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独立思考

——从根本上说，只有我们独立自主的思考，才真正具有真理和生命。

  假如一个庞大的图书馆被弄得乱七八糟，其用途就不如一个小型然而井井有条的图书馆。同理，你可以积累丰富的知识；不过，你要记住，假若你对这些知识并不进行独自的深思熟虑，这些丰富的知识给你的价值，就比少量的知识给你的价值要小得多。因为只有当你把每一真理都同其他真理比较后，你才会使你的知识有条不紊，你才可能真正占有你的知识，把它变为你自身的力量。你能够深思熟虑的仅仅是你所知道的东西，因而，你应当主动学习；反过来说，你所能知道的也仅仅是那些你深思熟虑的东西。

看来，你可以自觉地使自身投入读书和学习中，然而，你实际上不可能使自己完全投入思考：思考需要精心培植，就像火苗需要风扇助力一样。它需要对其本身的目的保持某种兴趣。这种兴趣，或是一种客观的兴趣，或是一种纯属主观的兴趣。后一种兴趣只可能关注影响我们个人的东西；而前一种兴趣只属于那些就其本性便愿意思考的人，即那些把思考看作与呼吸一样自然的人，而这类人微乎其微。这就说明，为什么大多数学者并不会思考。

大脑凭自身独立思考所产生的效果，与那些通过读书所产生的效果之间存在的差异，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所以，使人的心灵下决心思考与使人的另一部分心灵下决心读书这种根源性的差异，乃在继续扩大。这是由于，读书是强行在人的头脑中注入思想；这些思想在读书的时候，与人们心灵的情绪和指向是背道而驰的。这就如印章在蜡块上打下其印记一样。心灵完全听凭外在的强制，毫无兴致地去思考这、思考那。相反，当独立思考时，心灵任随其自身的兴致。此时，思想更多的是被它周遭直接环境所决定，或由联想或其他东西来决定。而可见的周遭直接环境并不像在读书时那样，向心灵强行注入某种单一的思想；它们只向心灵提供思考的契机和素材，让心灵按适应其本性和当下情绪的方式去思考。其结局是：大多数情形下，读书都会使人的心灵失却弹性，就像久压的弹簧一样。

所以，一个人若想在根本上决不具有一点个人的见解，那么，最保险的方式，就是在你有空的时候立即拿起一本书。实际生活中这种情形的存在，正好说明，为何博学使大多数人变得迂腐和愚笨，还不如按他们的本性任其发展；而且，还使他们的写作失却所有生动活泼的感染力，他们正如普柏所说：持续地读个不停，但自己的书却从没有人读。

从根本上说，只有我们独立自主的思考，才真正具有真理和生命。因为，唯有它们才是我们反复领悟的东西。他人的思想就像别人餐桌上的残羹，就像陌生客人落下的衣衫。

读书仅仅是独立思考的一个代用品。它意味着让他人引导你的思绪。于是，许多书的作用，不过是告诉人们使你铸成大错的方式有多少，使你误入歧途的程度是如何的深，假如你真要听它们的引导的话。——所以，只有当你自身的才志枯竭时你才应去读书；当然，才志枯竭即便在仁人智士那里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时常或有这样的情形发生，一个你凭独立思考缓慢和苦苦思索都不得其解的真理或洞见，会在某一天被你在一本已经写成的书上轻易地发现。但是，假若你是经由自己的独立思考达到这一点的，那么，在更多的时候会更有价值。因为，只有在此时，它才会作为一个内在部分和活生生的成员进入你思想的体系中，与你的思想结成完美和牢固的和谐，与它的其他推论和结论协调一致，带着你整个思维方式的色彩、印记，并在你所需要的时候随叫随到。因而，可以说，它已经坚固和永远定居在你的心灵中。歌德诗歌中，对此有完美的运用，甚至作出完美的解释：

那些你从父辈继承而来的东西，

你必须首先通过自己去赢得它，

如果你想真正占有它的话。

一种纯粹靠读书学来的真理，与我们的关系，就像假肢、假牙、蜡鼻子或人工植皮。而由独立思考获得的真理就如我们天生的四肢：只有它们才属于我们。这就说明，为什么一个思想家和一个学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

那些终其一生于读书和靠书本获得智慧的人，就像那些凭旅行指南了解一个国度的人一样。他们可以对大量事物都采撷到一些信息，但在根本上，他们并不具有对该国度究竟如何的联贯、清晰、全面的知识。相反，那些毕其一生于思考的人就像那些亲自访问过该国度的人，唯有他们才真正的熟悉这个国度，具有关于它的联贯知识，而且才真正在这个国度中流连忘返。

独立思考的人与日常那种书本哲学家之间的关系，就像目击者和史学家之间的关系一样。前者所吐露的是他自身的直接经验。这就说明，为什么独立思考的人之间，其观点在根本上都是一致的，他们的差异仅仅是出自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因为他们所表达的只是他们客观上领悟的东西，相反，书本哲学家们，所报告的或是这个人所说的东西，或是那个人所思考的东西，或是另外一个人又反对的东西，等等。所以，他要比较、掂量、批评这些陈述，进而找到问题的真理所在。由此看来，他实际上酷似具有批评眼力的史学家。

纯粹经验与思考的关系，就像进食与消化的关系一样。当经验夸口说，唯有通过它的发现人类知识才会发展时，就像口腔夸口说只有它维护着身体的活力。

第一流的心灵之特征在于：做出所有判断之直截了当性。它所产生的任何事物都是独立思考的结果，而且，在任何地方都明白地宣告这一原则。真正独立思考的人，就像一个君主一样，他不承认有任何人能在他之上。他的判断就像君主的判断，完全是直接出自他自身的绝对权力。他只接受一个君主应当享有的权威，他只承认他所认定的合法性。

在现实的王国中，无论我们可以感到何种惬意、幸福、快慰，然而，我们总逃不掉引力的影响，我们总是不断地与这种引力抗争着。相反，在思想的王国中，我们的心灵逍遥自在，无重负，无需求，无烦扰。这就说明，为什么在尘世的幸福中，罕有与心灵自身在其适意之时所寻得的美妙和成效相匹敌的东西。

有许多思想，对于深思这些思想的人是极有价值的。但是，当他们把这些思想变成铅字后，这些人中，只有极少数才会勾起一个读者沉醉于中的阅读兴趣。

总之，只有那些从一开始就是由你内心指导而进行的思考，才具有价值。思想家，可以被分成以下两种情形：那些由其自己内心的指导而进行思考的思想家，和那些受他人指导而进行思考的思想家。前者是真正的为其自身的思想家，他们是真正的哲学家。他们内心之中本身就充满了热情。他们生存的快乐和幸福全在思考活动之中。后者是雄辩家，他们把自己表现为思想家，进而从他们企求自他人那里得来的东西中去寻找幸福。这就是他们渴望的东西。一个人，究竟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思想家，可以从他整个的风格和气质中很快地看出来。李希腾堡是前一类型之典型，而赫尔德则是后一类型之代表。

当你思考着生存的问题是如何重大和急切的问题时——你会发现生存本身是暧昧的、恼人的、不定的、梦幻的。你会看到，这个问题是如此的重大和急切，一旦你意识到它之后，它就会使其他问题和目标都黯然失色、模糊不清。而且，当你看到，人类除了个别例外，是怎样忽视这个问题而只关心这个问题之外的其他问题，只思考今日之事和他们个人的浅近未来时，你会发现，他们不是断然拒绝考虑这些问题，就是自我陶醉于某种流行的形而上学体系。我想，当你看到这一切时，你也许会得出这样的看法，说人是思考的存在物，只有在这个术语最广义的意味上才可成立，而且，对人类表现的懒于思索和愚蠢也就不再大惊小怪了。你毋宁会认识到，虽说一个正常人的智慧水准比动物的水准高一些（实际上，动物只生存于持续之现，并未意识到过去或将来），但是，这种差别并不像通常所设想的那样是如此的不可计量。

精神产品要受到赞扬，其命运往往不幸。它必须要等待那些本身只能写点低劣作品的人，来吹捧它高尚。一般说来，它必须从人类的判断力手中，接过自己的皇冠；就像宫人无生殖能力一样，这种判断力，对大多数人来说，也的确是微乎其微。他们并不懂得如何识别真假良莠，如何辨认真金黄铜。他们感受不到平庸和超凡脱俗之间的巨大差异。没有人独持己见，大家都是人云亦云，这是超凡脱俗之人难以发现的口实：这也是平庸之辈尽力让不寻常之人脱颖冒尖的伎俩。其结果，就造成了一句古老诗歌听说的那种退化现象：

大地上，哪有伟人的宿命？

他们不再生存，人们不欣赏他们。

一旦有真诚和优异的大作问世，它首先面临的是，它的前进道路上，充斥了不少低劣的作品，而且这些作品还被人们看作是杰作。它费尽口舌拼命为自己争得一席地位，并参与到时髦的潮流中去。不需多久，它很快就被人世间涌现出的那些矫揉造作、头脑简单、粗俗不堪的模仿者所淹没，这样，它就可以悄悄顺利地进入到天才的殿堂之中。由于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原作者严肃地认为这些模仿者同他一样都是伟大的作家。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伊阿特遂用这样的诗句引出了他著名的二十八个文学寓言：在任何时候，那些庸俗的大众，

总是良莠不分、黑白颠倒。

莎士比亚一去世，他的戏剧就让位于本·琼生、马辛杰、鲍蒙特以及弗莱彻，而且，一百多年来都一直拜倒在这些人的门下。同样，康德一丝不苟的哲学思考，却被费希特这个骗子，谢林这个变色龙，雅各比那唬人和虚假的胡说，以及最后发展到黑格尔这个纯粹无赖等人所取代。黑格尔还被人们抬高到一个比康德高得多的地位。即便在那些大多数人都熟悉的领域，我们也发现，瓦尔特·司各特先生这个无与伦比的大师，被那些一钱不值的模仿者很快就踢在一边了。这就在于，任何地方的公众都不能感受出那些优异的东西，因而，要感受那些在诗歌、艺术和哲学领域的成就，其人数就微乎其微了。而这些领域的著述，才值得我们特地注意。所以贺拉斯说：

上帝、人类、甚至大街上的广告牌，

都不允许诗人成为一个平庸之辈。

那些缺乏正确判断的可悲情形，充分表现在科学领域，表现在那些错误的和被人拒斥的理论的苟延残喘中。一旦这些理论被人们接受后，它便会阻扼真理达五十年或数百年之久，就像石头筑起的堤坝对海浪的制止一样。哥白尼甚至在时光流逝了近百年后，还没有取托勒密而代之；培根、笛卡尔、洛克，在开辟自己的道路时，花了极为缓慢和漫长的时间。牛顿也复如是。人们可以看一看莱布尼茨在与克拉克争论时，是怎样对牛顿的引力体系报以仇视与轻蔑。虽然牛顿在他的《原理》一书出版后还活了四十年，但其理论却是在他临死时才受到一部分人的青睐，而这只是在英格兰；在英国之外的地方，照伏尔泰对其理论的描述看，其追随者不过二十人。正是由于伏尔泰的这篇描述的缘由，牛顿的理论才在他死了二十年后在法国得到人们的承认。当时，法国人正坚定、顽强以及充满爱国情怀地沉醉于笛卡尔的旋流中。而就在四十年前，法国的学校对笛卡尔哲学却是完全禁止的。不过，达热苏司法官仍不给伏尔泰以阐述牛顿学说的出版权。相反，牛顿提出的荒诞不经的光学理论，在歌德光学理论问世了四十年后，仍在这个研究领域居于至高无上的霸主地位。虽然休谟笔耕甚早而且完全以通俗的笔调写作，然而，他在五十岁之前，却无人注意或被人忽视。康德毕生都在写作和教学，然而，他在六十岁后方有声名。艺术家和诗人的园地，多少比思想家的宽广一点，因为他们的读者群要多至百倍。不过，在莫扎特、贝多芬有生之年，公众又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呢？人们是怎样对待但丁，是怎样对待莎士比亚的呢？如果莎翁的同时代人多少看重他的一点价值，那么，在那样一个绘画业空前繁荣的时代，至少会给我们留下一幅描绘他的杰出和可信赖的画像！而现在，只留下一些非常使人怀疑其真实性的画像，以及一幅十分拙劣的铜版雕刻，还有在他墓台上的那幅最糟糕的半身像。这样缺乏判断的可悲情形，还在于这样的事实：每一世代，早先时代的优秀作品无疑都受到赞扬，而其本身时代的东西都无人赏识。本应倾注在这些作品上的力量，却花费在那些低劣的粗制滥造之物上。于是，当货真价实的东西在它本身的时代出现后，人们认可它是非常迟缓的。