完了一批又一批的碗。在忙完休息时，老板发现了他，问他为什么在偷懒：“我不管现在有没有碗需要洗，你们现在的时间就是我的！下班后你们爱怎么混怎么混，现在都给我回去工作！”于是他们被派去刷亮那些已经刷过一次的踢脚线。

格雷伯很快就吸取了教训：工作时效率不要太高。“被迫做出假装工作的样子，是我们遇到的最大羞辱。因为根本不可能假装，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这不过就是纯粹的侮辱，就是老板想要施展他的权力而已。”

既然员工的时间属于支付工资的老板，因此大多数员工也会喜欢用各种方式“抢劫老板”。为了在自己的“狗屁工作”岗位上待下去，他们不得不假装工作。

有人在上班的同时进行即兴音乐创作，从枯燥乏味的会议中提取出元素，创意性地融入放克音乐里。有人工作3个月，写了一部戏剧出来，因为他的主管对工作时长要求很高，但对工作效率漠不关心，“具体在做什么他不管，只要比他下班晚”。

但更多人被困在办公室里无事可做的时候，很难想出办法有价值地打发时间。“利用这些碎片化时间去投入需要思考和创作力的事情，往往需要一个人足够勇敢和坚定。”此外，几位英国学者曾经发现，如果一个工作不辛酸、不付出，就不会有工作的意义感。“摸鱼”虽是一味解药，但它终究不能解决根源性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