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九、关注对决定的阻抗
为什么做决定这么困难呢?在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的小说Grendl中，主角迷惑于生命的神秘，向一位智慧的牧师咨询，结果牧师说出了两个十分简单的句子：所有的事情都会消逝，一个选择的做出排除了所有其他选择的可能。
“一个选择的做出排除了所有其他选择的可能”，这个概念存在于许多决策困难之中。每一个“是”必然对应着一个“否”。做决定是昂贵的，因为决定需要放弃。这种现象吸引了各个时代的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想像是一条饥饿的狗无法在两块具有同样吸引力的食物之间进行选择；中世纪的学者写了布里单的毛驴(Burridan’s ass)的故事，这头毛驴因为无法在两包香味相同的干草之间进行选择最后饿死了。
在第四十二节中，我把死亡描述为一种临界体验，能够使任何人从一种日常的生活状态中转入一种本体论的状态(一种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存在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更容易发生改变。决定是另一种临界体验。它不仅仅使我们直接面对自己在何种程度上正在创造着自己，也使得我们必须面对可能性的限度。做决定使我们与其他可能性相隔绝。你选择了一个女人、一个职业、或者一所学校意味着你放弃了所有其他的可能性。我们越面对自己的局限，就越要放弃一些关于自己的神话，例如自我的特殊性、无限的潜力、不朽以及对生物定律免疫。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海德格尔称死亡为进一步可能性的不可能(impossibility of further possibility)。很难作出决定正是因为它会同时让我们面对有限性和无根基性，这二者都是充满焦虑的领域。所有的事情都会消逝，一个选择的做出排除了所有其他选择的可能。
五十、通过提供建议促进自觉
虽然我们主要通过让病人承担责任以及暴露对于决定的深层次阻抗来帮助病人处理和决定有关的困境，但是每个治疗师也都会使用一些其他的帮助技术。
有些时候我会提供建议或者建议做出特定行为，这不是用来替病人做决定，而是为了动摇一种已经深深扎根的思维或者行为方式。例如，麦克(Mike)是一个34岁的科学家，使他痛苦的是在即将到来的一个旅行中，他是否应该去拜访自己的父母。在过去的几年中，每次他决定去拜访父母之后，都会毫无例外地和他粗暴的蓝领工人父亲大吵一架，因为他的父亲讨厌去机场接他，指责他为什么不自己租一辆车。
他上次回家在机场就引起了一个“火爆”的场面，以至于他不得不缩短行程，而且走之前再也没有和父亲说过一句话。但是他想见到母亲，他和母亲关系一直很近，而且他的母亲和他一样认为他的父亲是个粗俗的、冷漠的守财奴。
我敦促麦克去拜访父母，但是要告诉父亲说他自己要租一辆车。对于我的建议，麦克显得十分震惊。他的父亲总是在机场接他，这是他父亲的角色。如果不再需要父亲，他可能会感到受伤。而且为什么还要浪费钱呢?为什么要花钱租一次车然后一两天都不会再用到它呢?
我提醒他说他作为一名科学家的薪水是他父亲的两倍还多。如果他担心自己的父亲受到伤害，为什么不先和父亲通过电话温和地商量一下呢，向他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决定租车。
“给我父亲打电话谈?”麦克说，“这不可能。我们从来不打电话，我打电话的时候只和我妈说话。”
“这么多规则。这么多固定的家庭规则。”我边想边说，“你说你希望你和父亲之间的关系能够改变?为了实现这一点，一些家庭规则可能必须要改变。在电话上、或者面对面、或者通过信件来敞开讨论所有的事情会有什么危险?”
最后病人同意了我的劝告，以他自己的风格和角度，开始着手改变他和父亲的关系。对于家庭系统的一个部分的改变通常会影响到其他部分。在这个案例中，他的母亲取代了他的父亲在好几周中成为了家庭的主要问题。最后，这一点也得到了解决：家庭逐渐走到了一起，麦克深刻感觉到他自己在创造和维持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上所起的作用。
另一个病人贾里德(Jared)不能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更新自己的绿卡。虽然我知道在他的拖延下面有着十分丰富的动力学素材，但是我们不能立刻处理，因为如果他不立刻行动的话，他会被迫离开这个国家，不仅仅放弃了一个有前景的研究职业和一段正在迅速发展的恋爱关系，而且也不得不放弃治疗。我问他是否需要我帮助他进行绿卡的申请。
他回答说需要，于是我们一起勾画了一个行动的过程和计划：他保证，在未来的24小时内，他会通过电子邮件给我他请求自己过去的教授写推荐信的内容，在下一次治疗的时候，他会把完整的申请材料带到我的办公室里。
这个干预足以解决绿卡的危机，使得我们可以把注意力重新转移到他的拖延的意义上来：他对于我的干预的感想，他希望我代替他做事，还有他对被观察和帮助的需要。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一名叫做杰伊(Jay)的病人，他决定要和梅格(Meg)分手。梅格和他之间的关系已经持续了几年，她是他妻子的密友，在他妻子去世前曾经看护过她，然后支持他度过了3年的丧偶期。他一直依靠着梅格，在此期间和她住在一起，但是，当他逐渐从悲痛中恢复过来，他意识到他们彼此并不合适，而且经过了一年的犹豫不决，他终于开口请她搬出去。
虽然他并不想梅格做自己的妻子，但是他十分感激她，并且提供给她一个他名下的免租金的公寓。然后他和其他女人有了一系列短期关系。每当与一个女人的关系结束时，他会因为孤独而感到如此痛苦以至于会重新回到梅格身边，直到另一个合适的女人出现。与此同时，他一直给梅格微小的暗示：也许他们最终会成为夫妻。梅格的反应是暂时搁置自己生活的步子，永远处于一种等待他的状态。
我暗示他说他的欺骗行为不仅仅造成了梅格在生活中的停滞，也要为他自己的不愉快和内疚感负责。他拒绝承认他的欺骗行为，并且以他慷慨地提供给梅格一个免租金公寓作为证据。我指出，如果他真的对她慷慨，为什么不以一种不让她等他的方式提供这一切呢?例如，直接给她现金或者把房屋转让给她。几次类似的面峙性会谈最终使他对自己和我承认他很自私地拒绝让她走，他想要让她等着，作为一个后备，作为抵抗孤独的最后保险。
我暗示他说他的欺骗行为不仅仅造成了梅格在生活中的停滞，也要为他自己的不愉快和内疚感负责。……
在以上谈到的所有例子中，我给出的建议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鼓励探索的手段：探索家庭系统、探索拖延的意义和好处以及依赖他人的需要、探索欺骗的性质和后果。
通常能够给予帮助的是建议的过程而不是建议的具体内容例如，一个向我咨询的医生陷入了令人瘫痪性的拖延之中。他和医院之间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不能够完成医学记录，结果他的办公室里堆积了几百份小山式的记录。
我尝试了所有的方法让他有所行动。我去他的办公室评估任务的大小。我请他带着记录到我的办公室来，对着录音机口述，这样我可以针对口述技巧提供建议。我们建立了每周口述的计划，我会给他打电话以确保他按照计划行事。
所有这些具体的干预都没有用，但是他毫无疑问被整个过程感动了，也就是我对他的关心超过了我办公室的界限。这使得我们的关系有很大进步，最终产生了好的治疗工作，使他找到自己解决积压事务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